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广媛

摘  要：毕淑敏的文学创作与其生活经历紧密相连，研究综述根据对毕淑敏作品的题材、体裁、创作风格与主旨的变化进行总结和归纳，将其作品分为三大类，以期对毕淑敏的作品进行客观以及更深入的研究。

关键词：毕淑敏;题材;小说;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33-0-02

毕淑敏生于1952年10月出生于新疆伊宁，后随父母迁至北京，在1969年从军入伍，在西藏高原部队当兵11年。1980年转业回北京，在一家工厂的卫生所当医生。1998年至2002年，毕淑敏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进行为期四年的心理学硕士、博士课程的系统学习。毕淑敏于1987年发表《昆仑殇》开启创作生涯，大部分都是以她以往的生活经历为素材经过在再加工创作而形成的文学作品。她说：“我只敢写我大致经历过的事情，我只敢描述我确有把握的感觉和记忆。我属于不怎么会虚构的作家，经历为我的创作涂上了浓厚的背景”[1]所以本研究综述按照题材与主题将其作品研究分为三大类。

一、军旅生活题材

毕淑敏在1987年发表处女作《昆仑殇》，随后的早期作品有1989年发表《补天石》，1993年发表《阿里》，还有《冰雪花卉》、《君子于役》、《伴你建立功勋》、《阑尾刘》等军旅题材作品。这些作品都是对高原生活和经历的描写，由于题材的连续性，评论界将其称为“昆仑系列”小说。

《昆仑殇》发表之初并未引起太多关注，但这是一部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叶鹏在1987年第5期《当代作家评论》上发表《生命极限与灵魂极限——读中篇小说〈昆仑殇〉》，肯定其“在历史的荒唐与苦难中展示军人的美好愿望，在生命处于炼狱中展示军人的灵魂极致”，“昆仑殇歌悲壮之音当千古袅袅”。而评论家陈骏涛也在1988年第1期《小说评论》发表了题为《向新的起点进发——读毕淑敏的两部中篇处女作》，充分肯定了两篇作品的价值，也指出了艺术上的不足。2011 年赵艳在对毕淑敏进行访谈时所言： “透过这一作品，我们既崇敬大自然和人的偉大，领受它对我们心灵的净化与提升; 又失落于其中存在的不人道、压抑人性、狂热的理想崇拜。”[2]“《补天石》则展现了昆仑山上第一批女兵的遭遇。严酷的自然环境、铁一样的部队纪律，加上男女两性比例的严重失调，共同将女兵们推到了一个尴尬的生存环境中。在这里，人的正常欲望被无情地压抑着、扭曲着，所有来自生命深层的要求也被畸形化，终于上演了一幕幕不该发生的悲剧。”[3]谢建英写道“毕淑敏在小说《阿里》中，艺术地再现了高原那超凡而独特的自然风光，让读者真切地感受到了高原之美。 作者创造高原自然环境的多种手法，并将之与故事情节、人物性格、命运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本不具备深刻含义的自然蕴涵了丰富的哲理思考。”[4]郁达夫说过：“文学作品都是自己的自叙传。”意思是说作品里往往有作家自己的体验和经验在内，并不是说作品真是作家的自传。不论在访谈节目还是毕淑敏的散文作品中，毕淑敏承认11年的高原生活给她提供了大量创作动力和素材，并一生都引以为傲。她所描写的高原拉练、牺牲精神、军营女兵生活充实饱满、生动细致，如果不是作家亲身经历过，是不可能写出这种作品的。这也是毕淑敏在文学史上有独特的一席之地的主要原因。毕淑敏的军旅题材作品中，不止刻画了高原严寒的面貌、军营枯燥艰难的生活、军人们的爱国情怀和牺牲精神，很大一部分是站在女性视角，对“军营爱情”爱而不得的沉闷苦痛描写。如《阿里》中的游星和《补天石》中的朱端阳。“在‘昆仑系列的作品中，毕淑敏将男女之间的不平等通过各种事件展露出来，以此表达女性因渴望爱情和自由而对男权社会发出的震耳欲聋的呐喊。在她的笔下，一个个悲剧性命运的女性形象被描绘得栩栩如生。”[5]

