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雨霏

摘  要：中国早期的知识分子主要以仕为职业，当他们决定归隐的同时，也就意味着放弃了传统的饭碗，这时，渔钓便很自然地成为其聊以维持生计的手段之一，如庄子钓于淮水即此。然而，渔钓与隐逸的关系，远非糊口这么简单，其间深藏着极其丰富的隐逸人生哲学的象征意蕴。

关键词：先秦;隐士;渔父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33-0-02

1.渔钓与隐逸之关系

捕鱼是早期人类的一种主要谋生手段，《易传.系辞下》：“古者包曦氏之王天下也……作结绳而为网署，以佃以渔。”在我国最早的文字史籍甲骨文中，已有有关渔猎的记载。而在《诗经》中，其描述又渐趋细致，如《卫风·竹竿》：“鳌霍竹竿，以钓于淇。岂不尔思？远莫致之。”《小雅·采绿》：“之子于狩，言振其弓。之子于钓，言纶之绳。”

鱼生于水，渔亦必于水，而先秦道家向来对水怀有深情的爱恋和崇高的敬意，并赋予生命之源的水以道家隐士的特征。《老子》第八章：“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庄子·刻意》：“水之性不杂则清，莫动则平，郁闭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道和德是道家隐士所追求的最高人生境界，天（自然）则是道家隐士所效法的对象，老子称水“几于道”，庄子称水为“天德之象”，其评价之高，可谓“无得而称”了。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相对而言，儒家近于仁者，而道家则更近于智者。水的灵动而不拘执的特性，也正是道家隐士为了在大道业已沦丧的时代追求个人适性而采取的处世态度。

除开水之德、舟之性的象征意味，现实中水域之风景清佳、闲旷宜人，这也是“古来贤哲，多隐于渔”的一大原因。《庄子·刻意》中有一段话就道出了隐士的这一偏爱：“就数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闲暇者之所好也。”《吕氏春秋·观世》亦云：“欲求有道之士，则于江河之上，山谷之中，僻远幽闲之所。”南朝吴均乘舟经过风景秀美的富春江时感慨道：“莺飞峡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返。”这也就难怪汉代的严子陵要选择在这条江边隐居垂钓了。

2.作为道家隐士的渔父形象

《渔父》在《庄子·杂篇》，陈鼓应先生总结其大意云：“（（渔父篇》，主旨阐扬‘保真思想，并批评儒家礼乐人伦的观念。孔子坐在林中杏坛，见一白眉被发渔父，渔父斥孔子‘擅饰礼乐，选人伦，指责他‘苦心劳形以危其真，教导孔子要‘谨慎修身，保持本真，使人与物各还归自然。渔父，为一隐逸型的有道者。”《庄子》一书塑造出渔父这么一个道家隐士来对孔子进行教导，并非空穴来风、毫无根据，孔子在其一生游历中，的确遇到过不少隐士，比如长沮、架溺、楚狂接輿、荷徐丈人、微生亩、石门晨门、荷赘者等等，而且他们大多数都对孔子进行过善意的批评和劝导。我以为，《渔父》作者是个对孔子非常了解的人，《论语》中有关孔子的言行事迹对《渔父》故事情节的形成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其理由如次：其一，《渔父》篇中，渔父先是与子路交谈，在了解孔子的为人及主张之后，对他作了一番否定的评价，然后即引船而去。而在《论语》记载中，孔子有三次与隐士发生关系也都是以子路为中介，隐士对孔子的评价和劝告都是通过与子路的交谈来传达的，他们之间并没有真正见过面。大约深知孔子用世之心太重而无可救药，《论语》中几乎所有隐士都不愿直接与孔子辩论，或是“趋而辟之”，或是“至则行矣”，这与渔父同子路言毕即去完全一致;只不过出于作者要其主人公对孔子授以大道的安排，渔父才不得不在孔子恭敬备至的请求下又回过头来对其进行了一番训示。其二，《渔父》的部分情节和言论与《论语》中的一些描述极为相似，又《论语·宪问》：“微生亩谓孔子曰：‘丘何为是栖栖者与？无乃为按乎？”《渔父》：“莫之顾而进之，谓之馁。”都是在讥讽孔子虽遍历诸侯不见重用却仍就游说不休。

其三，在《论语·微子》中，子路曾对隐士荷葆丈人进行过严厉的批评，谓其“不仕无义”，“欲洁其身而乱大伦”，于是，《渔父》的作者便把他塑造成一个缺少悟性难体大道的人物，连其老师孔子都说他“甚矣由之难化也！湛于礼义有间矣，而朴鄙之心至今未去”。这不能不说是因他对隐者出言不逊而给予的一个小小惩戒。

