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林

在岁末年初回望2016年的长篇小说创作，张忌的《出家》（载《收获》长篇专号2016年春夏卷）无论如何都不容轻易忽略。盘点这一自然年度内的长篇小说创作，《出家》肯定进入不到最重要的那个行列，但它却以自身非同寻常的思想艺术个性而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单就书写对象来看，张忌的选择就已经与众不同。所谓“出家”者，自然就是离开家庭去当和尚或者做道士。说到和尚道士一类人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最热络的时代大约是在明清时期。无论是三言二拍，还是《金瓶梅》《红楼梦》，其中随处可见和尚道士的影踪。其中的若干篇什中，这些和尚道士甚至干脆就掠得头阵，成为作品中的主角。究其因，恐怕与释道的思想观念在日常生活中的深入人心紧密相关。谈及中华传统文化的渊源脉流，一贯以儒释道并称。意谓这三种思想以三足鼎立的方式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架构。但请注意，或许与长期的日积月累有关，在古代中国，所谓儒释道三家的思想已经不仅仅停留在文人士大夫思想观念的层次，而是已经深深地渗透浸入了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君不见，那些日常生活中的草民百姓，虽然并不能够逐条逐句地背诵所谓儒释道的理念条文，但其日常的言行举止与所作所为中，却无时无刻不体现着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影响。唯其因为释道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已经渗透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所谓的生活常态，所以，和尚道士形象在明清小说中的出现，就可以说是司空见惯的一种状况。然而，等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性在中国落地生根，中国社会进入它的现代阶段之后，这种情形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或许因为所谓的现代性对于儒释道，尤其是其中的释道持强烈的排斥态度。进入现代中国之后，较之于此前的明清时期，释道思想的式微依然是一种不争的客观事实。伴随着释道思想的逐渐式微，直接反映在文学作品中的一种现象就是，曾经作为日常生活之一部分的和尚道士形象，也慢慢地退出了文学世界。翻检一下中国现代小说，不要说塑造成功的和尚道士形象了，就连他们的存在痕迹，也几乎都完全销声匿迹了。到了1949年之后的当代中国阶段，或许与以阶级斗争为主导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绝对排斥有关，更是没有了释道思想以及这些和尚道士们生存的些许空间。庙宇的坍塌与和尚道士的风流云散，是“文革”结束前当代中国最突出的社会存在景观之一。反映在文学作品中，自然也就是和尚道士形象的彻底遁形。即使在一些作品中偶有幸存，也绝对逃不了反面角色的被天然派定。曲波《林海雪原》中的那位定河道人，就是这一方面一个突出的例证。长此以往，给人造成的一种思维定势就是，只要是和尚道士，就不会是什么好东西。这种情形的改变，要一直等到“文革”结束之后。“文革”结束后，中国出现了五四之后的又一波思想文化大潮。但与五四有所不同的是，这一波新的思想文化大潮，一方面固然表现为西方各种思想潮流的大规模引入，另一方面却也表现为传统文化于不动声色之间的悄然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悄然复兴的突出标志之一，就是全国各地曾经颓极一时的道观与寺庙，开始得到了积极的修复与重建。