毕淑敏之所以写作很多军旅题材的作品有两个原因，一是：“最主要的是命运把我抛到了人迹罕至的高原，那里发生了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假如我不告诉别人，我对不起冰雪下长卧不起的英魂。”二是：“我想用我的笔告诉世人一些风景和故事。我想让我的父母惊喜。”这便是作者创作的初衷。她确实做到了让世人看到高原军人生活的风貌，同时因为自己女性的视角形成独特的创作风格。

二、生命关怀题材

一方面，毕淑敏因其在严寒残酷的高原上独特的经历，见证了生命的脆弱和渺小，也体会到生命的珍贵与坚强。因而将“生命关怀”这一主题贯穿于毕淑敏的很多作品中。另一方面，由于毕淑敏从事医疗服务行业多年，有医学背景和从医经历，见惯了病痛和伤患，因此在执笔写作时，不可避免的倾向于疾病叙事，如《血玲珑》、《红处方》、《预约死亡》、《生生不已》、《术者》、《教授的戒指》、《紫花布幔》、《紫色人形》、《女人之约》、《最后一支西地兰》、《束修》、《斜视》等。毕淑敏说：“你见过太多的生死，如果你是一个感觉很敏锐的人，你就会非常珍爱自己的生命，也会同样去珍爱你同类的生命。……一个真正的医生不应该会冷血。看过那么多生死，其实会特别特别珍惜生命。”[6]加上毕淑敏有过系统学习心理的经历，在写心理方面的作品时也将“生命关怀”的主题融会贯通，如《心理小组》、《女心理师》、《拯救乳房》等。她是一位文学界的医生，不仅会治疗身体上的病痛，也会疗愈心灵上的创伤。

被广泛读者喻为“心灵鸡汤”的散文集也体现了毕淑敏对生命的关怀，人们在保证了生命和财产不受威胁时，就要能够去勇敢、乐观的追求人生幸福，如《毕淑敏自选集——幸福就是和谐所有的关系》、《毕淑敏自选集——在不安的世界里享有幸福》、《毕淑敏自选集——面对炎凉微笑》等。陈迪泳认为，每个人物在生活中都因种种原因带有潜在的人格面具，为了救赎他人的同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自我救赎，而救赎的方式是否符合伦理道德是值得思索的问题。

我国当代的文学作品，虽不乏也有写缉毒与吸毒、贩毒的斗争，但较多的是描写了吸毒者的自我毁灭的悲惨境遇和缉毒者的无私奉献，对吸毒者畸变的心态尚缺乏深刻的挖掘。“能够深刻地描绘戒毒所里的人与人的矛盾冲突与心灵交战，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的较量，《红处方》可以说是第一部能深刻地揭露毒品的危害性，无情披露吸毒者的生存状态的。这一切显示了作家对社会问题、对人性弱点的关注，对人的自身完善的思考。”[7]“《生生不已》以寓言化的方式暗示出个体生命的独特性，以及生与死之间因循转化的可能。《预约死亡》则是她脱离开特定时空环境、专注于死亡问题本身后的收获。”[8]但也有评论家一针见血地指出毕淑敏作品中存在的问题。刘俐俐的观点很有代表性。她返回文本，指出毕淑敏小说缺少空白、隐喻的缺失、缺失向人类精神困惑的深入让“失语”。从“拯救及其困惑”切入，指出毕淑敏的写作，其面临的困惑是从众和缺少探索，且在艺术方面，小说的整体面貌就是全面、平面、细致、琐碎，是“描写性的，而非叙述性的”。[9]这是不少评论者都曾指出过的诟病。尽管毕书敏在创作作品时有不成熟之处，但她的初衷和本意都是对生命的关注。“做医生是从生理上认识人，写作中对人的认识主要是针对人的社会性去探索，而读心理学，可以使她超越以往的作为一个个体的人的经验深入人类的心理层面，更清醒、客观、系统地把握人的复杂性，这其中也包括认识和把握自己。医学、文学、心理学，毕淑敏在这三个不同层面上实现了对人的全面关怀。”[10]

