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丹梦

一、“野百合”下的冤魂

王实味是以政治冤案留名于史的。1942年春，两篇不合时宜的杂文《野百合花》①与《政治家·艺术家》②把河南人王实味推到延安整风的风口浪尖。此事改变了整风的性质：从反对王明遗留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及党八股余毒演变为纠正极端民主、打击小资产阶级思想。正如当事人李维汉③所说：“反王实味是一个‘插曲。但，我们认为这是个大‘插曲，几乎变成全党普遍整风的正题。”④半年多的时间，王实味案迅速升级，从同志到托洛茨基分子、国民党探子，王着实“亮”了一把。1942年10月，王被开除党籍；次年4月，被正式逮捕。1947年3月，胡宗南率部进犯延安，王在随队向山西兴县转移途中遭秘密处决，年仅四十一岁。

宋金寿在整理李维汉回忆录时，意识到王是为整风深入的需要而升级为托派分子的。朱鸿召亦说：“这段历史需要一个典型，不是王实味，就是李实味，张实味。”⑤毫无疑问，王是政治的牺牲品。他是备战压力下的延安为加强内聚而芟夷的野百合。但这并非“上面”单方迫害的结果，而是建立在深刻误读上的彼此吸引与选择。我以为，这很大程度是由地方（中原河南）人格引发的悲剧效应。毛泽东对王的定性固有杀一儆百的战略意味，但不得不说，王也是很适于做反面典型的，一个天造地设、送上门的“垫刀鬼”。

王实味1925年考入北大文学院预科，结识陈其昌、王凡西。这二人后来都入了托派，他们跟王的交往成为王在延安获罪的重要口实。1926年经陈其昌介绍，王加入共产党。1927年，他因恋爱问题与北大党支书段纯发生激烈争执而脱党，不久受经济所困从北大辍学，以卖文、翻译为生。王译过奥尼尔、哈代、都德的作品，发表的小说有《休息》《毁灭的精神》等。1930年王与湖南女子刘莹结婚。1937年他在开封女中任教时重新入党，同年10月奔赴延安，一年后与刘莹失联。1939年，王与比他小十二岁、曾在开封女中就读的学生薄平结婚，却因性格不合匆匆分手。王到延安半年后，时任马列学院（后更名为中央研究院）院长的张闻天点名调他到编译室工作。王译书卖力，翻译马列著作百余万字，被评为特别研究员，这是研究人员的最高级别。

王实味生前狷傲自负，生怕别人看不起自己。他视荣誉、面子为生命，却不会宣传自己。这很有些河南地方意志里“中国弃儿”⑥的清高与自闭色彩。丁玲就说：王根本不是文艺家。除了那两篇“犯事”文章外，他还写过什么呢？连他的第二任妻子薄平也不甚了了。她曾说，如果当初王能向她透露点自己的不凡处（如北大学生、年轻作家等），她不会那么早离开他。20世纪80年代末，薄平辗转从别人的传记里得知了王的经历，一个崭新的刚正不阿的汉子形象矗立起来。她觉得自己真爱上王了。2012年，九十二岁的薄平向天上的王实味送去了迟来的爱情告白⑦。但那新形象果然是王实味吗？

钱理群说：“王实味的悲剧预示了一大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未来的人生轨迹……他的遭遇可视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某种重要类型的起点。”⑧此后的胡风事件、反右斗争及“文革”，包括愈演愈烈的群众批斗模式，均能在王实味案中找到逻辑端倪与伏笔。

这种历史勾连不乏洞见，但由之切入王实味总感笼统了点。那是建立在文艺与政治、个性与国家二元对立框架内的思维范型，王经此被琢磨成了坚持人格独立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典范。这在某些王的传记里表现尤为突出，施加在传主身上的核心词汇不外乎泣血丹心、铮铮铁骨等。虽然传记中也提到王的性格缺陷，但仅为白璧微瑕。这与其说是对王个性的维护张扬，不如说是压抑扭曲。与王有同乡缘分的评论家黄昌勇在那本颇具影响的《王实味传》后记中有段“多余的交代”：