道观与寺庙的修复与重建，一方面表征着曾经被强力打压的释道思想全面复苏，另一方面却也标志着和尚道士作为一种现实生存群体的再度生成。套用杜甫的一个名句来说，大约就叫“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与社会生活的这种变迁相对应，在文学作品中，曾经长时间销声匿迹的和尚道士形象，也逐渐地显现出了悄然回归的某种迹象。这一方面，最不容忽略的一部作品，自然就是汪曾祺那个著名的短篇小说《受戒》。虽然故事的背景放到了1949年之前，但一个小和尚和一位小姑娘之间的情爱故事，竟然能够早在1980年就发表在刚刚改刊的《北京文学》上，其实还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也因此，尽管《受戒》很早就已经发表问世，但它的思想艺术价值却一直到很多年之后方才得到文学界的理解与确认，也就是合乎情理的一件事情。因为说实在话，在当时，能够同步认识到《受戒》价值的文学中人，事实上还是少之又少的。

然而，尽管说“文革”结束后也曾经出现过如同汪曾祺《受戒》这样描写表现和尚生活的充满烟火气的小说作品，但或许与不管如何强调释道思想的重要，和尚道士的生活都永远不可能成为生活的主流有关，也或者，与国人内心深处依然对和尚道士的生活难免会心怀偏见有关，除了汪曾祺的《受戒》之外，在新时期以来的小说作品中，也仍然还是难觅和尚道士身影的。就我个人有限的阅读视野，也不过只有范小青的长篇小说《香火》、阿来的长篇小说《空山》与中篇小说《蘑菇圈》、赵德发的《双手合十》等不多的几部。但即使是这数量不多的几部作品，细细地琢磨起来也可以说是各有其旨趣。赵德发为了完成这部全面表现当下时代佛教徒生活的长篇小说，真正可谓做足了田野调查的功夫。一个小说家，为了完成一部长篇小说，依然要以一种深入生活的方式去进行田野调查，虽然不能说赵德发的小说不全面，但从他的基本艺术思维方式来看，其实仍然属于报告文学式的。而这很显然也就意味着他对于佛教徒（也即和尚）生活的表现，更多还是外在的反映生活的那一种。相比较而言，范小青倒是对于和尚的生活有着较为深入的内在体验与发现，但很遗憾作家《香火》的写作本意并不在深究表现和尚的生存状态本身，而在于借和尚的生活透视表现历史生活本身的荒诞与吊诡。相对来说，真正对于和尚生活有着内在感受与领悟的反倒是阿来，但阿来这两部作品的主旨却并不在和尚生活的表现上。其中的和尚虽然格外活灵活现，但却终归不过是边角料的过场人物。也因此，能够在书写对象与艺术旨趣两方面承接汪曾祺之传统的，截至目前，恐怕也就只有张忌的这一部《出家》了。之所以强调这一点，一方面固然因为二者均以和尚的生活为主要表现对象，另一方面更在于他们对和尚生活的表现都跃升到了生命存在的本体层面上。

或许与篇幅的较为内敛不够巨大有关，张忌《出家》的故事情节与人物关系并不复杂。从艺术结构上看，小说共由两条结构线索交叉编织而成。这两条结构线索的枢纽人物都是男主人公方泉（或者广净）。换而言之，方泉和广净，作为同一个人物形象两个不同的名字，分别指向日常世俗生活和出家人的男主人公。首先，先让我们来看方泉这一条日常世俗生活的结构线索。张忌关于方泉日常世俗生活的描写，不仅能够让我们联想到余华的名作《活着》与《许三观卖血记》，而且也能够让我们联想到文坛曾经一度盛行的所谓底层叙事小说潮流，虽然说张忌的小说绝非这些作品的简单翻版。它们之间唯一的共同之處，恐怕就是对带有鲜明绝望色彩的生命苦难的真切谛视与表现。结婚时的方泉，曾经对生活的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可我不想让秀珍出去工作。结婚时，我跟她保证过，一辈子都不让她去上班。我负责到外边去挣钱，她就在家里做家务、带孩子。”这种典型的男主外女主内的生活方式，正是出身于乡村普通家庭的方泉，对于生活和世界的一种基本理解。他结婚时之所以要对秀珍做这种保证，就说明当时的他，对于未来的生活充满着美好的憧憬与向往。