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曼·蓝波安的海洋书写与民族身份认同

2018-02-02王泉

南方文坛 2018年1期

王泉

台湾雅美人（又称达悟人）作家夏曼·蓝波安在几十年的文学创作中，坚持以自己及其民族的海洋生活为蓝本，创作了《八代湾的神话故事》《黑色的翅膀》《海浪的记忆》《黑色的眼睛》《天空的眼睛》《大海浮梦》等海洋文学作品。在他的作品中，海洋原始而神秘，充满了灵性，这是他热爱海洋与体验海洋生活的结果。扑朔迷离的神话与民间信仰、个性十足的老海人、飞鱼、拼板船，组构成海洋景观，已经成为雅美人的生命象征与文化符码。解读这些文化符号所蕴含的内涵，是揭示夏曼·蓝波安的海洋书写的关键，也利于解剖雅美人独特的生活方式及它与现代生活的冲突，从而把握全球化语境中海洋书写的意义。

一、独特的民间信仰与飞鱼文化

雅美人长期生活在兰屿周边海域，与海洋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在捕捞海洋鱼类的过程之中，出于对大海的敬畏，民间信仰也相应产生。

在雅美人的宇宙观中，神、鬼、人分别处于宇宙各层中的一个层面。“相对而言，死灵与雅美人的关系较为密切。对于他们来说，死灵是造成一切不幸的主要原因，譬如病害、死亡、歉收、不孕、恶劣的捕鱼环境等，因而雅美人对死灵常怀戒惧之心。”①夏曼·蓝波安作为生活在现代社会的雅美人，他深感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性，在接受现代文明的教育后重返兰屿，一边从事古老的海洋渔猎活动，一边记录雅美人的记忆，在书写民间信仰中审视了人与海的关系。

口传文学作为存在于民间的通俗故事，因其以口耳相传，“是一种活的传统，一种与生活情境同在、与生命相依的动态的文学。”②它往往成为作家创作的重要材料。不同的作家对口传文学的不同选择与改造，体现出作家的个性与审美心理，满足了不同民族读者的需求。《八代湾的神话故事》是一部带有口传文学性质的故事集，写雅美人的神话，从日常生活出发，反映了这个民族的信仰。《贪吃的鱼魂》写鱼的传说，显然与汉族民间关于鱼变女子的传说大相径庭。汉族人想象的鱼变成女子，寄托了他们无法实现的愿望，往往演变为解救人间苦难的故事文本，如黄宗江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东海人鱼》。在雅美人看来，“白天不睡觉的魔鬼可以看到阳间的人类活动，相对的，晚间不睡觉的活人，亦可目睹魔鬼在夜晚的生活作息，但互不攻击。”③由于长期与鱼打交道，雅美人与鱼已经成为相互依存的一体。《小男孩与大鲨鱼》一方面突出了雅美人从小就不惧怕鲨鱼的勇气；另一方面则把海洋对于雅美人的诱惑描写出来，烘托出这个海洋民族的文化底蕴。《火的故事》写两兄弟到“鬼”那里得到的帮助，找到了煮熟食物的火。在这个荒诞不经的故事里，贯穿了雅美人的信仰。在他们的祖先眼里，“鬼”是生命的延续。“他们在一切生物身上，在一切自然现象中，如同在他们自己身上，在同伴们身上，在动物身上一样，统统见到了‘灵魂、‘精灵、‘意向。”④这是在生产力低下的状况下人类从自我意识出发形成的一种原始思维，作为一种原逻辑思维，它体现出视想象为现实的特点。这些虽然都是从父辈那里听来的故事，突出了雅美人神话的海洋文化传统，凸显出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心理。

