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绪论：被蚤患咬噬的作家

张爱玲的书信隐含了女性主义的身体乌托邦与伤痛美学的深刻痕迹，在女性传记写作的表述与想象之间，表现较为复杂的异质性，特别难以界定。张爱玲所面临的身体病痛与皮肤有如过度活跃的癌细胞穿透作者的人生与性灵，造成作者日常生活的无常反复以及病痛侵袭。这些问题可从张爱玲较早期书信中所流露出的、对于蚤子的恐惧与防治中加以考察。

近十余年来张爱玲书信的出版和研究成为张学中的一个亮点。近年来的多本张爱玲书信集的出版，被学界视为作家“最微观的剧本”，也是含有创作性质的“后场观察”文本：

终其一生张爱玲都在自夸与自鄙中摆荡，换个角度看，那也是拒绝与放弃，在她后场演出的模式里，她的信件又是最微观的剧本，尤其她过世后生前来往信件陆续面世，数量之多，不仅透露出她“后场观察”兴趣之广角，也看出信件作为她主要“发声”的，事实与“创作性”，更多少颠覆一般人以为她惜信如金的印象。①

事实上，自水晶发表《张爱玲病了》以后，张爱玲的皮肤病及其相关的蚤患问题，成为张爱玲现象的一个热点，同时也是一个迷雾重重的疑点。吴小东在《被虱子吞噬的女人》一文所指斥的，把张爱玲视为人格分裂，被名利和富贵等贪欲的“虱子”纠缠一生，最终被“虱子”所吞噬，甚至沦落到作家自己笔下的白流苏和曹七巧更“剧烈和悲惨”的境地。张爱玲以生花妙笔把人性的弱点和世间的荒诞展览给世人看，“但她没有足够的光芒来穿透黑暗，驱散心灵中的虱子”，一生的不幸乃是张爱玲咎由自取②。这种贬抑的言论之外，亦有不少相反的观点，如陈林群曾有专文指出了其中的谬误③。

从蚤患与病痛记录来看，在张爱玲已出版的书信集中最早于1955年10月25日她写给宋淇夫妇的第一封信中，或可看出蚤患在张爱玲日后生活上的寓意式信息。在此次航程上，同船的菲律宾小孩头上的蚤子让张爱玲“看着实在有点怕蚤子跳上身来”④，作家的担忧揭示了内心深处的隐匿心理秘密；似乎也预示了她日后漫长的、跳蚤身上跳的悲剧与哀痛。蚤子，对张爱玲而言，始终处于特殊而重要的地位，甚至带有不洁的意味。

这蚤子意象，由张爱玲早期的散文创作《天才梦》一直延续至晚年的书信纪录，成为张爱玲晚年仅有与外界沟通的途径中，若隐若现的虫患和她的生活同步，在她晚年的生活且日渐猖獗，无法逃脱而终死于蚤疾治疗的过程中⑤，因此很值得加以更全面的探讨。

在现今已出版的张爱玲书信资料中，主要有以下四种。2007年苏伟贞：《鱼往雁返：张爱玲的书信因缘》，台北：允晨文化；2008年庄信正：《张爱玲来信笺注》，台北：印刻；2013年夏志清编注：《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台北：联合文学；以及2010年宋以朗编：《张爱玲私语录》，台北：皇冠（其他零散刊载的张爱玲书信资料从略）。以上的张爱玲书信内容大部分是有关出版、文学写作、电影版权、金融投资以及她遭受的各种病痛（主要为非皮肤病）等类别。

整体而言，在众多通信者中，宋淇夫妇、夏志清、庄信正等人与张爱玲保持了数十年的联系——苏伟贞的编辑身份与张爱玲的书信交往似乎较为一般。这些书信关系的亲疏和沟通的缘由，使得通信频率和书信内容，包括她书写时的语气和涉及主题都有很大的差异，然而，张爱玲给每一个人的书信都存在大量她对疾病的某些记录。这些记录集中在80年代之后的信件中。在此前的书信中，感冒和牙疼是经常出现的病症，而在此时期以后的书信中，感冒、牙疼出现的频率虽然也有所增加，但因为其他严重病症的不断出现，却已经退居为次要病症。在已出版的张爱玲书信集当中，张爱玲对病痛的记录可大体分为虫患/皮肤病及其他非蚤患的疾病；而愈近晚年，她对虫患/皮肤病的书信记录愈多，此可见于以下简略统计。

在数字统计方面，夏志清编注的《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中曾八次提到感冒，其中六次出現在80年代之前的信件里；另有五次提到虫患及皮肤病。这其中，只有在1988年4月6日的书信里的“虫”是特指蚤子（fleas），在其余的四封书信中“虫”均是泛指一个类别，即包括蚂蚁、蟑螂等。此外，脚抽筋、眼睛出血、牙痛等各提及一次，均出现在80年代之前的书信中；而右肩骨裂则提及二次，出现在1989年的两封书信中。