然而，正所谓一文钱难倒英雄汉，只有在真正地结婚成家之后，方泉方才真正明白了生活对于自己究竟意味着什么。方泉与秀珍结婚后，不仅很快就有了第一个女儿大囡，而且秀珍的肚子里也已经怀有第二个孩子。这个时候，原本曾经做过油漆工的方泉，已经在家里闲了一年时间。闲在家里，自然就失去了经济来源，因此，“我需要钱”。为了钱，方泉给秀珍那个开奶牛场的表姐做了送奶工。送奶工的时间要求特别严格，每天凌晨四点前，就得赶到公司取奶，到七点半，一定要将所负责区域里的牛奶全部送完。但即使如此辛苦，方泉每个月也只能够到手一千七百元工资：“眼下，全家上下，就靠我每月的一千七百元工资，刨去开支，就剩不下什么了。我想我还得再找个赚钱的门道才行，否则等我儿子从秀珍肚子里爬出来，就真的喝西北风了。”怎么办呢？方泉通过主动送牛奶给发行站马站长喝的办法，巴结马站长，又得到了一个送报纸的活。虽然说连同送牛奶、送酸奶以及送生煎包在内，加起来每个月要多付出三百元钱，但除掉这些开支，方泉每个月毕竟又多了一千六百元的收入。本来以为第二胎会生个儿子，没想到还是一个女儿。正所谓屋漏偏逢连阴雨，恰恰也就在这个时候，表姐的奶牛场遭遇困境，方泉的工资被减掉一半。但这个时候，也已经到了大囡需要上学的时候了。因为是农民工的孩子，没有城市户口，大囡要想如愿以偿地在城里上学，就需要额外缴纳八千元的赞助费。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不仅秀珍想方设法进入超市做了一名收银员，而且方泉也从先前的好友阿良手里接了一辆拉客的三轮车，夫妻俩拼尽全力地合力赚钱，以维持这个三口之家的日常生计。“五千，五千三，五千三百二十五，六千零七十五。”这哪里只是阿拉伯数字的简单排列，这看似简单的数字排列后面所凝结的，全都是方泉夫妻俩为了自己的家庭所付出的全部艰辛与汗水。面对着这样的生活，方泉陷入了深深的不解与困惑之中：“躺在床上，我看着天花板，忽然觉得事情有些怪异，总好像是哪里出了差错。就在不久前，一切都是那么的顺利。我还跟秀珍说，我说我们现在都快赶上城里的双职工了。可那话似乎还没散去，突然这日子又变得窘迫了。照理说，我也没有偷懒啊，我每天都在努力干活儿，事实上，我也的确是赚到了比以前更多的钱。可是，钱呢？现在除了我长裤口袋里的几枚硬币以外，我还有什么呢？这一切就因为大囡的那笔赞助费吗？似乎是，似乎也不是，我也想不明白。”是啊，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呢？这样的一种尖锐诘问，既是属于方泉的，更是属于作家张忌的。事实上，当一个人一直勤勤恳恳地努力付出，努力工作，但却依然无法维持一个普通人的正常生活的时候，问题恐怕就与他所置身于其中的这个现实社会紧密相关了。肯定首先是这个现实社会出现了什么问题，然后才会使它的社会成员无法凭借诚实的劳动过上正常的生活。就此而言，通过对于方泉一家人生存苦难的展示与描写，张忌《出家》一种批判性思想意向的具备，就是毋庸置疑的一个事实。endprint

面对着如此一种严峻的生存困境，“我忽然对以后的生活有些绝望，因为我几乎已经看到了自己所能做到的极致。很少有人像我起的那么早，我也想多睡会儿，也想偷懒，可我总是牛一样的用鞭子抽着自己往前走。可这样辛苦，又怎么样呢？到头来，我还不是将日子过得跟条狗一样？如果我这样辛苦，只是换这样一个结果，我凭什么要陪着笑脸给别人买生煎包子，凭什么背着老婆去给别人干私活，我还要提防着警察来罚款，坏人来敲竹杠，我这是在做什么，逗自己玩吗？”当然不是在逗自己玩，我之所以要引述这段叙述话语，是因为在其中很明显地传达出了方泉的某种生存领悟。更进一步，在方泉的生存领悟中，我们既能强烈感受到主人公的某种生存焦虑，更能体察到他一种强烈生存虚无感的存在。一个人为了生活累死累活地打拼，到头来却是“将日子过得跟条狗”一样，那么，人生存的意义究竟何在呢？大约也正因此，“我想不明白，盯着天花板，觉得眼前越来越黑，越来越虚无，而我躺在床上，也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最后小成了一个黑点，连颗尘埃都不如。”