同样，在夏曼·蓝波安的散文中，对本民族信仰的书写也是比比皆是。在《海浪的记忆》中，关于海洋的歌谣呈现在文本中，成为雅美人心灵传递的种子，激发了他们生活的勇气。小叔生前喜欢吟唱祈求平安的歌谣，三表舅自编自唱了一首赞美新船的歌谣，船主夏本·阿尼飞浪与表妹夫迷恋于古歌的旋律，洛马比克的父亲则将现实生活的变迁编成歌谣，表现出对雅美人未来命运的忧郁。在他们的心中，“海浪”与“船”都被赋予了灵魂，足见雅美人无所不在的灵魂观。同时，这些歌谣成为夏曼·蓝波安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坚定了他传承民族信仰与精神的使命感。

船在雅美人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男人都以拥有自己造的船而骄傲，有的不惜花费时间多造几艘。新船造成以后要举行隆重的下水仪式，“新船下水礼常分为一人至三人小船，以及六至十人大船的下水典禮，大船的典礼规模十分浩大，往往整个部落的人力物力均须动员。”⑤这一方面显示了对海神的敬仰；另一方面，用女人种植的芋头堆满船身，号召族群团结一心，期待收获多的鱼类。这样的下水仪式凝聚了族群的智慧，象征着新的征程。可见，海洋成为雅美族人生命哲学的隐喻，海洋的原型意义得到了升华。

“智慧老人”是民间故事和童话文本中经常出现的具有神话色彩的人物形象，他们多在主人公面临苦难的时候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显现出济困扶危的人道主义色彩。如张天翼的《宝葫芦的秘密》和洪汛涛的《神笔马良》中帮助少年的老者，善良而善解人意。同样，夏曼·蓝波安作品中的“智慧老人”也具有原型意义，它维系着雅美人的历史传统，出现在新一代雅美人的记忆里或者梦里，是道德的引领者，暗示了无所不在的力量源泉。《再造一艘达悟船》写到年轻人不能拥有大船的禁忌，因为只有智慧老人才能拥有大船。对“智慧老人”的尊重，表明了雅美人的信仰与文化心理。他们认为渔猎经验是生存所必需的，祖辈遗留下来的尊重长者的观念必须代代相传。

关于船的歌谣透过雅美人长幼之间的传递，不仅突出了船的重要性，而且“智慧老人”的原型意义也得以强化，成为雅美人谦虚品德的象征。同时，年轻人的信仰在人格的形成中得到强化，他们在族群中的交往也变得顺利。可以说，正如藏族民间流传的格萨尔王和阿古顿巴一样，雅美人心中的“智慧老人”作为童年记忆中的民族英雄，已经成为年轻一代的人生导师，引领着他们成长的道路。

“在各种宗教中，人与神的对话都是人获得宗教智慧与宗教信仰的一条主要途径，因而，人除了发问就是倾听，对于神的旨意无不恭敬地服从。”⑥禁忌与生活和信仰密切相关，在人神对话中不可或缺。通过约定俗成的禁忌，族群的心理趋于稳定，生产活动走向正轨。对于出海捕鱼，雅美人也有自己的禁忌。夕阳落海前必须回到家中，以避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捕获大鱼可以赢得族群的尊重，但要避免单独一个人去射大鱼，因为它象征着对父母逝去的咒骂。夏曼·蓝波安书写这样的禁忌，表现了对雅美人传统的认同。

飞鱼作为海洋季节性浮游鱼类，在雅美人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成为雅美人图腾崇拜的核心。通过飞鱼，他们认识了海洋的奇妙世界，也认识了生活的乐趣与生命的意义，继而形成了别具一格的飞鱼文化。endprint

雅美人将鱼分为男人鱼、女人鱼和老人鱼三种，“女人仅能吃女人鱼，男人却同时能吃女人鱼和男人鱼。除因三种鱼的区分而有相对应的炊具、餐具之外，在春季捕捉的洄游鱼类（飞鱼、鬼头刀、鲔鱼等），被视为较神圣的鱼，不需用较精致的食、炊具，更伴随很多料理、炊煮、食用的禁忌与礼仪。”⑦这种对待鱼的态度显然有别于汉族人，显现出雅美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海洋生命的敬畏。

