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桂环 ：《中国栽培植物源流考》，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496页。ISBN: 978- 7- 218- 12454- 4

该书是一部介绍中国栽培植物起源和发展的专著。作者通过丰富翔实的历史学、考古学、植物学和遗传学等方面的资料，在前人研究工作的基础上，结合地理环境、区域开发、发展生产的指导思想和民族融合等，总结了我国栽培植物种类繁多的原因。对中国重要栽培作物的起源、引种、发展和传播过程作了较为系统全面的探讨。分析了中国成为世界主要栽培作物起源中心的各种因素。阐述了各类栽培植物对中华文明持续发展的意义和在文化特色形成方面的影响。同时系统考察各作物类群随生产力的发展、人口迁移、技术传播及其在农业生产中重要性的变化。

刘煜 ：《殷墟青铜礼器铸造工艺研究》，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424页。ISBN: 978- 7- 218- 12784- 2

殷墟青铜器的铸造技术在中国古代金属技术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其中礼器最为重要、铸造工艺也最为复杂。该书在梳理、归纳、总结与殷墟青铜礼器铸造工艺有关的研究的基础上，将铜器与铸铜遗物对照，复原殷墟青铜礼器制作的工艺流程，包括造型材料的选择和制备、铸型的设计与制作兼及铭文和花纹的制作、铸型的焙烧与装配、合金的熔炼与配制、浇注与铸后加工等各个环节，探讨了殷墟青铜礼器制作的技术来源及演进路径，初步探索了殷墟青铜冶铸业的工匠身份和组织管理及祭祀礼仪等问题。该书是迄今为止第一本全面总结和研究殷墟青铜礼器铸造工艺的专著，是商周青铜器范铸工艺研究的重要成果。

陈巍 ：《古代丝绸之路与技术知识传播》，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269页。ISBN: 978- 7- 218- 12432- 2

本书初步描绘了前现代科技知识全球化传播的图景，是国内科技史与丝绸之路相结合的首部综合性著作。广泛搜集传世文献和考古证据，综合运用历史学与科技史研究方法，以马具、日用工具、纺织技术等案例为切入点，讨论了古代历史时期科技知识沿着以丝绸之路为代表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网络传播的诸多问题。本书通过贸易、战争、宗教等各种角度，分析了各个领域的技术知识通过适应新的环境以及目标文化中的习惯传统，在跨文化之间历经差异性、最终形成相似性的传播过程。认为无论是传统认为的边缘或中心文明，均在古代丝绸之路科技传播上扮演了积极角色。

曾雄生 ：《水稻在北方——10世纪至19世纪南方稻作技术向北方的传播与接受》，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656页。ISBN: 978- 7- 218- 12902- 0

本书是目前为止有关中国北方稻作史最完备而详实的论著，弥补了此前学者对中国北方稻作史研究之不足。作者将目光移出中国传统的南方稻作区之外，以全新的视角关注了10至19世纪中国南方稻作技术在华北地区的传播与接受过程。书中指出，源自中国南方的栽培稻，虽然很早就进入到了北方，但一直处在时断时续的不稳定状态。10世纪以后，中国南方稻作技术经由文本、移民和屯田等多种方式和路径传入北方，并在山西晋祠、北京京西和天津小站等地形成了中国北方稻作发展的三种模式。这三种模式虽然各具特色，但同时又都受到了中国南方稻作技术的影响。进入北方的南方水稻技术，虽然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但终究未能取得对于中国北方来说也同属外来作物的小麦一样的成功。对此，作者从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等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

韩琦 ：《通天之学：耶稣会士和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417页。ISBN: 978- 7- 108- 06322- 9

本书以耶稣会士和天文学为主题，系统查阅研读了国内外所藏清代历算著作、官方文献和清人文集，并与欧洲所藏第一手西文档案资料互证，在全球史和跨文化的视野下系统阐述天主教传教士与欧洲天文学传入中国的诸面相。

作者试图将天文学传播置于政治史、社会史和宗教史的语境中加以讨论，完整勾勒清代近两百年间欧洲天文学在华传播的历程。通过案例，生动展现了知识和权力交织的复杂背景，进而揭示了康熙皇帝如何通过西学来达到控制汉人和洋人之目的；深入分析了皇子、传教士、钦天监官员和士大夫群体在知识传播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

孙承晟 ：《观念的交织——明清之际西方自然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265页。ISBN: 978- 7- 218- 12694- 4

本书是第一部系统研究明清之际西方自然哲学在中国传播的著作。作者以明清之际气本论的兴盛和16世纪耶稣会的智识框架为背景，全面梳理了当时传教士输入中国的西方自然哲学，以及中国士人对西方自然哲学的反应与接纳。为适应中国的文化传统，利玛窦等人在翻译过程中作了不同程度的变通或调适，如增删相应文字、以中国传统理论辅助阐释等。中国士人在评判传入的西学时，则多以中国自有的观念理解或会通，同时以新的视角对中国的传统观念进行重新审视或诠释。尤其是揭暄将西方自然哲学的相应部分作了变形进而整合到传统的元气学说和阴阳理论中，形成中西合璧、自洽连贯的元气旋涡说，极具典范意义。明清之际的中西科学交流呈现出万花筒般的文化调和与观念交织，深刻反映了传统与西学、自我与他者的复杂互动。

高红成 ：《此算与彼算：圆锥曲线在清代》，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298页。ISBN: 978- 7- 218- 13062- 0

西方数学在清代的传播是中国数学走向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该书以圆锥曲线知识在清代的传播为研究对象，基于对大量原始文献的解读和数理分析，注重对“传播”与“吸收”的考察，厘清了圆锥曲线知识传入清代的阶段性和层次性，分析了各阶段这部分知识与传统数学知识的互动与融合。作者指出，面对输入的西方数学，中算家基于自己的知识结构去理解、吸收、重构和扬弃。同时，中算家的知识构成在不断地改变和扩充，逐步形成新的知识结构，影响着后来与西学的相互作用。中算家知识构成的变化，可以作为分析和理解西方数学在中国传播情形的一个新视角，有助于理解中算家在优势科学传入后还能做出有特色的、甚至是创新的成就，以及他们在吸收西学时所表现出的局限性和选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