卡夫卡笔下的格里高尔·萨姆沙最终变成了一个大甲虫，张忌笔下的方泉却是小到了“连颗尘埃都不如”的地步。二者虽然具体的变形结果不同，但那种迫于巨大生存压力下的生存变形感觉，却无疑是相通的。实际上，也正是由此生存困境，方泉情不自禁地联想到了青春年少的快乐时光：“那时，躺在甲板上，我总会迷迷糊糊地幻想以后会怎样，我会娶什么样的女人，做什么样的工作，而我，会成为怎样的一个人。我想，那时我所幻想的将来，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如果年少的我能和现在的我相遇的话，他一定会失望透顶。”

但不管如何的失望透顶，这绝望的生活也总还得延续下去。方泉既然已经来到了生活之中，他就不可能轻易地从生活中退出去。很快地，方泉如愿以偿地得到了曾经朝思暮想的儿子，本来就生存艰难的四口之家一下子扩充成为五口之家。但就在方泉的生存负担有所增加的时候，妻子秀珍的骨头里又忽然间长出了一个囊肿，必须到杭州的大医院去接受手术治疗。这就让刚刚对生活生出新的希望的方泉再度紧张起来，并产生了新的人生顿悟：“呵，我现在的生活，不就像这个游戏吗？过了这一关，马上就有下一关等着你，而且下一关总是比这一关难，一关一关又一关，永远也打不完。”好在，在如此苦难不断的人生中，却也还有人间的温情存在。这其中最令人动容，先后两次阅读时都让我禁不住潸然泪下的，就是方泉与秀珍准备出发到杭州治病时，已经初懂人事的大女儿大囡为他们送行时的那个场景。方泉和秀珍在公交车站等车的时候，大囡忽然跑过来，抱着他的腿大哭。“大囡，你怎么了，干嘛哭啊？大囡没有说话，只是哭，小肩膀一抖一抖的，哭得那么伤心。一时之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我只能轻轻地拍着她的肩膀，我不敢开口，我怕一开口，我也哭出来。”一直等到公交车来了，“大囡这才将手从我腿上松开，她用力抹了抹眼睛，吃力地帮我拎起那个装着洗漱用品的网兜。我赶紧接过来，大囡，太沉了，让爸爸自己來。大囡却不肯，非得帮我拎。”一直到车子开动之后，大囡才转身回家：“看起来，她那小小的身子显得那么柔弱和孤独。在她面前，那个原本狭小的巷口，竟然像一片荒漠那么巨大。”正所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一个刚刚上小学的孩子，在其他的同龄孩子还只知道撒娇的时候，就已经懂得了生活的艰难与生命的脆弱。当她怯生生地问自己的爸爸，妈妈还会不会回来的时候，她幼小的心灵所承受的那种沉甸甸的生命重量，真的让人不由得潸然泪下。

但即使是方泉和秀珍夫妇付出再多的努力，仅靠他们的诚实劳动也不能够让自己的这个五口之家过上哪怕是如同别人一样正常的生活，秀珍的这一次意外住院治疗，里里外外一下子就花掉了五万多元。“原本以为这些钱大半能报销，可医保中心的人告诉我，秀珍用的大多是进口药，进口的药是不能报销的。”万般无奈之下，方泉只好去找阿宏叔帮忙介绍做佛事的机会。一旦要做佛事，自然也就牵扯到了方泉的另外一个名字广净这一条出家人生活的结构线索。事实上，两条结构线索的故事在张忌的小说文本中可谓是平分秋色，甚至于后面的出家人生活这一条线索的故事所占篇幅可能还要更大一些。事实上，小说一开始，就是从方泉（后来起法号为广净）应阿宏叔之邀做佛事写起的。如果说方泉的日常世俗生活这条线索只是涉及自己一家人的生活，那么，广净这一条出家人的线索无疑涉及了更多的人。除了作为主人公的广净之外，还有阿宏叔、慧明师父和她的表哥以及周郁他们几位。而且在描写展示这一众人物相关佛事生活的同时，作家也穿插介绍了诸如水陆、放蒙山、放焰口、观音大士圣诞等一系列佛事活动的基本状况。通过这些人物各不相同的介入佛事活动的方式，张忌形象生动地展示出一幅与人性紧紧地缠绕纠结在一起的佛教在现代社会的基本存在形态。这其中，无论如何都不容忽略的一点是，作家借助于慧明师父之口，一语道明了当下这个时代在佛教的意义上属于“末法时代”。根据佛经记载，现在正处于“末法时代”，末法时代的一大根本特征，就是“邪师说法，如恒河沙”，加之末法众生善根浅、福报薄、业障重且退缘多。