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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林徽因小说中的女性书写

2018-02-02王馨冉

祖国 2018年1期
关键词:林徽因小说

王馨冉

摘要:林徽因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优秀女性作家,其小说中的女性书写在与时代进行呼应的同时,又带有明显的自我经历投射。与同时代的其他女性作家相比,林徽因的笔调既抱有希望,又难免带着克制的缺憾。

关键词:林徽因 小说 女性书写

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风起云涌,帝国瓦解,民国建立,“五四”运动轰轰烈烈地带来了新的写作方式。传奇的女性作家林徽因就生长于那个时代,紧跟文学变动的步伐,以女性特有的笔触传达其所见所思。在她的创作生涯中,虽然小说的数量与诗歌相比并不算多,但其中对于女性的书写却十分集中,成为我们窥探那个年代与林徽因的一个重要载体。

一、时代的女性剪影

“五四”的思想解放和理性追求造就了“思考的一代”,在全社会掀起了探讨人生的热潮。“问题小说”随之登上文学舞台,要求作家对各类尖锐的社会问题予以探讨。其中,女性的解放正是当时“问题小说”所关注的重点之一。林徽因受问题小说的影响,自觉地在其作品的女性角色身上注入时代的烙印,体现特殊时代下女性的别样剪影。

五四以近乎决绝的姿态与传统文化做切割,意欲向新的思想体系转型。林徽因笔下的女性角色,也涌动着有别于传统女性的崭新变化。在小说《窘》中,女主人公芝的言行举止都与古典的大家闺秀有着很大的差别。林徽因写她笑得“仰不起头来”,而青梅竹马的小孙却直言“这才叫女孩子”。这样的刻画体现了新时代对女孩子完全不同的认知,从旧式的文静端庄走向了发展个性和自我。更具有进步意义的是,芝的哥哥直接对父亲说“真丢脸,现时代的女孩子还要爹爹保护吗”。林徽因在此处体现了女性主体的初步觉醒,不再满足于让女性成为家庭与男性的附庸,要求做到独立、自主。作为独立的女性,其人生价值不再简单地通过家庭或者男性得以体现,接受教育成为了丰富其人生价值的一个重要方式。过去女子极少进入学堂,而小说中芝的父辈更倾向于去让女儿去外国读大学,接受新式的教育。

林徽因通过成长于新式家庭的芝来反映时代中女性的进步,但同时她也关注到传统的旧式家庭女性改变的重重阻力。小说《九十九度中》的阿淑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她在争取婚姻自由三年之后,仍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被迫嫁给了陌生人。即使在高喊“婚姻自由”的社会思潮下,阿淑的父母骨子里依旧坚持旧式的一套,掌控着女儿命运的轨迹,将嫁人作为女性人生的最终归宿。小说中提到“她这结婚的实际,并没有因为她多留心报纸上,新文学上,所讨论的婚姻问题,家庭问题,恋爱问题,而减少了问题。”在顽固传统势力面前,精英式的讨论并没有很好地深入群众从而产生实际的指导作用:新思想浮于表面,并没能撼动压抑人性的传统礼教,也没有影响普罗大众,更没有提出明确的解决问题方针。阿淑无法反抗家庭,又找不到真正理解她的恋人,在清醒中依旧走了老路,而使自己更加痛苦。倘或社会不发生彻底的变革,那么单靠女性意识的觉醒是无济于事的。

二、林徽因的自我投射

林徽因小说中的女性角色既受时代影响,又有作家独特的个人印记。其特别的人生经历对小说中女性角色的塑造有着直接的影响。《绣绣<模影零篇四>》一篇近乎是林徽因个人经历投射最丰富的一篇作品。

林徽因的母亲何雪媛是传统的旧式妇女,没有受过教育,不得丈夫林长民的喜爱;但她又出身商人家庭,不懂琴棋书画,不会操持家务,所以也得不到婆婆的认同。加之林长民新娶了姨娘,林徽因的母亲在家庭中的处境便颇有些凄苦。这样的家庭组成被林徽因原封不动地借用到了《绣绣》中。丈夫的冷落和姨娘的得宠使得林徽因的母亲抑郁而无可奈何,只能背着人哭自己命苦。小说中绣绣的母亲也被塑造为一个懦弱无能的形象,在绣绣生病时连医生都不叫,只干坐着掉泪,心情极度抑郁,不停地大骂绣绣,难以对儿女展现出作为母亲的爱。对于这样一个夹杂在封建与新式社会中的女性,林徽因看到了她命运的苦楚,突出了她的不幸,在文字间给予了同情。