在庄信正《张爱玲来信笺注》一书中，张爱玲六次提到感冒，其中四次出现在80年代之前；六次提到牙痛，有五次出现在80年代之前的书信中。她对虫患及皮肤病的提及则有九次之多，而且具有较为详细的描述。其中，“虫”大多是特指蚤子（fleas）；只有在1983年10月26日及1984年8月29日的两封信里的“虫”是泛指不同昆虫。此外，她还在1980年9月27日的书信中提及自己的失眠症。

在宋淇夫妇的《张爱玲私语录》中，张爱玲在80年代之前几乎不提自己的病情，只在1961年5月17日及1972年5月13日的两封信中提到牙痛，又在1972年5月13日的书信中提到感冒。然而几乎在每一封信上，她都会关心宋淇夫妇多病的身体。80年代之后，她对疾病的记录明显增加；五次谈及蚤患和皮肤病；两次谈及感冒；跌伤、手臂骨折、心脏病则各谈及一次。

从上述次数比例可知，皮肤相关的疾病耗费张爱玲大多心神，且成为她晚年书信中的重心。而随着病痛记录的增加，张爱玲的书信也越来越少且越写越短，疾病内容逐渐占据了最大份额，可见张爱玲对病痛深感忧虑。例如在1989年3月6日给宋淇夫妇的信中，她写道：

我写信非常吃力，大概写信较近谈话，不会说话就不会写信。给Stephen（指宋淇）的信因为业务大都是有限期的，此外只跟志清等两三个人通信——都怪我难得写——已经觉得周而复始，是个负担。⑥

可见，对于这时的张爱玲而言，除了宋淇夫妇，与他人的书信往来已经成为基于人情而勉力为之的任务。这种心理解释了为何她的大多书信简短扼要，也反映出疾病严重损害着她的体质，影响着她的创作和生活。

二、张爱玲的病痛、蚤患与生活的质变endprint

不论从传记学视角或文学视角而言，这些信中细腻入微的疾病叙事，被苏伟贞认为“不仅是史料，更是文学创作”⑦。而在文学、文化研究中，疾病亦不仅仅被视为一种生理现象或探索的终点，更是一个研究的起点，是探索作者乃至社会心理、时代文化特征的切入点。桑塔格（Susan Sontag）即将病患者的人格和心理与疾病联系起来，认为“疾病是透过身体说出的话，是一种用来戏剧性地表达内心情状的语言：是一种自我表达”⑧。这正好直指作家内心潜意识中的自我人格的隐秘形式的转喻的表现。

正是透过此种身体病症的状态，多年间歇性的蚤患病症或可视为是一种张爱玲深层意识中的自我意识的体现，乃至某种身体寓意的演绎。与此同时，当一个人身患病症之时，桑塔格认为此人所身患的疾病王国则拥有了“一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⑨，可任意侵扰病患者的内外在生活与心理。因此，疾病所附带的种种隐喻，往往比疾病本身更有控制力与影响力，对病人的种种心理和行为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文学叙事体中亦成为某种隐喻，表现某种较隐秘的内在世界。

书信的写作被学界视为是一种创作，而从张爱玲的书信及其有关病痛的书写，正可挖掘生活中的病痛对于作家心理和写作的影响⑩；不论是显性或隐性，都可从中寻找张爱玲对生活的感悟、对世界的看法、对文学主题的体悟，以及对人本身的核心看法。

于张爱玲而言，最具隐喻意味的病症莫过于她的皮肤病与蚤患。当年尚在香港读书之时，她便在散文《天才梦》中写下那句为人熟知的话：“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虱）子。”11因为晚年颠沛流离的避蚤生活，这句少女时期写下的尖诮之语有了预言意味。将两者相联系，张爱玲曲折多舛的人生历程得以贯通，她繁复细密的内心理路因此也有了深入探究的可能。本人于20世紀90年代即曾撰文指出，蚤子所导致的皮肤病痛乃和张爱玲的心理状况有关，心理的紊乱异常加剧蚤子病痛的发作，而并非是真实的蚤子咬啮所产生的皮肤病痛：

如何诠释张爱玲常常被蚤子啮噬的病症（心理或生理的），相信在日后的张爱玲研究中有着重要的意义。12

此后，由于新书信资料的陆续出版，张爱玲皮肤病及蚤子咬啮感受的研究出现以下几种说法：一、真实的蚤子咬啮13；二、皮肤湿疹病痛14；三、心理病的表现15；四、一些和皮肤或情绪有关的、较为罕见的病症如“妄想性虫爬”（delusional infestation）16—后详。其他还有学者就张爱玲遭遇的是蚤子、跳蚤、虱子，或其他小虫提出疑问。如今有了这些出版的信件，相信可以对张爱玲的蚤子/皮肤病进一步考证，作出系统性的研究17。