纵能修行，亦不易证果。不知道是佛法的确智慧高明，在好久好久之前就已经预见到了佛教在当下时代的如此一种世俗与衰微状况，抑或还是仅仅出于某种巧合，反正处于所谓现代性剧烈冲击之下的佛教确实形成了所谓“邪师说法，如恒河沙”的状况。以至于，一时之间，真假和尚共存，职业与信仰混同，端的是让人感到莫衷一是，难以做出简单的是非臧否判断。比如，同样是焰口活动。和尚放的叫焰口，尼姑放的叫蒙山，道士放的，则叫小斛：“按照老规矩，和尚的焰口，尼姑道士不能参加，尼姑的蒙山，道士和尚也不能参与，各家的焰口各家放，各家的规矩各家守。不过到了现在，这些老规矩早已没有了严格的界限，无论是焰口、蒙山还是小斛，只要是出家人，僧道尼都可以参加。”别的且不说，单只这一点，就已经充分地说明着释道进入现代社会后的某种“与时俱进”式的变化。

首先，是慧明师父。方泉与慧明师父，是在阿宏叔介绍的一场放蒙山佛事活动中抽烟时萍水相逢的。方泉躲在树林里抽烟，尼姑慧明也躲过来抽烟。她看上去四十五六的样子，身材有些肥胖，面相和善。慧明一方面感叹到了这个“末法时代”一切佛事活动的规矩都不那么讲究了，另一方面不无热络地与方泉互留了电话号码，说自己的那个庵堂里过几天会搞一场佛事活动，希望方泉能够来做一个乐众。慧明师父的庵堂，叫作山前庵，坐落在山前村的旁边。没过了多久，方泉果然接到了慧明师父的电话，请他来参加一个规模不大的小佛事。参加慧明师父的佛事活动倒也还罢了，作家张忌的重点，其实落在了慧明师父和她的那位神秘表哥之间关系的描写与展示上。“后来，我又知道那个高大的男人，原来是慧明师父的表哥，也是温州来的。大概二十年前，慧明师父来到了这里，十年后，她的表哥又跟来了此处。从此，两个人便一直守着这座庵堂。”关键的问题是，慧明师父的表哥，身体状况非常糟糕：“他的身体很虚，稍微动几下，就像干了重活，折身又躺到院前那棵大桂花树下的躺椅上，一副气力不济的样子。”这么病怏怏的一条汉子，果然很快就离开了人世。表哥的不幸弃世，虽然早在料想之中，但对于慧明师父的情感世界来说，却仍然是一个不可承受的巨大打击。也因此，表哥离开之后，对一切都心灰意冷的慧明师父，在方泉的帮助下做了一场水陆道场的活动，筹集了一部分路费钱，然后，带着表哥的骨灰盒，义无反顾地回家去了：“第二日，慧明就走了，她要带着她表哥的骨灰回家了……我不知道，那个高大的僧人是不是真的是她的表哥，她对他的情感显然已经超过了表兄妹的范畴。他们为什么要离乡背井在这里驻守，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很快，我便打消了自己的这种猜测。两个外乡人，离家到这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找一个人，相互陪着到死，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但即使如此，即使方泉自以为已经放弃了对于慧明师父和她表哥关系的猜测，但有时候却忍不住还是要有所猜测：“这个房间就是原先慧明的房间，看着从嘴中不断喷出的白色烟雾，我忽然想起以前慧明住在这里，那她的那个表哥会住在哪里？我脑子里迅速地翻腾，我整理寺庙的时候，没有发现别的房间。他们会一起睡在这张床上吗？”应该说，到此为止，慧明师父与她表哥之间的关系，已经被相当明晰地表现出来了。第一，他们之间即使真的是表兄妹，那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表兄妹，而是其中肯定有男女感情缠绕着的表兄妹关系。第二，作家张忌的意图，或许正是要通过慧明师父和她的表哥，描写表现和尚与尼姑，总之也就是出家人之间的男女爱情故事。和尚尼姑可以有爱情吗？虽然我们清楚地知道从人性的角度来说答案一定是肯定的，但面对着比如慧明师父和她表哥真正可谓生死不渝的感情的时候，却也还总是免不了有些疙里疙瘩的感觉，总是会以此为一种新奇或者陌生。