本书的撰写，还有一个让我难以处理的困难，就是从何种角度来解析王实味的悲剧人生，我曾有过用时下流行的西方关于知识分子的理论来观察，我也曾有过用理想主义的人生模式来品衡……但我最终还是放弃了……我甚至有过怀疑王实味作为知识分子的想法……宁愿把他看成是文人政治的一个悲剧典型。⑨

这是《王实味传》中最具价值的困惑，对黄昌勇而言，它亦是某种“莫名乡情的牵引”⑩或曰地方中原的感知。在他对王实味“知识分子身份”的踌躇及“文人政治”的妥协界定中，已然触及问题的关键：知识对王究竟意味着什么？怎样的人才能称为知识分子？对第一个问题，我们后文再述，先解答第二个。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历来争议颇多。如曼海姆对知识分子非依附性特征（unattached）的强调，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论及萨义德的业余者解释等。我以为，判定知识分子的标准有三点：自省性、批判性与公共实践，其中自省性系基础与核心。人是逻各斯的动物，这个著名而公认的界定意味着人是善于反思自己的特殊物种。认识你自己，不仅是哲学的鹄的，亦是导致人群分野、身份多样化的源泉动力。知识分子不也是自我认知与想象的实践结果吗？作为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群体，知识分子应该是最敏于认识自己（即自省）的。舍此，不可称为合格的知识分子。只有善于自我反省的人，才能超越个体私利与偏见，开展相对公正有效的社会批判与实践。

然而王实味的自省意识相当薄弱，或者说在他的日常思维中，自省被不自觉地屏蔽了。对自己的本来面目，他似乎心怀恐惧与羞惭。纵观其一生，王从未完整透彻地打量过自身，其自我观照的“弱智”与外向批判的敏感发达形成巨大反差。与其说王是代表社会良知的现代知识分子，不如说他更像个中原乡村迂儒或狂人。

二、举人之子与“穷人”的“脸面”

1906年，王实味出生于豫南潢川一个败落的书香门第。他五岁丧母，父亲王元炳系前清举人，因厌恶吏场腐败未谋官职，回乡以教书为业。这位孤芳自赏、时运不济的父亲对王的一生影响甚大，很多方面，父亲就像儿子的模板。王自小被老师誉为玉麒麟下凡，是天才的读书胚；而他的独立思考、奇谈怪论亦每每受到父亲的鼓励和赞赏。显然，这是对互感骄傲、心有灵犀的父子，父亲激发强化了王天才的自我认知与定位。1943年，王元炳收到儿子的最后一封信。信中说自己在延安犯了文字上的错误，正努力改造，请父亲切勿相信外面的谣传。文字上的错误，自是从前清举人立场拟构的说辞，它一面是为了安慰父亲，另一面也透露了王当时对自身政治错误的理解。显然他低估了事态的严重性，这沿袭了父亲的政治天真与隔膜。王元炳教书桃李满天下，却从不求人。王实味亦不会累積、发展自己的人脉，他的人生字典里早早抠除了“低头”“求人”等字眼。就此而言，王在整风期间冥顽不化、至大至刚的表现，实为正常惯性之举。endprint

王氏在潢川属望族大姓，各支都富有房产，独王元炳一户家境贫穷。当地曾流行一句话：听见呼噜噜噜噜，王举人家喝稀粥。讥嘲调笑之意不言而喻。明明系举人之家，却透着寒酸相。这不伦不类的成长环境铸就了王实味病态的面子意识与奋斗精神，他的忧郁暴烈亦由此萌蘖。在王看来，父亲只因不善拍马迎合才遭此白眼，否则谁会瞧不起举人？王后来选择投身革命、从事政治，跟他对父亲及自家命运的反思不无干系。在父亲受挫放弃的地方，他决意打拼出一派天地。可补充的是，1944年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被羁押一年的王实味现身了。他谈话时“神情完全像演讲，时刻舞着手势以加强语气，说到他过去的‘错误，他的表情严肃到可怕的程度”。当记者赵超构劝他再从事翻译时，他坚决地说：“不，我现在正对政治感兴趣，以后还是要参加政治工作的。”11不难体会，王其时正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刺激，但即便在山穷水尽的情况下，王的政治热情、抱负仍未熄灭，这在他当是人生意义与希望的抓手吧。