根据张爱玲已出版的书信集的考察，不难发现各种病痛和皮肤病患的发作日渐严重。其中从1984年起，蚤患与皮肤病逹到了作家一生中最危急的高峰期，甚至已成为折磨张爱玲的首要病痛。在这段时期，蚤子噬身的痛苦曾经迫使她不断迁徙居所，在颠沛流离的跋涉中度过甚是劳累的避蚤岁月，因此她的晚年时期很多时间花费在寻找无蚤、无病痛的清净之地。

此种追求无蚤的心理症结，有如陈林群如指，张爱玲笔下的“蚤子”应从文学性的视角加以解读，指涉了特别的所指，如作家自身所言的“待人接物”“与人相处”等她不能克服的“咬啮性的小烦恼”。因此，张爱玲晚年这种躲跳蚤而频频搬家的行为，也可视为是她逃避各种各样的“人”而四处藏匿如躲避狂热追星族翻捡垃圾、窥探私生活的行为。18

而在有关蚤患细节方面，张爱玲于1984年1月22日给庄信正的信里，她对蚤患做了这样较为详细的记述，描述了冰箱里的蚤子之患到日后放弃定居生活的缘由经过，开始一段旅居旅馆的生活——因较为重要，此处引文较为详尽，以指出张爱玲由某一定居所转变为不固定居所的主客观转变之背景与因素：

我搬到Serrano Av.（即塞拉诺大街，Av.为 Avenue简写）没把fleas（蚤）带过去，但是那里没家具连冰箱都没有，先是经理室的一只暂租给我，又值房屋易主，十天后新经理坚持收回，建议我买一个小旧货店的一只。不料这冰箱底层insulation（隔离，应为隔热层之大意）里带来一种特别厉害的fleas——会有这样的巧合！！这次叫杀虫人来，又老远到兽医院一两百元买了十只flea bombs（跳蚤炸弹，一种跳蚤杀虫剂），与店里卖的不同，接连两天用掉，都毫无效力。再次搬家，结果也白搬。只好把东西存仓库，从圣诞节起，差不多一天换个汽车旅馆，一路扔衣服鞋袜箱子，搜购最便宜的补上，累倒了感冒一星期，迄未痊愈。……如果算了，再去找房子，一星期内会猖獗得需要时刻大量喷射，生活睡眠在毒雾中，也与健康有害。19

书信中可见蚤患的侵害对张爱玲生活的巨大影响。与此同时，张爱玲不再居住公寓，而是开始频繁地更换汽车旅馆，显示她对蚤子的恐怖和憎恶已有所加剧。

行为的异常已经不仅体现在消灭蚤子的力度上，还反映于行为生活层面。同年4月20日，张爱玲在信中对自己的感受和扔衣物的行为做了进一步描述：

搬来搬去，同一motel（汽车旅馆）也换房间，稍微suspect（怀疑）的衣物全扔掉，也还是住进去数小时后就有fleas。多住几天才老辣起来，会叮。一般都是猫狗有fleas主人也不受影响。小旅馆称flea-bags，也没听说有带着走的。我这大概是因为dry skin（干燥皮肤），都怪我一直不搽冷霜之类，认为“皮肤也需要呼吸”，透气。20

在这封信中，不仅看到张爱玲扔掉了衣物，频频转换房间，以及受到皮肤干燥（dry skin）的影响。此外，她还说出了自己住汽车旅馆的原因：“百病俱发，住旅馆有种种便利。”21但很显然，真正迫使她这样做的是蚤患，因为从她之后的书信中可以看出，她还是希望能有一个稳定的住所居住。

1984年8月29日写给庄信正的信中，她表示自己租了一个公寓，“签了一年合同，又买了新冰箱”，但住进去便发现这里“蟑螂多之外还有一种小爬虫”22。而在1984年10月14日的信中，她说这里还有蚤子。于是，她选择违约离开，“准备月底搬，还是住旅馆，等确定没fleas了再离开LA。”23这样的避蚤生活持续了数年之后，张爱玲虽已没有刚开始时的强烈焦虑，取而代之的是习以为常之后的无可奈何。直到1986年，一封9月25日给庄信正的信中，她写到“抗蚤”已成为她“全天候”的工作：endprint

…抗fleas工作等于全天候带加班的职业，上午忙搬家，下午出去买东西补给药物与每天扔掉的衣履与“即弃行李”——大“购物袋”——市区住遍了住郊区，越搬越远，上城费时更长。24

可见从1984年起到1987年间，她为此放弃定居生活，以六十余岁的高龄开始漂泊的避蚤岁月。从书信中可知，她极为频繁地更换汽车旅馆，在已经公开的书信中，她提到一个星期或三天换一间汽车旅馆；而在这些未公开的书信中，她不止一次说起自己以一天一次更换汽车旅馆的頻率辗转在洛杉矶地区，过着流离的迁居生活（如1984年2月3日与1986年6月9日的信）。