为什么会感到新奇或者陌生，这里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依照佛教的清规戒律，和尚尼姑都已经没有了七情六欲。既然连七情六欲都没有了，那还何谈爱情之有无呢？但问题在于，这和尚与尼姑之间偏偏还就是产生了爱情，或者具体到慧明师父和她的表哥，他们或许正是先有了刻骨铭心的爱情，但在现实社会中这爱情又没有可以容身之处，然后假借了出家这种形式，他们才可以长相厮守在一起，也未可知。这里，同时也还牵涉到了人性与信仰尖锐冲突的问题。身为佛教徒，当然就是有信仰的人。而且这种信仰，严格地规定不能够有男女情感缠绕介入，去“七情六欲”，乃是佛教的不二法门。而人性，所能开出的最娇艳的花朵之一种，大约就是所谓的男女爱情。二者不碰撞倒也还罢了，一旦发生尖锐激烈的碰撞，就必然生出足以惊心动魄的情感“车祸”来。具体到慧明师父和她的表哥，或许正是这种状况。其情感生成与演进过程中的惊心动魄或者波澜壮阔，端的是只可以停留在想象之中。正如同海明威那个著名的“冰山理论”一样，在处理慧明师父与她表哥之间的故事时，张忌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以不写为写，以浮出海面的七分之一冰山表现隐藏在海平面之下的七分之六冰山，表面上看似乎什么都没有写，但实际上却全部都暗示表现出来了。很是带有几分吊诡色彩的是，一方面，慧明师父自己感叹这个时代乃是一个“末法时代”，但在另一方面，她自己的所作所为却又似乎的确在强有力地证明着究竟何为“末法时代”。endprint

然后，是阿宏叔。某种意义上说，阿宏叔是方泉得以踏上出家的道路，得以变身为广净的第一位人生导师。阿宏叔最早介绍方泉去做空班当和尚赚钱，是在他们俩一别十年之后：“十年前，他瘦得像一根竹子，可现在，他站在我面前，油光水滑的，像个姑娘一样粉嫩。”前后仅仅不过十年的时光，阿宏叔就发生了如此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端赖于他特别地会经营事业也即寺庙，经营自己。按照周郁的介绍，当年的阿宏叔也曾经有过一穷二白的窘迫日子：“你要是见过他以前的寺庙，你就不会觉得自己的庙小了。当年守元师父刚到那个地方时，不过就是几间破石头房，可你看现在，成了多大的规模？”这里的关键原因，在于当家的会不会搞经营：“怎么说呢，寺庙有没有香火，关键要看当家的怎么经营……现在不像以前，以前寺庙有寺产，可以指着这些寺产过日子，现在都得靠当家的自己去经营。”请注意，在周郁的表达过程中，真正可谓张口闭口都不离“经营”二字。事实上，也恰恰是这“经营”二字，一针见血地道破了传统寺庙与现代寺庙之间的某种根本差异。那么，究竟应该怎么经营呢？同样按照周郁的说法，必须大量地做各种各样的佛事活动。道理其实非常简单，只有佛事活动搞多了，庙里的人气香火才会旺。但问题在于，到哪里去找这么多佛事活动来搞呢？这就不能不提及长了师父关于阿宏叔亦即守元师父经营发迹手段的特别介绍了。“长了笑了笑，说，广净啊，虽然你现在也是个当家的，可你根本就没弄懂这一行究竟是怎么回事。香火好不好，归根结底在于寺庙的护法。一个好的寺庙，必然要有好的护法。”何为护法？“我打个比方吧，这护法就好比是一个公司里的业务员。公司的业务靠什么，不就靠业务员吗？只有拉来了好业务，公司的生意才会好，这样说你能明白吗？”也因此，在长了师父看来，阿宏叔这些年的寺庙事业发达，全赖于他有了几个好护法：“这几年，你的那个阿宏叔，也就是守元师兄，他那么红，不仅寺庙越来越大，还当上了佛教协会的会长，他靠的是什么？光靠他自己吗？不对，他靠的就是有几个好护法。”更关键的问题还在于，阿宏叔的这几位护法，竟然全都是女的。却原来：“守元的那几个护法都是离过婚的女人，而且个个能说会道，能力很强。这样的女人，拉佛节的能力自然是强的。可更重要的是，守元的几个护法，对守元是出奇地忠诚。要想留住这样的护法，需要的不是一般的手段。你猜是什么手段？”“我告诉你吧，要想得到真正的忠诚，就是得到女人的身体。”至此，长了师父方才彻底道破了阿宏叔或守元师父的寺庙经营之道。