“神话是情感的产物，它的情感背景使它的所有产品都染上了它自己所特有的色彩。原始人绝不缺乏把握事物的经验区别的能力，但是在他关于自然与生命的概念中，所有的区别都被一种强烈的情感湮没了，他深深地相信，有一种基本的不可磨灭的生命一体化（solidarity of life）沟通了多种多样形形色色的个别生命形式。”⑧黎族的创世神话《大力神》、京族人心中的镇海大王、海龙王、海公和海婆、汉族的妈祖传说和雅美人的飞鱼传说都是“生命一体化”思维的产物，承载了不尽相同的地域文化，却同样表现了人类在征服大海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以人的理想为宗旨的心理。这样的心理是自我暗示的结果，也是不同的族群对未知世界进行想象的智慧结晶。雅美人把一年分为三个季节，飞鱼季节、飞鱼捕捞结束的季节和等待飞鱼的季节，这有别于春夏秋冬四季的划分，足见飞鱼在他们心中的中心地位。在雅美人的海洋神话体系之中，在捕获飞鱼的季节举行祭典显得十分重要。招鱼祭祀、螃蟹节、弃竹枝祭、祈福祭、飞鱼收藏祭和飞鱼终食祭相继开展，展示了渔民的精神与物质世界的统一，这也是人与海、人与自然的融合的一种体现。《飞鱼神话》借飞鱼对人类的忠告，道出了人类起初将飞鱼与贝类放在一起煮食导致疾病的困惑以及飞鱼的“灵魂”之高贵。这实际上凸显了他们的万物有灵观。夏曼·蓝波安深有体会地写道：“其实，我是不曾期待父亲跟我口述属于我民族的神话故事，或是家族史，家父也不强调那些神话、童话的重要性，只是在许多没有电灯时的夜晚，父亲很自然的以童话故事哄我睡觉，以神话故事启迪我的想象，如今在现代化的漩涡里，其延续的辐射脉络，其实就是我达悟人与自然环境共生的生活哲学。”⑨可见，海洋神话传达的是雅美族的生命意识与处世哲学，通过代代相传，成为雅美人的精神支柱。

飞鱼奇特的生命形态带给雅美人奇特的想象，飞鱼在他们的眼中不仅仅是一种美味，更是值得人类学习的对象，它们的机灵与飞翔的本领暗示了海洋生命的神奇与变幻莫测。在飞鱼季节捕捉飞鱼，对收获的数量有明确的规定，不得超过。“对于我的民族，飞鱼不在于好不好‘吃，而是我们捕飞鱼的初始过程是，先举行招飞鱼仪式，仪式固然是宗教学的解释，对于我们达悟人更多的解释‘吃的动作是民族科学的生态时序，‘吃我们出海划船捕回来的辛劳，等同于稻农的‘粒粒皆辛苦的信念。”⑩这是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彰显了他们对海洋资源的珍惜之情与知足常乐的心态。

在广袤的海洋上生存，必须懂得洋流运动的规律以及海洋里生物繁衍生息的秩序，雅美人在长期的海洋生产活动中形成了别具一格的飞鱼文化，“飞鱼文化影响了雅美人的社会组织，规定了族人的海洋生产秩序、捕鱼对象，决定了族人的生活节奏和精神文化活动。”11诚然，这样朴素的文化观念决定了这个民族把海洋生命看得高于一切的信仰。作家在追寻前辈的足迹中感叹道：“黑色翅膀的飞鱼传说中的那位跟飞鱼沟通的老人、大船的意义、小船的价值，还有无时无刻不听海涛声的雅美人，还有那不可被主宰的海洋，就像沸腾的水在脑海里燃烧着我的思维。”12可见，老人、船与飞鱼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构成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图景。

孙大川认为：“夏曼写海洋其实讲的是兰屿人的宇宙信仰和生活，海的冷暖、颜色和律动，在夏曼的潜海实践中，早已变成他皮肤感应和呼吸节奏的一部分。出海的勇气和对海的敬畏，是传统达悟人最动人的性格特质，夏曼在他的海洋书写中充分将那种奋不顾身却又宁静自制的情绪张力表露无遗。”13这是对夏曼·蓝波安的海洋书写恰如其分的评价，道出了台湾本土民族文学固守本土与传统的普遍性特点。