如王实味般热衷政治的现代河南作家有很多：蒋光慈、李季、姚雪垠、李凖等，无不如是。这跟当地的文化传统、中国情结有密切关系。河南号称中原，曾是中华帝都所在。建诸农耕文明的中原文化就历史起源看，是由洛阳、开封等政治中心带动而起的文化，有极强的政治依附性。那经由政治中心引发文化中心并带来经济实惠的逻辑，深深镌入河南人的集体无意识。从事政治，谋求中国的垂青眷顾，不仅是地方的出路所在，亦成为个体追求自由解放的本能筹划。

贫穷作为共同的生存境遇，充当了联系王实味与故乡河南的命定起点与枢纽，而他的脱贫之道也注定跟河南的现代奋斗依偎缠绕，称得上是个体与地方感应道交、命运暗合的范本。由于长久封闭、天灾战争等历史积习，现代河南的贫穷比其他地方更触目惊心。贫穷影响到个体的交友、求知与价值认同，造就了具有地方特色的个体在世形态，或可称为中原“贫穷的社会学”。譬如，王自幼不与富家子弟来往。这种看似洁身自好的品行就个体的生存自由而言，无异于画地为牢的自我障碍，马克思的阶级划分论在此派上了用场。而整风中群众对王“小资产阶级”的定性与弱点发掘，似乎也不无道理。小资产阶级呼应了王没落的举人门庭。在王的悲剧走向里，贫穷社会学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里的贫穷，不仅是个经济学的概念，亦为地方有限性与思想资源匮乏的综合印象与表征。

张钧在《王实味全传》里提到一件事。有年春节，王元炳在自家门上贴了副春联：“仓中粮满鸡犬饱，架上书多辈辈贤。”他对年幼的王实味说：“人活着要争口气，让亲朋邻里都看看，我王家虽比不上有钱人家，可日子也挺红火！”12这事给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穷人对面子的讲求、活法——此系贫穷社会学的核心内容——由是显露。具体说来，“仓中粮满鸡犬饱”的上联，是对穷的裹藏装点。至于争气的训导，也就是争个面子。俗语讲财大气粗，穷人没财却硬要争气，这气就不免虚了、粉了。虽说构造面子的资源并不拘于经济实力，还包括职务、能力、辈分等，但堂皇虚浮的“面子”思维却因家教的濡染渗入王的骨髓血脉，他的致命弱点就在这里。

面子（亦称脸面）的形成系人际互动的产物。它包括两方面，一是个体的自我期待与设计，二是他人的评价。当两者一致时，个体便觉得有面子，并将面子达成的交际情境不断制造出来，推衍开去。质言之，面子是个体对自我在他人心目中地位序列的感知，旨在获得社会的承认赞许。对面子的追求，体现了穷人对尊严、荣誉和优越感的需要。

王家并非一般的穷人，而是举人之家。就像孔乙己无论如何要穿长衫一样，王家书香门第的架子是不能倒的，那是他们从穷困中脱颖而出的面子资本与不可触碰的生存禁忌。诸多迹象表明，王实味对丢面子的恐惧，是比基督徒对地狱的惊怖还要强烈的。脆薄的面子，建基在对知识的拥有与解释（见解）上，其背后蠕动着让人羞愧痉挛的贫穷。王元炳的下联不是说“架上书多辈辈贤”吗？它跟上联一道，完成了对穷的遮饰涂抹。王实味一生坚执己见，即带有这样的脸面维护或僵持意味。他在整风中对托洛茨基思想的新异阐释，对各方帮助的拒绝抵制，亦不脱面子的意识与思维。这是根本的动力与理由；因为除此之外，他一无所有了。知识与见解，是穷举人之子唯一能显露和证明自我价值及不凡（贫）出身的地方。