又或者说，阿宏叔的经营之道，也正是现代寺庙的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经营之道。毫无疑问，在阿宏叔或者说守元师父这里，也存在着若干矛盾的纠结。第一，当然是经营手段与宗教信仰（精神信仰）之间的矛盾冲突。佛教主张一定要去除七情六欲，但阿宏叔他们却不能不借助于七情六欲来发展自己的寺庙或者说所谓佛教事业，这本身就构成了一对矛盾。第二，是阿宏叔与这些护法之间的关系。倘若用现代的观念来理解，他们的关系毋庸置疑是一种情人关系。但寺庙的住持或者说方丈也可以有情人吗？这一点，即使在现代社会，恐怕也都还是不可思议，难以被接受的。更何况，其中的确也还有人性本能的各种缠绕与纠葛。

当然了，九九归一，张忌这部《出家》中最重要的人物形象，还是方泉，亦即后来的广净师父，是他内心中那无论如何都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心理纠结。我们应该注意到，从小说一开始，方泉或者说后来的广净，就一直处于在家还是出家的困惑缠绕之中。方泉之所以应阿宏叔的邀请去做假和尚，是因为要解决家庭的经济困境：“当和尚能赚钱，能赚白布包洋钿的钱，这是阿宏叔亲口告诉我的。”然而，当阿宏叔亲自动手给方泉剃了个光头的时候，方泉心里生出的，却是一种莫名其妙的矛盾感觉：“事实上，我有些后悔了。我真的要干这一行吗？我并没有想清楚，此前我只是将做和尚当成一门能赚钱的行当。可真剃了头发，我才心虚起来，我根本没有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幸亏就在这个时候，秀珍打来电话，要方泉去做送奶工，否则，方泉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他的佛事活动了：“那时，我正在宝珠寺纠结当和尚的事，接了秀珍的电话，我没太盘算，便应了下来。说实话，这送奶工虽也不是什么好行当，毕竟算个正经工作。当和尚吗？唉，我说不好。”为什么说不好呢？这里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因，恐怕就是世俗对于和尚这类角色明显不过的偏见。以至于，即使在方泉这样一个先天带有佛性的人物身上，竟然也生成了难以避免的声誉负担。之所以认定方泉先天带有佛性，与他竟然能够无师自通地从头至尾背诵《楞严经》，与他竟然可以数次于无意间看到佛光有关：“我紧闭着双眼，可我分明看到了一片宽阔平静的水面，水面上有着柔和无比的光，这光似乎是从水底透出来的，光照着水面，水又折射着光，一时之间，到处都是水，到处都是光，层层叠叠，无穷无尽。我试图将身体往水底的光亮飘过去，我想到那光的中心去，但我却用不上力气，我的身体毫无重量，我就悬浮在那里，丝毫动弹不了。”然而，或许还是与世俗看待出家人的那种另类眼光有关，方泉往往总是一方面身在禅堂做着假和尚，一方面却又懊悔连连：“我站在人群中，突然觉得毫无意义。我这是在做什么？为什么我要站在这里受这样的罪？我为什么来这里，不就因为我不喜欢外面的压力，想在寺庙里寻求片刻的安宁吗？每天，我都承受着各种压力，每天都陪着笑，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我厌恶，厌恶透了。如果我能承受这样的生活，我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做空班，我去外面做别的事不也一样吗？”于是，“就在这一瞬间，我做了一个决定，我要回去了，這并不是个适合我待的地方。”就这样，通观整部小说，方泉或广净实际上经常处在在家还是出家的矛盾之中。他这种患得患失的天平，一直等到慧明师父兑现自己的承诺，果真把山前庵交给他住持打理之后，方才发生了某种微妙的倾斜。尽管他内心里仍然在为是否真正出家而患得患失犹豫不决，但很显然，成为一个拥有一座寺庙的当家人这一现实，对他的确有着足够强大的诱惑力。这一点，从他刚刚接手住持山前庵，就急急忙忙给自己取了个“广净”的法号这一细节上，就表现得非常明显。