家园意识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思乡恋土情结的流露，是和生命意识紧密相连的一种人间情怀。可以表现为对曾经生活或工作过的地方的人和事的追怀，也可以是对一草一木的留恋之情。“比较粗放的原始宗教培育人对某些自然物的迷信和崇拜，把人的情感、愿望和命运寄托于一定的对象上，使人获得一种尊崇感或屈从感的快乐和满足。”14夏曼·蓝波安借雅美人的鬼神信仰和飞鱼文化书写海洋生活，呈现出他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推崇。这既是他寻求民族精神家园的诉求，又成为他借以抵御现代文化入侵的策略。

二、老海人形象

地球上百分之七十的面积被海水覆盖，才有了生机勃勃的大千世界，书写海洋不可能离开人类的活动。人与海自古以来就存在于大自然，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老海人的传奇故事在不同作家笔下呈现出不同的风景。海明威笔下的“硬汉”桑提亚哥形象是西方海洋文化的结晶，凝聚了以人与海的冲突为核心的价值观。他在守望中迷茫，又在迷茫中酝酿着激烈的内心冲突。中国作家笔下的老海人则呈现出人与海的和谐。邓刚笔下的老“海碰子”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青年一代，以集体主义精神的光辉战胜了恶浪、箭鲨和严寒的威胁。不难看出，中西海洋文化的差異导致了作家不同的审美追求。

由于世代靠海为生，渔猎占据了雅美人生活的主角。在夏曼·蓝波安的文学作品中，老海人不仅传授捕鱼技能，还要传承信仰，成为雅美人的精神象征。值得注意的是，其作品中的老海人不同于廖鸿基作品中的主人公。廖鸿基的《讨海人》把海涌伯与传统的渔业文明联系起来，突出了现代化工具对渔业资源的损害和老海人的无奈情绪。而在夏曼·蓝波安笔下，老海人有着明显的海洋民族的习性：穿着丁字裤，拿着鱼枪，休息时都在聆听大海的涛声，满脸沧桑，显得更加原始而充满激情。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变得不可避免。书写文化冲突往往体现出作家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小说集《老海人》中的老海人呈现出不同的姿态，在表现海洋生活的质朴与粗犷中突出了雅美人的精神状况，也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现代文明对雅美人传统的冲击。《渔夫的诞生》和《浪子达卡安》中的安洛米恩是一个猎鱼高手，他细心地把技术传授给达卡安，体现出长者的风范。安洛米恩钓到鬼头刀鱼的最终目的就是讨得一瓶米酒当作早餐。作品借一个外来女性的眼光打探安洛米恩和达卡安，显示出他们与现代生活的格格不入：“不需要名牌的服饰，却有坦诚的胸膛。”15坦诚是海洋生活赋予他们的品性，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感动着外来者，形成了相对独立而自足的世界。这就是兰屿，在海洋中自成一格；这就是雅美人的生活，在自得其乐中保持了海洋民族的秉性。endprint

另外一个老海人洛马比克，靠抓章鱼为生，生活自在，也喜欢用酒精麻醉自己。这是其意志衰退的表现，也从一个侧面凸显了现代生活方式对雅美族传统渔业文明的冲击。

长篇小说《天空的眼睛》写恶劣的海洋环境对老海人的考验，将死亡与神话融合在一起，表现了由人与鱼的对立转化为生命彼此间的对望和敬重的过程。主人公为了捕获飞鱼，忍着被鱼线割伤的剧痛，树立起硬汉的风骨。小说这样描写他深夜在海里潜游的情景：