从表达宣说知识见解，到构建面子，以至沉湎歆享脸面带来的荣耀成就，这种思维行止贯彻了王的一生。王对知识的倚重与硬性推行（以面子繁衍的方式），显露了边缘弱势的地方河南跻身现代中国的奋斗与博弈。那是从弃儿的集体创伤、“中心”缅怀（曾经的帝都）与匮乏贫穷中激越出的“华山一条路”的现代冲动与构思，它传统而怪异，乡土又时尚。

凌云在回忆王实味第一次受审时提到一个细节。王进门后不理会任何人，他径直走到墙边悬挂的列宁像前恭敬地鞠了一躬，举动很是戏剧化。审讯中王情绪忽高忽低，有时滔滔不绝，话比审讯人员还多。虽已沦为阶下囚，他的见解/面子还是不能放下。于列宁像前鞠躬，即是在践行面子的语法。言下之意，我是列宁的忠诚信徒与解释者。作为中央研究院的特别研究员，我是马列专家。列宁在上，只有您才配做我的对话者、审判人；而他们，和我根本不在一个层次……由此，王把被动憋屈的受审变成了主动优越的马列宣教。

据温济泽《斗争日记》载，在针对王实味的规模空前的群众批判大会（又称“大座谈会”）上，王坚称托派分子陈其昌、王凡西的人性是好的；自己之所以出席会议，是因为他尊敬的几个朋友的“爱”感动了他。此言自然遭到群众的集体围攻。休会时他对温济泽说：“我的错误只有我自己能清算，别的人不论哲学怎样好，也弄不清楚。”温济泽冷笑了一声。13

“只有自己能清算自己”，这种言说思维跟他朝列宁像鞠躬及受审中的滔滔演说，一脉相承。包括会前他提出的退党申请——王说他个人与党的功利主义间的矛盾无法解决，他要走自己的路——亦是如此。真理的探讨与撑持脸面、逞口舌快意的穷人意志绞缠在一起。“因感动于朋友的爱才出席大会”的声言，即屈尊的意思吧，又是脸面的挣扎重申。王在会上还透露：自己初到延安觉得到处受人歧视。这再次印证了我們对其面子心理及奋斗的推测。受人歧视，不就是没脸吗？无论如何都要在人前维持超凡脱俗、独立见解的外观，这真是再坚硬不过的穷人面子呢。endprint

大座谈会前温济泽和王谈过两三次话。温说，你千里迢迢来到延安，还不是为了革命、抗日？你写文章有了错误，是观点方法不正确，有什么不能改正呢？你去参加大会做个检讨，会得到大家的谅解的。王触动了，他在会上说朋友的爱感动了他，想必由此而起。这明显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人。倘若大座谈会上的群众亦能像温济泽般循循善诱，给他个台阶下，王该不会如此大放“谬论”了吧。这跟坚持真理的斗士迥然不同，毋宁说他是个决绝的“脸面英雄”。

大座谈会后，托派分子、开除党籍的结果让王难以接受。他终于放下部分身段，跑到中组部哭诉恳求，但为时已晚。王草拟上交了一份《中央组织部对王实味同志的错误及托派活动嫌疑问题的决定》，这是他按照自我意愿写的组织决议：

党认为他的《野百合花》及《政治家，艺术家》在实际上（有）破坏党的错误，其根源在于他的虚无主义倾向及小资产阶级病态的忧郁性，而他的狂言乱语，则是由于他的神经确实有些异状，党甚至认为他写文章的动机确实是狂热地关心党……兹决定停止他的党籍半年。同时党要求全党同志以友爱的同志态度对他，帮助他早日恢复党籍。14

将政治错误归结于“神经异状”、“小资产阶级病态的忧郁性”，当是最保险体面的遁词了。上述引文显露了王对决议书写的陌生。以他的智力，模仿一种公文体式本不困难，之所以写得如此幼稚，跟面子思维的沉溺有关。文中对“友爱的同志态度”的强调，即为证明。那是面子的底线：千万别看不起我，要把我当成朋友。王的面皮要爆裂了。单调贫穷的面子思维，阻断了王与他人的正常交流。他对形势、人心的解读判断全然不通，就像“党甚至认为他……狂热地关心党”中显示的偏执逻辑一样。这份自拟的组织决议可谓整风时期王内心臆想孤行状态的印证、写照。