小说中的绣绣则更多地有着林徽因本人的影子,细腻的心理描写来自于林徽因自己的亲身体验。绣绣后悔自己惹父亲生气,“惋惜着曾经领略过又失落了的一点点父爱”。现实中林徽因对父亲的疼爱所表现出的小心翼翼,对于家庭温暖的渴望和倍感珍惜,都与绣绣如出一辙。绣绣过早的懂事,承受着这个年龄不该有的拘谨礼貌。“爹翻开抽屉问姨娘有什么好玩艺儿给我,我看姨娘没有答应,怕她不高兴,便说,什么也不要。”这又可以看作是林徽因早慧的投射。她幼年即通晓人情世故,小心维护着一家人微妙的关系,尽量不让父亲感到不满,也不让母亲难堪。绣绣对她母亲有同情:“妈妈虽然有脾气,她实在很苦的,她是有病”,但也有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之意。但绣绣明白,母亲的悲剧命运也与父亲有极大的关系,痛苦着埋怨她爹:“爹爹也太狠心了”。现实中林徽因也曾对父亲的狠心感到心寒,却无法劝说,只能任由父亲冷落母亲。林徽因对父母的这种复杂感情在小说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小说最后以“我”的口吻写到“那时我对绣绣的父母两人都恨透了”。此番恨意也是林徽因本人的恨意,她虽然深爱着自己的父母,但也看透了大人之间的情仇爱恨。这样家庭环境下给林徽因的成长带来了复杂的影响,塑造了她敏感的性格。绣绣就如同是林徽因的一番自白,带有强烈的传记色彩。

三、缺憾中的希望

与林徽因同时期的女性作家,譬如庐隐和冰心,都曾相应地创作过相关的小说,探讨女性处境。林徽因与同时代的女性作家相比,其写作手法与思考态度上既相似又迥异,在作品中展现着属于其个人的印记。

总体而言,林徽因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或多或少地有令人惋惜的缺憾,总附带有某种悲剧性的色彩。庐隐与林徽因相似,都在作品中有着明显的自我经历投射,而热衷于塑造带有缺憾的女性角色。与林徽因的阿淑相似,庐隐在《海滨故人》中指出女性向往爱情与婚姻,又残酷地否认了以爱情和婚姻到达女性理性人生彼岸的可能。小说中五位女性在五四的影响下抱着美好的幻想走向社会,可是却接二连三的陷入爱情的苦海。然而同样是描写女性的创伤与困窘,林徽因却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阅读庐隐,读者可以感受到一种缠绵的苦闷和沉重的失落之感。阅读林徽因则不然,她似乎更倾向于选择一种克制的写作手法,避免对于女性痛苦的过度暴露。且以《钟绿》为例。钟绿是林徽因构建的一个理想化的、近乎于完美的形象,既有着古典女子的气质,又是倾心于工业战争的斗士,是林徽因对“女性美”理解的具体呈现。而最后,这样的一位“美人”竟死在了一艘漂泊的帆船上。钟绿悲剧性的结局,似乎是林徽因理想的幻灭。这样一个超前的女子,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于林徽因的那个时代。林徽因对于钟绿的死没有交代任何的直接缘由,这种留白的叙事手法制造了悬念和解读空间,是小说技巧上的选择。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可以能是林徽因有意识地避开了对于女性伤痛的直接触碰,由此也使小说的基调不至于太过伤感,留有一种克制的、淡然的美感。

受到自身经历与时代洪流的影响,林徽因书写女性的苦难。但同时,她也在苦难中留有着希望。《窘》中的“芝”充满新生的朝气与活力,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实现自我价值。从这一点看,她又与谢婉莹有着相近之处。谢婉莹小说中的女性书写往往附着理想化的色彩,未来充满爱与希望。但林徽因对这种理想化的未来却不做过于乐观的憧憬。小说《文珍》中,“文珍”依照父母之言即将被嫁给一个“长街小钱庄里管账的”,却“在中秋节后快要出嫁以前逃跑了”。出走的文珍似乎终于实现了“阿淑”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情,一个更富于斗争精神与独立个性的女性形象出现了。然而林徽因也只写到了“文珍”的出走,从此以后音信杳无。这种模糊的、开放性的结局并不一定是指向了光明的未来,正如同鲁迅笔下出走的“娜拉”,或许正陷入另一个未知的困境。这其中,便寓含着林徽因在希望中保留的理智和谨慎。

林徽因小说中的女性人物以真实的姿态存在于各种社会环境,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在巨大的历史浪潮中徐徐前行,她们曾经彷徨,挣扎,也独立,个性,自强,以自己女性的身姿面对变动的生活。她们如林徽因本人一样,即使曾经遭遇或正在承受苦难,但怀揣朦胧的希望,以女性独特的细腻人格,来反观动荡的困境,并坚韧地生存着。林徽因小说中的女性书写,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其人生经历的映射;既与文学写作的潮流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又呈现出独特的个人风格。

参考文献:

[1]林徽因.愿世界待你静好如初[M].重庆出版社,2015.

[2]张清平.林徽因传[M].中华书局,2016.

[3]杨婷婷.人间四月,绝代芳华:林徽因传[M].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7.

[4]白薇.对苦难的精神超越——现代作家笔下女性世界的女性主义解读[M].民族出版社,2003.

[5]付子英.論林徽因小说中的女性意识[J].安徽文学,2011,(11).

(作者单位:山东省青岛第九中学)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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