那条飞鱼看得见我，因而它很努力地摆尾，展开双翅，它这个伎俩，是试图跳出海面凌飞好几回的惊恐样，是飞鱼群最古老的，也是唯一的逃遁方法，流传数千年没有进化过，无奈它的鳍背被两个相连的鱼钩钩上，想飞逃却飞也飞不出海面。我看得出它惊恐的眼神，也看得出它的鳍背被鱼钩钩住的伤痕，而它的身躯恰好是我一次吸吮吞吐的体型。我也可见两三尾巨大的斑点花鳗也想试着由海底浮升海面，贪婪地也想吃那条飞鱼。无奈它们那粗壮如成人大腿般的身体，只能穿梭在海底的礁岩洞穴里，而不可自如浮升在水中，贪婪的嘴，海神处罚它们的代价就是吃腐食。我用男人鱼的微笑看着它们，斜眼瞧瞧，当它们看见我的时候，羞愧得赶紧躲进它们的海底洞穴。“真是没有灵性的低级动物。”我说给自己听。16

飞鱼与人的对视似乎成为一种很久就形成了的默契，而鳗鱼再贪婪，也无法得到它想要的飞鱼。通过两种鱼的比较，隐喻了雅美人对飞鱼的钟情和知足常乐的生活态度。对鳗鱼的不耻，也反映出雅美人对无鳞鱼类的唾弃和崇尚劳动之美的风尚。

正是在老海人的影响下，夏曼·蓝波安自己也变成了一个夜晚与海为伴的“海底独夫”，为了欣赏一条巨大的浪人鲹，他变得无所畏惧，拿着电筒跟随它、欣赏它，直到它消失在外海的深沟里。这不是常人能够做到的，表明了他对海执着的情怀。

通过对夏曼·蓝波安作品的审视，我们不难发现，老海人连接的是历史与现实，曾经的辉煌岁月已经远去，化为台湾后现代社会里的一声叹息。作家以朴实无华的文笔叙述其生活现状，凸显了雅美人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中的日渐式微。海洋，作为雅美族人的家园，在环境的恶化中正在失去魅力。年轻一代的雅美人为谋取安逸的生活纷纷走向城市。这样的现状触发了夏曼·蓝波安深深的使命感，他在1989年毅然返回兰屿这片神圣的家园，重新开始了自己的海洋生活，书写了许多雅美人平凡而真实的生活。他的海洋书写有着明显的民族志书写的痕迹，无论是神话，还是捕鱼生活，在他的笔下都化作了一幅幅人与海交融的图景，传达出雅美人的审美情感与想象力。神与人、海与人不是二元的对立，而是二元的和谐，在默契中构成了生命的繽纷世界。

三、民族身份的认同与海洋文化的复兴

民族身份认同的基础是共同的生活经历与信仰，在此基础上个体表现出对共同的族群文化的皈依。雅美人作为海洋民族，其族群长期生活在兰屿及其周边一带，生活区域比较固定，民风朴实而豪放。夏曼·蓝波安出生于其中最古老的依姆洛库部落，自幼在这里长大，大学毕业后硕士攻读的也是人类学，这让他十分清楚这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当他重返兰屿时，因为对捕鱼的行当陌生而曾经受到部落人的嘲笑，后来经过自己在夜晚的练习掌握了射鱼的技术，成为一个真正的渔夫。从现代的文明人到传统的渔夫的转变，隐喻了其生命成长的轨迹和一个民族对于海洋家园的坚守。他在2014年出版的长篇自传体小说《大海浮梦》中一方面通过回忆童年，追忆父老乡亲；另一方面叙述了自己的南太平洋之行，审视了雅美人与其他民族信仰的差异以及共同面临的危机，一层层剥离出回归传统之路的艰辛，凸现了民族身份的认同及复兴海洋文化的梦想。

对于雅美人学龄前儿童而言，没有衣服穿是常态。在依姆洛库部落，男女分工非常明确，女人负责打理水芋田和照料孩子，男子必须学会造船和捕鱼，以建立在族群中的社会地位。夏曼·蓝波安在这样原始的部落中生活，感悟到了生命成长过程中生与死的考验以及苦与乐的辩证。