这段深为人知的旅馆漂泊生活，不但影响她的生活作息，也导致她的健康受到损害。如1984年11月28日的信中透露：

……每天忙得都睡眠不足，成天奔走买东西，补给扔掉的衣物。一天搬一次家，现在需要三小时的准备，经过Vista St.一个月的席地生活，fleas演变得更棘手了。又感冒病倒……。25

而在对抗“蚤患”数年之后，即使看不到蚤子，张爱玲仍然确信蚤子的存在：

大概是我这天天搬家史无前例，最善适应的昆虫接受挑战，每次快消灭了就缩小一次，终于小得几乎看不见，接近细菌。26

此处可见出张爱玲对于蚤子的想象与塑构：她认为随着她天天搬家的过程中，蚤子和昆虫亦随着搬家而一次次“进化”式地缩小了，直到“终于小得几乎看不见，接近细菌”。

张爱玲皮肤遭受蚤子的咬啮辗转流浪于汽车旅馆的生活，从1984年持续到1988年长达五至六年之久。此后因为体力不支，她开始试图居住在公寓内。然而，一旦发现虫子存在，她就马上迁居。因此，张爱玲1988年之后的生活虽然不似此前那样动荡，但依旧处在流浪之中。在众多已出版书信中提及的虫患，其中有不少是指一般的“虫”类（并非蚤子）。以下的例子可见这些非蚤害深刻影响了她的日常生活，并导致她不时搬迁新居。在1988年5月20日寄给庄信正的信中，她因为发现小花甲虫、蟑螂而选择迁居：

N.Y.Times Book Review启封爬出一小花甲虫（一种小蟑螂？住旅馆见过），还有过一个压扁了的。再讲究的房子也有蟑螂，只有此地新房子没有。一旦有了，于我价值就减半。吓得连夜整大卷扔掉。不要寄给我了。27

在这些虫患问题上，数年之后张爱玲仍然数次面对搬家的苦恼，在书信中有数次相关记述，每一次记录都意味着一次迁徙：

·1991年2月14日信中提及：新屋两年后生虫；迁入林先生别的新屋。28

·1991年8月3日信中也提及：整天只够忙着做无偿杀虫人，只好还是搬家。要找个没虫的一间房的小公寓实在难。29

·1991年10月12日信中又提及：最近从租信箱处取回的报上发现一只蚂蚁，一有了又麻烦无穷，只好马上换地方。30

·1991年12月13日：搬进来以前，哥大已把墙壁粉刷一新，地板也新上了油，kitchen地板都是新的tiles。所以刚搬进去，并无蟑螂，好开心。后来逐一发现几只，想是旧家带来的。不放心还是贴了不少Combat disks，真的蟑螂难得一见。31

以上可见张爱玲的皮肤病与蚤患问题，以及更广大的虫患课题紧密相连，这也使她深信是居所不时出现的各类小虫咬噬她才产生的。这种念头使得她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清理外部空间上，对自己的皮肤的关注相对较少。在已经出版的书信中，她对皮肤病的描述远少于对虫患的描述。

上述几段关于虫患的记录存在着诸多共同特点：它们都十分简短，且语气随意，与上述张爱玲对蚤患的详尽描述构成鲜明对比，而且无论医生给出的判断是什么，她都会将皮肤病归因于蚤子或虫子32。在应对虫蚤侵袭方法上，除了看医生、采用清扫、喷药的方法外，张爱玲还采取了扔东西的办法，与此同时，她不再居住公寓，频繁地更换汽车旅馆，寻求她心目中的理想清洁无蚤之地。足见蚤患的恐怖不再是简单的虫害和健康生理问题，而隐含不为人知的心理隐喻，隐含有待解读的多重叙述指向与内涵。除了承载心理课题外，亦富有创伤想象、甚至生活美学，指出了张爱玲书信中的病痛与蚤患书写的力度呈现多重复杂的意义。

三、书信文献中蚤子咬啮/

皮肤病痛的综合解读

对张爱玲皮肤病痛中的蚤患的研究，多年来有各种各样的探讨与观点，其中最大的争议在于病症的实质：皮肤病抑或非皮肤病/心理病。

关于皮肤病的论析大多简单明了，相对于精神病或心理病，在学术界受到的争议较少。主要有以下几点病情分析：湿疹（eczema-ish condition）、皮肤过度敏感、干燥或其他皮肤病，吴佳璇甚至认为与气喘等疾病同属于典型的身心疾患（psychosomatic disorders）33。早期学术界比较接受这种说法，一方面，它比较符合人性预期，另一方面，读者们不愿意接受心仪的作家患有非生理性的精神病痛问题。

在非皮肤病的论点中，水晶、夏志清和宋淇怀疑张爱玲其实没有身患皮肤病，而是一种心理病。这在水晶最初发表的《张爱玲病了》一文中提出：

不过我也跟夏志清一样，怀疑她这一恐蚤病，来自内心深处，也就是医生给她的处方，是“女帽上的一条丝缎”，因为，“世上没有人是一个孤岛”，而张女士偏偏要打破这条至理名言，结果——恕我直言，被她坚拒于公寓墙外的那些人（不是无头冤鬼），也不清楚包不包括唐文标，化成了千万只跳蚤，咬她叮她。生命真的变成了“一袭华美的袍子，爬满了蚤（虱）子”34。

