赵 鹏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北京 100088)

1 问题的提出

数字技术的兴起革命了信息获取、传播、记录和解释的方式，大幅降低了社会成员间协作的成本，根本性地改变了整个社会的生产、社交和娱乐的组织方式。这一技术具有全面改造经济、社会活动的潜力，因而激发了关于数字经济的理论[1]和政府战略[2]。近年来，发展数字经济也进入我国公共政策议程的核心：2016年，G20杭州峰会发布了《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强调数字经济对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意义[3]；2017年3月，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及数字经济，并强调“推动‘互联网+’深入发展、促进数字经济加快成长[4]”；2017年10月，数字经济更是被写入十九大报告。

从相关政策文献来看，中国政府对数字经济的定义具有两个突出特点：其一，强调通过数字技术改变社会互动方式，使各类主体、服务和技术创新相互融合，引领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并改造传统经济[5]，这与一些国家狭义地将数字经济定义为信息、通信、媒体和传播等领域[6]有着巨大差异；其二，其对数字技术的定义亦是广义的，不限于运用二进制进行运算、加工、存储、传送、传播的底层技术，而是包括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金融科技与其他新兴技术在内的广义数字技术[3]。

由于政府的战略意图是运用广义的数字技术推动经济社会全面转型，法律层面的回应便不能仅限于知识产权等部门，而必须全面关注数字技术广泛应用对法律体系的变革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