民歌是对民间风俗的通俗性表达，通过族群的传唱，可以传承共同的信仰，促进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他在《大海浮梦》中写到了一首雅美人家喻户晓的民歌《追浪的男人》，隐喻了这个民族的男人与海洋厮守的生命历程。

在《大海浮梦》中，家族故事与自己闯海的经历相交织，互为对照，表现了雅美人对于海洋生活的执着。外祖父身上洋溢的原始气息，父亲出海前的小心谨慎和对海上禁忌的讲究，爱讲神话故事的小叔公，象征着一个家族代代相传的文化传统与精神，也让读者看到了雅美人对海洋的依赖。鱼精灵娶真人的童话故事滋润了作家幼小的心灵，为他的海洋文学创作奠定了浪漫的基因。受到恶灵禁忌与飞鱼信仰的影响，许多年轻的雅美人男性把时间花在海上，以求得人生的平安。尽管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雅美人面临被同化的危险，但其倔强的姿态唤醒了一些城里人对于大海的热情，海底探险项目的兴起是一个好兆头。雅美人的历史不容忽略，这是作为人类学学者的夏曼·蓝波安的自觉意识与民族身份认同。他通过自己在库克群岛国、巴布亚、印度尼西亚群岛、斐济、大溪地以及菲律宾等地的实际航海经历和对不同海洋民族习俗的考察，把他们对于海洋的感受与自己的海洋体验进行对比，发出了复兴海洋文化的诉求。

诚然，不同的海洋民族存在着文化差异，但正是千差万别的文化个性丰富了海洋文化的视野，拓展了人类早期认识海洋与改造海洋的足迹，不同的文化心理也因此形成。夏曼·蓝波安从部落的自发性实践中感悟到雅美族日常生活与自然的高度融合。“自发性”是人类最初生活的本真状态，虽不失莽撞，却在一定时期内成为人类认识自然世界的有效方式。在自发性的海洋生活实践中，雅美人形成了自己的生态智慧：在人与海洋的关系中，懂得顺乎自然和知足常乐，才能成为自我与海洋的主宰。海洋有其存在的方式，捕鱼作为人类最早的海洋活动，使得人类在获取食物的同时，开始探索未知的海洋世界。对于每天与海洋打交道的雅美人而言，其日常生活不可能脱离海洋的节奏，成为孤立的存在。太阳的移动和潮汐的变化成为他们关注的焦点，而观察自然界变化的规律，让他们融入自然之中，成为名副其实的自然之子，他们的生产实践与技能也日益娴熟。同时，在渔业生产与海洋生命的互动之中，诞生了雅美人的海洋信仰。endprint

约瑟夫·坎贝尔认为神话有四种功能：“神秘性”“物理宇宙观”“社会性”和“教育功能”17可见，神话从诞生之日起就与人类的生活不可分离，对于少数民族尤其如此。然而，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多被物欲所束缚，看不到神话的力量，导致了人性的诸多问题。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台湾少数民族传统的生活方式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夏曼·蓝波安痛切地感到了雅美人的危机，從1989年起，他毅然放弃了在城市里的生活，回到父辈生活的南屿，显现出一个自觉的知识分子追寻民族文化之根与重振民族神话的胆识与勇气。谈及自己的创作动机，他写道：“月悬挂在族人幻想的宇宙间，我的父亲们不曾企图用文字记载族人的历史，他们只有在脑海里雕刻所见所闻的事物。他们都是七旬以上的老人，但他们的思路清晰得令我心服口服。我唯一的途径就是努力创作，才能记录有海洋气味的作品，我如是勉励自己。”18这显然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韩少功、张承志、阿城为代表的大陆作家发起的文化寻根热潮，夏曼·蓝波安没有过多地解剖国民性，只是渴望透过自己的生活与创作实践告诫人们：现代化不是灵丹妙药，民族的个性不能在现代化中迷失，注重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发掘不同民族的个性，实现民族间文化的沟通与互补，是当今社会的当务之急。