以上水晶的资料来源于宋淇在寄给水晶的信中提到了他和夏志清的看法，认为张爱玲患的应是精神病而非皮肤病35。除皮肤病与心理病的分歧外，也有人从其他视角去理解，如陈子善将其归纳为作家敏感天性：“说有心理问题要有论证。但她肯定很敏感，不敏感很难成为大作家。”36而王德威更进一步把张爱玲的疾病缠身上升到文学与艺术相关的层面，不失为一种“现代主义美学观点的身体呈现”37，一如许多重要的东西方现代主义大师，以其身体病痛乃至自残倾向表达一种艺术坚持。在人与虫的抗战里，在地狱裂变的边缘上，在白茫茫一片真干净的恐怖或欢喜中，张爱玲书写着。她以肉身、以病、以生命为代价，来试炼一种最清贞酷烈的美学。38endprint

有关皮肤病的观点，目前较主要的有以下两种观点：“妄想性虫爬”（delusional infestation）39和“妄想性寄生虫病”（delusional parasitosis）40。两种病情可能属于精神疾病的表征，也可能属于躯体型妄想症（delusional disorder）41。妄想性虫爬患者应属于心理上的阴影，让患者产生某种和爬虫类的昆虫等物体侵袭身体，相信有某种动物在身上四处爬动，虽看不见却能清楚描述这些小虫。42

至于张爱玲坚信随她搬迁的跳蚤一次又一次缩小至接近细菌大小，精神病理学称为“次发性妄想”（secondarydelusion），为解释其他病态性经验——跳蚤骚扰的体幻觉（somatic delusion）所产生的。43

妄想性寄生虫病于1938年由瑞典医师易博（Dr Ekbom）提出，因此又名易博氏综合征，典型的患者是中年或高龄的女性，比男性高出数倍之多，通常为独居、社会关系较疏离的女性——这非常符合张爱玲的中晚年生活形态44。一般是对虫、鼠等敏感或恐惧。这是一门从精神状态对杰出历史人物，以精神医学的传记方式进行系统研究的新学科。而在精神科医学统计中，此症并不普遍，但低发病率原因可能是大多患者不肯就医而缺少数据。45

从病理学上而言，躯体型妄想症是精神病的其中一种病征，常见于精神分裂症及妄想症的患者。患者会坚持自己有某些生理或外观上的残疾及缺憾，例如认为自己有很多体毛，或者会认为自己闻到、感受到异常的东西，更甚者会认为自己患了寄生虫或绝症，患者对此感到非常焦虑，会不断寻求治疗，但碍于这些都是患者的妄想念头，一般治疗都无效。从妄想症的患者视角而言，其妄想（delusion）主题及有关事物，并无情感性障碍，行为亦无明显奇特怪异之处：

妄想的主题，一般不算特别怪异，甚至似乎合情合理，有别于精神分裂症的一些怪异妄想。妄想是异常的思维内容（content），不同思维形式（form）的障碍：缺乏逻辑、语无伦次等。妄想症病者的思维形式大都正常，甚至能言善辩，以捍卫自己的想法，一如其他的精神病，患者缺乏病识感（insight）。他们的智力正常，有些患者的记忆力甚至较一般人尤高。46

从张爱玲再三反复地认为她的居所出现蚤患的现象而言，张爱玲亦有可能患的是另一种更为罕见的“妄想性住所寄生虫病”（delusional cleptoparasitosis）47。此类患者所专注的，不只是皮肤上或内的虫类，而是深信蚤子藏匿在其住所中，间歇跳出来侵扰患者，造成巨大的生活磨难。48

从已公布的有关张爱玲蚤患/皮肤病情的资料中可知，上述的寄生虫病妄想症亦可能进一步与其他精神疾病，如精神分裂症、情感性障碍等相联系，而产生诸如“功能性继发症状”等问题，造成生活磨难。以上几种病情，有些并非属于一种独立、单一的思维障碍，而应被视为精神障碍的系列症状去考察、诊断。在张爱玲书信中的种种蚤病描述里，或有印证这几种说法的病征，以下举例其中几段相关内容以供参考。

在这意义上，跳蚤倾向游击战般觅食，蚤子会在啮疱之后，迅即逃走，正如1984年一封未出版的信中，张爱玲便清晰记下了旅馆的蚤子叮了她就消失49；而虱子是爬行在衣服及头发的潜伏者，才会爬在华美的袍上。张爱玲多以“flea”作书信上的纪录，而非蚤子，更非虱子。这种跳蚤不单会进化，更带有神秘色彩，时而神出鬼没，时而另有身份。据林式同忆述，张爱玲指出跳蚤是南美来的异域品种，更可视为属于国土/家居/身体的三重入侵者，同时进驻作家的公/私领域。50