三、女性意识和关爱儿童题材

女性作家们大多有一个共性，就是创作的作品中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女性意识，如和毕淑敏同时期的张洁、严歌苓、王安忆、杨沫等。毕淑敏也不例外，她的作品中以女性为主角塑造的形象颇多，如《拯救乳房》中的心理博士程远青，心理小组有八位成员，其中七位都是女性;《女人之约》中卑微却有尊严的郁秋容;《阿里》中为了父亲和自己的尊严而投井自杀的游星;《补天石》中为了守护祖国，勇于牺牲自我的朱端阳;更有以女兵生活故事为合集的《雪山上的少女们》，字里行间都是对美好时光的回忆和对青春少女的赞美。《红处方》与《血玲珑》在给予生命关怀的同时，更有对伟大的戒毒医生简方宁和具有无私母爱的卜绣文的同情与歌颂。

作为母亲、作为心理咨询师，怀着对社会的强烈责任感，毕淑敏不止关注生命关怀与女性意识，也关注儿童成长的教育问题。儿童是祖国未来的花朵，教育问题至关重要，然而，在那个时期，承担教育主体力量的是“文革”中跌宕起伏的没有接受完整教育的一代。他们虽然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在完全变革了的时代里，他们迷惘无措找不到正确的教育方法。这不仅仅需要教育学家的关注，身为作家的毕淑敏也认为自己责无旁贷，因此，她以自己的人生经验创作了一些通俗易懂的故事性的作品，以期能够帮助到家长们。如童年记忆中的《不会变形的金刚》、《束情》、《匣子里的水牛》、《梦幻小屋和蓝手镯》、《捉刀》、《猫头鹰行动》、《一厘米》、《妈妈福尔摩斯》等短篇。“毕淑敏的母爱和儿童题材的小说，多角度、全方位地展示了在社会转型期儿童教育面临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家庭教育与社会现实的矛盾;传统道德观念与现世哲学的冲突;童年的快乐与生存竞争的矛盾;口头上的减负与实际中的‘加负冲突以及市场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环境对儿童教育的影响等。”她将家长与儿童的心理描写的细致入微、丝丝入扣。通过小故事的形式喻理于情，讽刺家长错误的做法，提倡正确的相处方式。专门对这类作品的研究成果不多，大部分评论家都将毕淑敏的儿童题材作品纳入到了女性意识与生命关怀的范围中，作为她的一种创作特色。

自1985年发表第一篇处女作《昆仑殇》以来，毕淑敏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一直保持良好的创作态势，创作作品颇丰，且创作不凝滞，不定型。但对其作品的研究和关注与实际很不平衡。知网可查到的研究达几百篇，其中不乏陈骏涛、何镇邦王蒙、盛英、唐韧等名家，但总体数量有余而深度不足，且均为单篇论文形式，关于作家作品研究的专著尚属空白;就研究内容来看，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即“昆仑系列”、“生命关怀”和母爱儿童方面;就研究方法与视角来看，由最初的单一的社会历史批评逐步发展到文本细读、原型批评、精神分析、形式主义、女性主义等不一而足，研究方法渐趋多元化。新世纪以来，毕淑敏多写游记散文，创作不断，相信会有更多的好作品值得研究。

参考文献：

[1]张英.文学的力量：当代著名作家访谈录[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169.

[2]赵艳，毕淑敏.“生命与死亡”是我创作的规定性——毕淑敏访谈录[J].小说评论，2011（1） .

[3]贾丽萍.论毕淑敏小说的死亡观念与生命意识[J].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9（06）：28-31.

[4]谢建英.走进自然的画境——毕淑敏小说集《阿里》与描述美学[J].时代文学（上），2010（05）：130-131.

[5]徐嘉熠.浅谈毕淑敏军旅题材作品中的女性意识[J].汉字文化，2017（21）：51-53.

[6]吴菲：《毕淑敏访谈：最好的作品还在我心中》，《廣州日报》2002年4月5日。

[7]陈纯洁.开给人类心灵弱点的处方──评长篇小说《红处方》[J].小说评论，1999（02）：67-72.

[8]赵艳.写在生命的悬崖边上——论毕淑敏小说生命关怀主题的深化[J].小说评论，2011（01）：56-61.

[9]刘俐俐.“书写他者”的困境和批评的失语——毕淑敏文学创作及其现象[J].文艺争鸣，2000，（4）.

[10]舒晋瑜：《写作在生命更迭之外》，www.booktide.com中华读书网，2002年8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