1942年3月的一个晚上，王实味突然闯到同事雪苇家大谈政见。他情绪激昂地说，托洛茨基是个天才，他在《文学与革命》中提出的“不可能有无产阶级文学”的观点是正确的15。在谈托色变的年代，王竟如此高调地评价托氏，且在一个跟自己关系极其一般的同事面前，他到底意欲何为？难道就是为了表达惊世骇俗的见解，一种与众不同的露脸？从王当时的“低位”处境（延安时期的王就像他翻译的马列著作，冷僻寂寞）与他一贯的“见解→面子→人生成就”的思维看，我们无法排除这种可能。在谈话发生几天后，他就发表了《野百合花》与《政治家·艺术家》。而雪苇则将王的谈话内容捅给了上级。他的揭发，成为王罪责升级（系托派分子）的关键证词。

《野百合花》发表后，毛泽东派秘书胡乔木跟王谈过两次话，写过两封信。信中说：“《野百合花》的错误，首先是批评立场问题，其次是具体意见，再次才是写作的技术。毛主席希望你改正的，首先就是这种错误的立场。那篇文章充满了对领导者的敌意，并挑起一般同志鸣鼓攻之的情绪，这无论是政治家艺术家，只要是党员，都绝对不容许。”但王对此并未领悟，他甚至觉得胡乔木是在支持鼓励他的做法，他的观点受到了“上面”的重视16。显然，王已陶醉在见解/面子的虚幻荣光里了。

面子与面具有关，它是中国文化中甚为微妙发达的部分，以致外国人看中国人的言行总觉有做戏的味道。美国传教士史密斯曾说，中国是个表演天赋很强的民族，戏剧是该民族唯一通行的娱乐活动。稍有麻烦，中国人便会把自己作为戏曲中的扮演者，一心投入到表演中，躬腰行礼，下跪叩拜。这在西方人看来，实在荒唐可笑17。此话让人再度想起王的延安表现：他在雪苇及中外记者团前的激烈演说，在列宁像前鞠躬，大座谈会上舌战群儒，不都像戏剧吗？只是当事人绝无荒唐好笑的感觉，他要用生命上演一场天才、英雄的悲剧。

面子从面具演化为调节社会交往的精致符号与标准体系，跟礼教对身体的规训有关。面子与里子、实质相对。礼教的身体规约本要铸造的里子是君子，可惜这一要求委实太高，一般人难以达到，于是外在与内里发生脱节。里子慢慢被忘却了，外在的规约、程式却留存下来，衍化为繁文缛节的面子功夫。那是对内里不足的平衡与弥补，一种精致的异化。王实味父子陈陈相因的面子做派跟礼教在中原的千年熏陶相应，可谓地方文化记忆盘桓、运作的活例。

除礼教外，中国文化里自我价值构建及判定中的他人取向亦推动了面子精神的膨胀细化：我优秀与否，不取决于自身；别人讲我优秀才算优秀。这种面子的评估在王实味生长的家长里短、缺乏隐私的河南乡村甚为风行，“听见呼噜噜噜噜，王举人家喝稀粥”的顺口溜就是例证。隐私观念的缺失，让个体内部的所有思想、见解，直接裸露为面子（资源），王实味在整风时期口无遮拦、大鸣大放的行事风格，即是这种乡土习气、思维的自然流露。鲁迅曾说，面子系“中国精神的纲领”，抓住它就像捉住了辫子，全身都跟着走动了18。同样，要理解王實味，穷人的面子是把总钥匙。面子，系王感知世界的基本语汇与唯一语法。一辈子就为活张脸，贫穷在此地。