《渔父》的道家隐逸思想，集中体现在三段话中，其一是渔父听完子路对孔子的介绍后作出的一个评价：“仁则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劳形以危其真。呜呼，远哉其分于道也！”道家隐士是以追求个人适性为人生第一要义的，而孔子高举着仁义的大旗汲汲于救世，“苦心劳形以危其真”，此即道家所谓“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所以渔父批评他“远哉其分于道也”。

在孔子的虚心求教下，渔父开始启发他：“天子、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能去八疵，无行四患，而始可教已。”这无非是在暗讽孔子太多事，不能无为。然而孔子不悟，渔父便用了“人有畏影恶迹而去之走”这个绝妙的比喻予以提示，然后非常直白地说出第二段重要的话来：“子审仁义之间，察同异之际，观动静之变，适受与之度，理好恶之情，和喜怒之节，而几于不免矣。谨修而身，慎守其真，还以物与人，则无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所谓“审仁义之间”等等，可以用道家的一句话来总结，即“缮性于俗学”，这样做当然会“几于不免”了。只有保持个人天性，使人与物各还归自然，这样才不会有什么累害。

第三段是渔父最后说的一段总结性的话，它是本篇思想的核心，也是渔父向孔子传授的真正的“大道”：“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于人，不知贵真，禄禄而受变于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湛于人伪而晚闻大道也。”

这里明确指出所谓“真”即是人的自然本性，亦即道家隐士所适之性。圣人效法自然珍贵本真，不为人为的世俗之学所拘;愚者却正好相反，故显得有所不足。

许多学者均认为《渔父》篇混杂有儒道两家的思想，比如陆钦说：“在‘法天贵真的议论中，也夹杂‘事亲则慈孝，事君则忠贞的观点，可见文章道儒观点混杂。”郭维森也说：“作为庄子后学所作的《渔父》篇，思想比较驳杂。作者一面批评孔子‘苦心劳形以危其真，另一面却又在设计理想政治的蓝图。

他说：‘天子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离位而乱莫大焉。官治其职，人忧其事，乃无所陵。然后分述庶人之忧、大夫之忧、天子诸侯之忧等等。这一套设想，岂不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主张。”对此我提出一点个人的不同看法：

首先，在渔父发表“天子诸侯大夫庶人云云”这段言论之前，已经非常明白地说过这样的话：“吾请释吾之所有而经子之所以。子之所以，人事也。”意谓渔父要用自己的大道来帮助孔子分析一下他的行为，可见后面说的都是“子之所以”，是孔子的所作所为。我以为这里渔父所使用的其实是辩论中常用的一种假设让步法，意谓即便如你所说，但你的做法还是错误的。试看，他先退一步肯定儒家“天子诸侯大夫庶人”各有其职司的说法，然后顺势得出孔子“上无君侯有司之势，而下无大臣职事之官，而擅饰礼乐、選人伦，以化齐民，不亦泰多事”的结论。况且我们还要注意渔父所说的是：“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这已经带有了道家无为而治的色彩。

其次，渔父说：“真者，精诚之至也……其用于人理也，事亲则慈孝，事君则忠贞，饮酒则欢乐，处丧则悲哀。”我在前面已经说过，道家主张“绝仁弃义”并非反对仁义本身，“大道兴隆，仁义行于其中”，在道家的“道德”中已经包涵了仁义，但道家反对将其特地标举出来，认为这是“散朴”。明乎此，我们就可以真正理解渔父这段话的意思了：人只要保持其本真天性，自然而然就能做到慈孝忠贞;相反的，儒家过于看重外在形式，大肆标榜慈孝忠贞，其结果反而会导致人心不纯，竞相作伪以盗取名爵。

第三，《渔父》篇中明明说过：“仁则仁矣，恐不免其身。”“礼者，世俗之所为也。”作者应该不太可能在如此短小的一篇文章中又自相矛盾地肯定儒家观点。常言道：看菜下饭，看人说话。渔父劝导的对象是儒家的祖师爷孔子，言谈中自然不免要涉及到一些儒家的主张，如果因此就断定篇中杂有儒家思想，恐怕有欠斟酌。

参考文献：

[1]隐士与中国古代文学[M]. 湖南教育出版社， 李生龙著，2003.

[2]试论先秦文学中的隐逸情结[D]. 孟庆茹.东北师范大学，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