“透过他的文字，我们读到了最细致的‘岛屿符码与‘生态智慧，从中看到达悟人眼中的海洋、海洋的情绪、潮汐、日夜转换、季节变迁、芋头田、山林以及对鱼的情感，还有一个民族如何围绕海洋孕育出他们的文化与社会组织。另方面，我们则看到他示范了如何写一本超越视觉文字与概念分析的民族志，他五官全开的参与观察，他把一些民族志里最难描写与处理的部分，给成功的写出来了，诸如情绪、不确定性、暧昧性以及多重主体性，诸如变动多重的脉络，诸如社会行动者在复杂情景中的动态决定等等。”19可见，雅美族人的历史与记忆在夏曼·蓝波安的海洋生活实践中得到了升华，这是对其民族身份的认同，认同的过程凸显海洋文化的历史脉络，彰显了复兴海洋文化的紧迫性。

海洋文化作为与陆地文化对应的一种文化，经过不同民族的演绎，已经自成体系，成为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夏曼·蓝波安笔下的地方性知识由于其海洋性和符码特征，往往成为雅美人文化的代码。雅美族对于海洋和自然现象的认识经过他生动的叙述，转化为相对通俗的故事，这样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雅美人的海洋世界，使我们觉得神秘的海洋并不遥远，而且在回归自然的神往中寻求返璞归真之道。

有评论者指出：“夏曼的文本写作不仅仅是对原住民过去的历史文化的重新建构，同时也反映了当下原住民同胞的真实处境，从而让原住民的历史文化在今昔的对比与继承中，呈现出历史的纵深感、文化的厚重感以及美的张力。而夏曼对母族文化的回归，也是他对自己身份的认同以及族人对其身份的认同过程。”20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夏曼·蓝波安的创作，我们可以发现他对族群文化的认同是从历史与记忆出发的。雅美人在兰屿的日常生活、信仰和关于海洋的口传文学使他从小就牢记了本民族的传统，这是其文学创作之根。同时，他看到了台湾的现代化进程并没有给他的民族带来安全感与幸福，反而让新生的一代代人在追赶潮流中忘记了传统的本色，这令他不安与困惑。面对全球性的商业化浪潮，古老的渔猎文化正在逐渐消逝，这是雅美人心中的痛，也是全球少数民族族裔面临的挑战。当一个族群完全被异族同化之后，它极可能变得像大自然的某个稀有物种一样，一旦消失，其基因将无法被复制。在当今的后现代社会，文化消费已经成为不可低估的发展趋势，一些作家在物欲的驱动下，开始躲避神圣与崇高，追求快餐式写作，把优秀的传统文化与少数民族族群的文化撇在一边，甚至将其娱乐化，严重混淆了视听。透视夏曼·蓝波安笔下神秘的海洋世界和老海人形象，我们看到了其自觉的民族意识与忧患意识，这不仅是雅美族人的世界，而且是当今社会不可漠视的空间。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性质决定了保持少数民族文化完整的必要性，任何歧视或割裂都不利于文化多样性的发展与民族团结的局面。

【注释】

①余光弘、李莉文主编：《台湾少数民族》，265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②黄晓娟：《论口传文学的精神生态与审美语境》，载《文学评论》2011年第2期。

③夏曼·蓝波安：《八代湾的神话》，15页，台湾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11年版。

④[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11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⑤余光弘、李莉文主编：《台湾少数民族》，276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⑥谭桂林：《人与神的对话》，70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⑦余光弘、李莉文主编：《台湾少数民族》，252-253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⑧[德]恩斯特·卡希尔：《人论》，甘阳译，10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⑨夏曼·蓝波安：《原初的痕迹》（新版序），见《八代湾的神话》，2页，台湾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11年版。

⑩夏曼·蓝波安：《大海浮梦》，230页，台湾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14年版。

11向忆秋：《论台湾兰屿作家笔下的达悟文化意象》，载《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1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