以下是一封更早于她写给庄信正（1985年2月16日）的内容，里面除了同样提及西医所诊断的湿疹外，对啮疱有更为详细的刻画：

医生说我皮肤eczema-ish condition，其实已经是十廿年前了。除了手臂蜕皮，也并看不出来。不过手脚一碰就破，久不收口，非常不便，所以看医生。现在这变小了的fleas叮了只一阵轻微的热辣辣的痛。像rash似的一大条红，略有些包，很快的消失。最近恶化，剃了光头……还是要时刻包着头，每天消毒。要不停地用火酒擦内衣，用湿纸擦掉flea，否则钻入体内。51

在较晚期的书信中，张爱玲对蚤子的入侵有了新的描述，而对身体的伤害也进一步扩大至眼和耳等重要器官。1995年4月27日张爱玲致邝文美、宋淇信中提到：“肤科医生叫我去看眼耳鼻喉科，但还是需要倾全力自救。”52又如最后一封给宋淇夫妇的信中，描写了钻进眼睛的小虫让她深受打击：

我上次信上说一天需要照射十三小时，其实足足廿三小时，因为至多半小时就要停下来擦掉眼睛里钻进去的小虫，擦不掉要在水龙头下冲洗，脸上药冲掉了又要重敷。有一天没做完全套工作就睡着了，醒来一只眼睛红肿得几乎睁不开。冲洗掉里面的东西就逐渐消肿。53

足见蚤子不仅损害张爱玲的触觉，更进一步破坏她主要接收信息的器官，超越一般的干扰者，即那些综称为虫患的其他昆虫。

张爱玲一直到老年，仍然恐惧蚤子，更恐惧它们从身体及伤口钻進体内54；这种恐惧蚤子进驻身体的幻觉，更左右了她晚年的心理及行动，超出一般蚤子游击式的生存模式。蚤子从现实层面占据她的感官，她个人感官受损外，人际交往更为稀少，因在避蚤过程中时常更换地址，更甚至一度和夏志清失去联络55。可见在她病重之际，她意识到了蚤患对她生活交际的拖累与磨难：

我这一年来为了逃虫难，一直没固定地址，真是从何说起。收到你的圣诞信，再不赶紧回信更要失去联络了。（1984.12.22）56

以上可印证，从心理象征层面来说，蚤子已超越了干扰者，从生活各层面干扰了张爱玲，特别是健康与心理层面。蚤子成为张爱玲彻底的阻隔，不论是生活，或是人际，使离群的她在生活上更为荒凉。因此这逃避蚤患的现象，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是女性身体乌托邦的体现。

除了居所的选择与迁移外，张爱玲也把原来生活中的各种用品、衣物、证件等都丟失了。这些可能隐藏有蚤子的“身外物”，都在她的避蚤之旅中一一丟失，让她越发担心日后无法正常生活，其至无法再搬家：“越是怕丢得东西越是要丢，损失不起，实在不能再搬了。”57此外，这又和林式同听到的张爱玲之自言自语有异曲同工之对照：“身外之物还丢得不够彻底。”58这些潜藏的心理压力及情结不少与蚤子相关，亦和内心的挣扎扣连；从而表现在言论的矛盾上，也可能成为蚤患/皮肤病的可能心理与生理道因之一。从以上的现象分析而言，张爱玲的身体病痛书写，可视为作家的病痛与创伤的个体记忆表现。这和西苏鼓励女性作者打破文化禁忌勇于书写女性自身感受的理念异曲同工，有助于我们理解张爱玲的各种身体病痛与虫患等身体，乃至生活和文化上有关精神创伤之间的关系；为我们展示张爱玲如何通过病痛书写塑造她不为人知的作家私语，成为她放置身体病痛的文化容器。这些珍贵的身体与疾病志书写不只含有隐匿深藏的语言特色，亦富有文化语境的意义，是作家以书信传记的文字保存一代人遗件的集体知识。endprint

蚤子心理性的成因，或许来自张爱玲的内心矛盾。她在早年便有过“我个人的经验是太违心的事结果从来得不到任何好处”的总结59，但她却经历着不少违心之事，如曾经全盘否定医生的诊断及友人的推测，不久之后又接纳差别不大的“皮肤特殊敏感”60。面对信任的医生，她又拒绝谈及过去的中国生活，和之前询问病因时态度不同：她问病情很仔细，但不愿谈及自己的过去。医生问她何时离开中国，她就礼貌地转了话题61。1988年3月初，司马新收到张爱玲的来信，告知皮肤病医治好了：

我这些时天天搬家，收到信都带来带去没拆看……（Dr.X）虽发言不多，给我印象很深，觉得是真医道高明，佩服到极点。诊出是皮肤特殊敏感。大概Fleas（跳蚤）两三年前就没有了。敷了药效如神，已经找了房子定居，预备稍微安定下来就写信来告知。却一天天耽搁了下来，也是因为实在感激，是真不知道怎么说才好。62