三、“穷人”的革命、交际与肺病

对贫穷，王实味的具体解脱途径是革命与暴力，这成为他加入共产党并跟延安政治发生联系的心理基础，自传小说《休息》形象地展示了这点。主人公秋涵每当受了委屈，就大声诅咒世界：“吮竭我血液的是这肉臭的社会啊！我要毁灭了它！”19陷于困境的个体将内心的无助迷惘转化为对外界的敌视、复仇以至革命的欲望，是自然的情绪反应，一种推咎心理。它在青年身上、青春阶段尤为常见。另一典型例子是郁达夫《沉沦》中的“我”，他把留学日本的吃瘪体验统统归罪于祖国不强大。通过推诿归咎，个体俨然变得无辜纯洁。不仅如此，弥散绝望的个体还在恨的鼓动酝酿中结成坚实战斗的自我：困窘卑贱都是外界造成的，我理当向外界追讨权利，寻求爱的反哺。

王实味一生的主体定位都是青春式的。现代社会对个性、权利的讲求，鼓励了他那青春化的贫穷生存：它是原始正义、天然合理的。与王实味有过一载姻缘的薄平曾说：王感情外露，他的血好像比别人的都热。对王而言，不顾一切地占有爱情与决绝地向外界复仇是一体两面的行为，二者均系贫穷的宣泄抚慰与能力证明。这种爱情对女性的担待容让要求甚高，薄平的退却不难理解。endprint

如果当初薄平没有过早离开王实味，他或许不会在整风中采取如此过激的行动吧。某种程度上，可把王的整风言行视为贫穷主体在爱情受挫后为重拾面子而策动的一场凭借“真知”开道的政治赌注。王深夜对雪苇的莫名造访，即为赌注的开始，一种力比多的转移与释放。鲁艺学员崔嵬曾对薄平说，他认为王写《野百合花》是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做个整风积极分子。这一分析值得重视。在此，爱情、政治、革命均被中原穷人转化成生产和显示脸面的资本与方式。

《野百合花》的前记从初恋女友、烈士李芬落笔，应验了上述感觉。作者说，野百合是“延安山野间最美丽的野花，用以献给那圣洁的影子（即李芬）……它不似一般百合花香甜可口，却有更大的药用价值”20。末句开启了《野百合花》抨击延安现实的序幕，所谓良药苦口利于病是也。李芬死得凄惨悲壮，她是被亲伯父出卖给敌军的。临刑前，为防止流氓奸尸，李芬把所有的三套衣裤都穿在身上，用针线密密缝合。烈士的纯洁、殉道的崇高、夭折的初恋与火力十足的现实针砭、“牢骚”在《野百合花》里被王焊接起来，升华的初恋记忆（受挫的爱情）充当了“牢骚”（政治冒进）的道义伞盖与辩护。

与《野百合花》同时发表的《政治家·艺术家》里，王实味写道：“我们要求猫的利爪只用以捕耗子，不用来攫雏鸡。这里划分着政治家与政客底界线。对无能捕耗子却擅长攫鸡雏的猫，我们更须严防。”21据刘莹说，这是王早年受段纯迫害的体会（段曾粗暴干涉王与李芬的初恋），他的憎恨真是经久不衰。由个体的屈辱（面子受损）引发对外界的反感仇恨，以至燃起移情式的政治革命与批判冲动，这跟《休息》里秋涵的心理反应如出一辙。

与革命意志紧密相连的是王实味性格中的攻击性，这是外人对他最直观深刻的印象。1941年，王因未领到干部服，他跟范文澜从前山吵到后山，从山下闹到山上，直到范把自己的干部服送上方才作罢。在中央研究院，王除了与调他来此工作的张闻天及闷头做学问的王学文没吵过外，其他人都不轻易放过。当时译马列原著是集体合作的工程，翻译、审稿、校对各有分工。负责审稿的柯柏年每改动王的一个字，他就找上门吵，吵到一脚踢翻窑洞里的砂缶。北大经济学系毕业的何锡麟指出王的一处译文应用“价格”而非“价钱”，结果二人亦吵得不可开交。何锡麟后来对人说：“王实味性格十分不可爱，大部分人都讨厌他，我们那时候吃中灶（连王若飞也吃中灶，只有中委吃小灶），质量不错。王实味不拘小节，他不顾自己有肺结核，吃菜尽挑里面的瘦肉。”22