当然，男主人公在出家与否这一问题上的根本纠结，还与周郁这个女人在他生活世界中的出现存在着直接关联。周郁的重要，一方面固然在于她作为护法，背弃阿宏叔，转而帮助广净做佛事，但另一方面，却更在于她情感世界对于广净的彻底打开。假如说按照长了师父的说法，只有成为情人关系，才能够保证女护法对于寺庙住持的绝对忠诚，那么，周郁对广净的表白，就已经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情感倾向：“所以，我出去的时候，我就想好了，只要我能缓过这口气，我一定回来，我要做你的护法，把你的寺庙建得比守元还好。”这里的一个前提是，周郁曾经如同对待自己的丈夫一样对待阿宏叔，只有在发现了阿宏叔的背叛之后，她才彻底绝望，转而帮助广净做佛事。也因此，她对于广净的表白，实际上也就意味着要求广净在情感上对自己的绝对忠诚。就这样，一方面，是拥有三个孩子和一个足够贤惠的妻子的五口之家，虽然生存艰难但却充满着家庭的温馨和温暖，另一方面是一座寺庙的拥有，以及周郁这一护法对于寺庙美好未来的承诺，当然也还有广净天性中本就携带着的那种佛性。正如同男主人公同时拥有方泉和广净这两个名字符号一样，二者一直处于矛盾纠结的状态之中。唯其因为矛盾双方，对于男主人公都有着足够的吸引力，所以，我们的男主人公才成为一个不断地动摇游走于俗界和僧界之间的哈姆雷特。一个人待在庵里的时候，总是牵念着家里：“想起这些，我的心底有些悲凉，那都是我最亲的人，原本，我应该在他们身边。可现在，我却躲在这个阴冷寂静的寺庙里。”然而，一旦真的回到家里，广净却又会感到极度的不适应：“我觉得奇怪，几天没睡，这床似乎有些陌生了，怎么睡都不是那么回事。要知道，以前，就算我出去很长时日，回来后，一躺在这床上就觉得心平气和。可现在，我却像个陌生人。”一方面，方泉是一个家庭亲情的迷恋者，另一方面，广净又是一位天然携带着佛性的信仰者，虽然这信仰中其实也不可避免地掺杂着利益的成分。道理并不复杂，一旦广净真正出家，成为山前庵的住持，就意味着那个山前庵，以及由这山前庵带来的佛事香火，全都归属了自己。面对此种现实，我们的确很难断言广净的向佛行为中绝对只存在天生佛性的成分，丝毫也不存在对于现实利益的考量。在我看来，作家张忌的真正高明处，就在于毫无讳饰地将男主人公内心世界中这一切的矛盾纠结都充分地展示在了广大读者面前。而且一直到小说结尾处，看似广净最终已经彻底决心告别妻儿出家了，但他内心里的精神痛苦却仍然还是坚实存在着。坐在东门庵堂前的马路上，“看了一会儿，我就想起了秀珍，还想起了大囡、二囡，还有方长。我们从乡下来到这个城市，一天一天地熬，从三个人熬成了四个人，又熬成了五个人。我眯起眼睛，试图在脑中回忆起那些有关于秀珍还有孩子们的美好画面，可想了一阵，我的脑子里却出现了一座座金光灿灿的大殿、偏殿、钟楼、鼓楼、四合院。我看见了人潮汹涌，旗帜招展，一个人坐在法台上，双手合十，仁慈地俯视着众生。”以上两种幻觉的同时生成，所反映出的，仍然也还是男主人公无法彻底摆脱的两难选择所必然带来的精神痛苦。唯其如此，张忌才会以这样一个特别耐人寻味的具有开放性的细节场景来为自己这部长篇小说作结：“就在这时，我看见了我，孤独地坐在东门庵堂那道冰冷的石门槛上，相互眺望。”为什么是“我看见了我”？一个人，又怎么可以自己看见自己呢？很显然，这里的我，一个是方泉，是那个五口之家的男性家长，另一个是广净，是山前庵未来的住持。归根到底，一个方泉，一个广净，一僧一俗，所真切反映出的，正是男主人公内在精神世界一种突出的自我撕裂感。无论如何，这种撕裂感所传达出的那种现代意味都无法被轻易否定。还有，就是那道石门槛的强烈象征色彩，无论出门还是进门，出家还是入家，最终都离不开这道石门槛。那么，方泉或者广净到底是进还是出呢？张忌到最后也没有给出一个准确的答案。他所留给读者的，是一个需要读者充分地运用自己的思考与想象能力加以填充的巨大空白。

2016年12月11日凌晨0时45分许

完稿于山西大学书斋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