从这些已出版的书信可整理出张爱玲关于皮肤病和蚤患的各种病情与经历，其间可见她的病情与精神状态迂回曲折、起起伏伏、时好时坏。虽然，宋以朗编《张爱玲私语录》一书透露了许多有关张爱玲非皮肤病的大部分内容，然而有关张爱玲皮肤病情与蚤子病痛的第一手资料，除了该书最后一封张爱玲写给宋淇夫妇的信之外，目前大部分的相关书信都还是尚未公开的资料。中晚年时期的张爱玲视宋淇夫妇为最亲密的挚友，唯有在给他们的书信中，她全面详细地描述了自己的皮肤病情，有待日后的进一步考察。63

【注释】

①⑦苏伟贞主编：《鱼往雁返：张爱玲的书信因缘》，9、3页，台北：允晨文化，2007年版。

②15吴小东，〈《被虱子吞噬的女人》〉，载《书屋》2006年第4期。

③陈林群：《事实的金石声——驳〈被虱子吞噬的女人〉》，载《书屋》2006年第7期。

④在这封信中，张爱玲描述道，“同船的菲律宾人常常在太阳里替小孩头上捉蚤子，小女孩子们都是一头鬈发翘得老高，我看着实在有点怕蚤子跳上身来，唯一的办法是隔几天就洗一次头，希望干净得使蚤子望而却步。”见宋以朗编：《张爱玲私语录》，145页，香港：皇冠，2010年版。

⑤另见拙文：《张爱玲未公开书信中的蚤患书写考察》，载《鲁迅研究月刊》2017年第7期。

⑥52宋以朗编：《张爱玲私语录》，271、308页，香港：皇冠，2010年版。

⑧⑨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译，54、5页，台北：麦田，2012年版。

⑩从另一视角而言，整理与研究第一手文献资料/书信史料，不论是文学性的还是学术性的，也有再创作的本质。

11张爱玲：《天才梦》，见《张看》，242页，台北：皇冠1991年版。1978年3月15日，张爱玲在《中国时报》所刊登的《对现代中文的一点小意见》一文中，对之前出版物中便已经出现的“虱子”“蚤子”混用的情况做出校正：“我自己也不是不写别字，还说人家。《张看》最后一篇末句‘虱子误作‘蚤子，承水晶先生来信指出，非常感谢，等这本书以后如果再版再改正。”不过，由于在做文学、文化解读时，两者区别不大，故之后的出版者，学者，大多没有对它们做清晰地辨别，本文的论述同样不对此作出分辨。

12事實上，1996年本人在博士学位论文里即曾对张爱玲的蚤子病痛问题作出较为全面的分析，毕业后刊于《明报月刊》1998年第9期上。这应是最早较有系统性地研究张爱玲蚤患病痛的评论，文中提出当年《天才梦》中所述及的蚤子意象，可能是张爱玲遭遇蚤患病痛的最初记录。见林幸谦：《蚤子之幻与避世之谜：张爱玲离群索居的谜题与吊诡》，载《明报月刊》1998年第9期。

13鹿亦鹿：《张爱玲与跳蚤》，载《人民政协报》2011年8月22日。

1416334246吴佳璇：《张爱玲满是跳蚤的晚年华服》，《张爱玲学校》，27-28、26、28、28、27页，台北：联合文学，2011年版。

17整体综合来看，张爱玲书信中的病痛书写主要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她对蚤患/皮肤病的描述；而第二部分是关于她应对蚤患及皮肤病时的感受及行为描述。前部分为客观事实层面，即她对蚤患/皮肤病的描述，且两者紧密相连，构成了因果与递进关系；后一部分则涉及主观心理层面。两个层面的描述一同呈现在书信上，使得学界就其病情实况一直争论不休。

18陈林群指出，“人”，才是令张爱玲烦恼、离不了又躲不开的“蚤子”；详见《事实的金石声——驳〈被虱子吞噬的女人〉》，载《书屋》2006年第7期。

19202122232425262728293051庄信正：《张爱玲来信笺注》，148、150、150、154、157、167、162、167、184、192、194、197、164页，台北：印刻，2008年版。

31夏志清编注：《张爱玲给我的信件》，368页，台北，联合文学，2013年版。

32就张爱玲此一心理，如果把她种种皮肤被噬咬的感受仅仅归因于生理疾病，显然缺乏说服力。因此，自从她的蚤患问题被水晶披露，学界出现了许多有关她患有心理疾病的各种猜想。