王实味之所以反感别人改动他的稿件，跟见解/面子的禁忌有关，这触及了穷举人之子的创伤记忆与立身根本，一旦否定了他的知识见解，他真是一穷二白了。至于干部服事件，更明显是面子心理在作祟。所谓干部服，是延安配发给专家学者、领导干部穿的衣服，自视高才的王岂可没有？这不是明摆的打脸吗？就王来说，为个体挣脸与《野百合花》中针对延安“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现实抨击、等级革命，系浑然连带的思维。这种“个色”的革命方式如用佛家思想来阐释，会更加清楚：个体与他人原为平等圆融的一体，但王却因穷的创伤而妄起区别憎爱（穷人与富人、贱与贵、平民与官僚），滋生知识、真理、面子等计较取舍，念念相续辗转往复，以致将自身不断置于诸多对立斗争而必须批判、革命的境地。

何锡麟提到王实味的肺病，尚有几段故事可说。肺病发作是在1932年，彼时王在上海靠翻译维持一家三口的生计。一天，他到中华书局签订下一份译书合同，却和编辑在改稿问题上发生了争执，结果合同告吹。回到家他闷气难消，开始大口吐血。到医院一查，竟是可怕的肺病。自此肺病就在他身上駐扎下来。

表面看，疾病只是身体器官的问题，但其实它跟个体的精神状态彼此映照。国外研究界有“肺结核个性”的说法：肺病者“具有强烈的本能性利己性；富于直觉、幻想、理想；受苦受难、逃避现实、敢于反抗”23。中医云，百病皆生于气，怒伤肝、喜伤心、悲伤肺、忧思伤脾、惊恐伤肾。以此看王的肺病，不难体悟此系中原穷人对见解/面子执求的显现。鉴于面子生产繁衍的社会依赖性，亦可说肺病是王与他人的隔膜抵牾在躯体上的铭刻与雕塑。

肺病逼迫王实味沉溺于自我。依当时的医学条件，作为慢性病的肺结核是无法克服的。患者内心侧重的已非改变疾病，而是接受融入疾病，并想方设法将疾病连带的存在方式携入日常生活，让其体面化、合法化。诚若托马斯所说，“疾病一方面是敌对性的：它过分强调肉体，使人不得不依赖肉体；另一方面，人的尊严就在疾病之中。”24疾病者对尊严的需求就像空气之于溺水者，尤其是得了慢性传染病的人。肺病的缠绵，强化了王对社会不公的敏感和对他人关爱的渴望，其郁郁寡合、挑剔暴躁、迥不宽容的心理亦由此蓬勃。

王实味对身体的眷顾在延安是出了名的。据薄平回忆，那时王除了翻译外，每天最爱做的就是把自制的躺椅搬到门口，倚在上面晒太阳。他喜欢清理窑洞和衣着，床单被褥浆洗平整，一律白色，这也算对肺病逻辑的适应妥协吧。王对小灶饭和干部服的强烈要求，他的争肉行为及反对“食分五等”的呼吁革命里，肺病是重要的根由、理由。当时人普遍认为，肺病患者需要加强营养，居住在有阳光的干净环境。这种强制性的肺病律令被王转化为眼里不揉沙子的思维洁癖与批判、革命的躁动，其人际关系亦紧张起来。

王实味的窑洞如洁净的孤岛，偶尔有人来敲门，他只是开道门缝，讲几句话就立刻把门关上，说是怕人家把虱子带进来。后来陈伯达在批判他时说，王衣服穿得还算干净，但灵魂是肮脏丑陋的25。这亦可视为外人对其肺病逻辑的反应、理解吧。可以想见，王肺病式的整洁在延安有多么触目……

1942年6月4日，批判王实味的大座谈会开始了，随着会议铃声响起，与王同时出现的，是那把有名的帆布躺椅。这除了显示王的顾影自怜外，亦是向群众发出的提请注意与辩解的信号：我身体不好，你们应该多多体谅我担待我。何锡麟当时就想：王也许病得不轻吧。这种“我有病”的信号跟王后来自拟的组织决议，在逻辑上相通呼应。他把身体的病状作为政治错误的托词与护身符，孰料这竟成了对其归罪的方便路径：身体的洁癖病变与政治上的异端反动互为论据，就像陈伯达的理解鉴别一样。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