3435水晶：《张爱玲病了》，见苏伟贞主编：《鱼往雁返：张爱玲的书信因缘》，86、84页，台北：允晨文化，2007年版。

36转引自杨成：《张爱玲晚年的信件》，载《文学教育（下）》2013年第9期。

37转引自邵聪：《文学评论家王德威谈张爱玲晚期风格：张爱玲越老越逼近文字的“黑洞”》，载《南方都市报》2013年3月29日。

385759王德威：《“信”的伦理学》，见夏志清编注：《张爱玲给我的信件》，397页，台北：联合文学，2013年版。

39Roland W. Freudenmann and Peter Lepping，“Delusional Infestation”，Clinical Microbiology Reviews，Volume 22，No.4，October 2009，pp690—732.endprint

40Nancy C. Hinkle：“Ekbom Syndrome：A Delusional Condition of ‘Bugs in the Skin”，Current Psychiatry Reports，Volume 13，Issue 3，June 2011，pp178-186

41George Winokur：“Delusional disorder（paranoia）”，Comprehensive Psychiatry，Volume 18，Issue 6，November–December 1977，pp511–521.

43孔繁锺编译：《精神医学之症状及病征》，25-45、56-61页，台北：合记图书，1992年版。

44这些资料很多，不赘述。司马新早年得知张爱玲的病情时，无法联络到她：“当年不见人，亦不接电话，很难介入进言。后来香港宋淇先生说，他正设法请她去香港，由其熟医生根除毛病，只是她失去了护照，暂时不能成行。”见司马新：《人去鸿断音渺——与张爱玲先生的书信往来》，见苏伟贞：《鱼往雁返：张爱玲的书信因缘》，135页，台北：允晨文化，2007年版。

45此妄想性寄生虫病的研究，多见于皮肤专科医学文献。那些到精神专科求诊的患者，经皮肤科医师详细检查后，大多未能找出病者所相信的“微小寄生虫”之类的致痒、致痛病原。见远堂：《挥不去的蚤子——也談张爱玲的“皮肤病”》，胡兰成网，2011年11月23日。

47远堂：《挥不去的蚤子——也谈张爱玲的“皮肤病”》，胡兰成网，2011年11月23日。

48J. Kenneth Grace and David L. Wood，“Delusory Cleptoparasitosis：Delusions of Arthropod Infestation in the Home”，The Pan-Pacific Entomologist，Volume 63，No 1，January 1987，pp.1-4.。

49如1984年5月27日的信中提及：“我那皮肤病医生就一直不大相信，因为没有flea-bites（蚤啮）。那是因为旅馆的fleas（蚤子）来不及长大，不大叮，叮了也一小时就消失了。”

50“张爱玲告诉我说她搬家是为了避蚤子，她说她那里的蚤子产生于南美，生命力奇强，什么地方都钻。”林式同：《有缘得识张爱玲》，见苏伟贞主编：《鱼往雁返：张爱玲的书信因缘》，228页，台北：允晨文化，2007年版。

53宋以朗编：《张爱玲私语录》，316页，香港：皇冠，2010年版。事实上，在宋以朗家未发表的信件中，亦可发现这些相关的内容，如1994年张爱玲致宋邝文美的信中指出，蚤子引起的皮肤病已经侵入了她的耳朵：“我牙齿问题还没解决，皮肤病倒又侵入耳朵，正是我一直在拼命防止的事。”（1994.3.5）

54“要不停地用火酒擦内衣，用湿纸擦掉flea，否则钻入体内”，可见这行为已经与一般跳蚤的行径有所落差；见庄信正：《张爱玲来信笺注》，164页，台北：印刻，2008年版。

55在张爱玲寄来的写于1988年4月6日的书信后，夏志清做了按语：“这是我自一九八四年十月廿六日以来，三年间收到爱玲的第一封信，我给她的信，H2、H3、H4、H5、H6，她都没有拆。这三年她倒每年给庄信正写一封信，因躲‘虫患，常搬家，没有固定地址，她忙于看病搬家，每日累得筋疲力尽，‘剩下的时间，只够吃睡，才有收信不拆看的荒唐行径。看了令人心酸。”见夏志清编注：《张爱玲给我的信件》，341页，台北：联合文学，2013年版。

56夏志清编注：《张爱玲给我的信件》，328页，台北：联合文学，2013年版。

58林式同：《有缘得识张爱玲》，见苏伟贞主编：《鱼往雁返：张爱玲的书信因缘》，236页，台北：允晨文化，2007年版。

606162司马新：《人去鸿断音渺——与张爱玲先生的书信往来》，见苏伟贞主编：《鱼往雁返：张爱玲的书信因缘》，136、151、136页，台北：允晨文化，2007年版。

63张爱玲在给姑姑、庄信正、司马新等人的书信中，对皮肤病情也有些许描述，但大多只涉及基本情况；相关书信资料见苏伟贞主编：《鱼往雁返：张爱玲的书信因缘》。而针对张爱玲未公开书信中的蚤患病痛书写问题，本人将分不同篇幅加以孝察研究，初步研究成果详见拙文《张爱玲未公开书信中的蚤患书写考察》，载《鲁迅研究月刊》2017年第7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