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胜

在贵阳专业蔬菜社队中，也有少数队的农户暗地进行包产到户，南明区朝阳公社摆郎七队的几户农民就自发搞起包产到组责任制，二戈寨大队、四方河大队、后巢大队的部分生产队也在暗地自发进行包产到组 。

上世纪70年代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得到恢复。在温饱线下挣扎的贵州农民，为了吃饱肚子，在许多地方偷偷地搞起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自1978年3月起，贵州省关岭县顶云公社在全社28个生产队中的16个队实行了“定产到组、超产奖励”的劳动管理形式。同年11月11日，《贵州日报》以大标题《定产到组姓“社”不姓“资”》加编者按在头版头条报道了顶云公社部分干部的座谈会纪要，迅即引起强烈的反响，农民把这篇短评视为珍宝，剪下来放在口袋里，作为他们包产到户的依据。不少基层干部实际上一边支持或者领导农民推行包产到户，但在口头上表现得比较谨慎，甚至守口如瓶。

1979年2月，党中央决定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 （ 草案 ）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 试行草案 ） 发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讨论和试行 ，允许适当调整生产队规模，允许社员有小自由，在农民群众中引起广泛影响。花溪区小碧公社发动群众开展民主讨论，在35个生产队推行包工到组、联产计酬、超产奖励的生产责任制。麥坪公社采取分回原来的两个大队并实行生产队核算的方式。同年7月全区实行包产到组的已达三分之一。在贵阳专业蔬菜社队中，也有少数队的农户暗地进行包产到户，南明区朝阳公社摆郎七队的几户农民就自发搞起包产到组责任制，二戈寨大队、四方河大队、后巢大队的部分生产队也在暗地自发进行包产到组 。

也就在这一年的3月1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一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的人民来信，编者加了一段按语，强调“‘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符合当前农村的实际情况，应充分肯定，不能随意变动，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干到组的地方，应当坚决纠正”。与《贵州日报》编者按《定产到组姓‘社不姓‘资》的导向完全相反。而农民群众要求包产到户的呼声越来越浓。9月，贵州省委在《关于执行中央两个农业文件的情况和今冬明春农村工作安排的意见》中，肯定了联系产量的责任制，认为“这种责任制比较适合当前农业生产水平和干部管理水平”。只要“有利于巩固集体经济，全面发展农业生产，行之有效，得到本队干部群众拥护就行，不能强求一律”；并允许“深山偏僻地区的孤门独户，经县委批准，可以包产到户”。这实际上为“包产到户”乃至“包干到户”网开了一面。“包产到组” “包产到劳”、“包产到户”等责任制形式在一些地方扩散开来，有的地方进而采取 “包干到户”的形式。

1980年1月，花溪区委经过调查研究，制定了《关于进一步落实农村经济政策若干问题的意见》，提出：“ 切实尊重生产队的自主 权。”“生产队自己的事情，应该由生产队自己决定 ” ， “必须实行严格 的生产责任制。我区实行五定小包工和定产到组责任的生产队约占 总队数的70 % 。 实践证明 ，这两种责任制，是比较好的管理形 式。” 并提出 “要从本队的管理水平 ，社员的觉悟程度出发 ，采取 一些特殊的措施 ，调动社员的积极性 ，可以实行包产到作业组 ， 搞 ‘ 四固定 ‘ ，产量一定三年不变 ，超产部分可以实行大部或全部奖 给作业组 。 也可以实行 “大包干 ”办法 “。《意见》传达后，花溪农民奔走相告。花溪区这一举措得到了省委副书记、市委第一书记徐健生的肯定和支持。2月1日，乌当区也下发《关于进一步落实农村经济政策中几个具体问题的意见》，允许一些边远的生产队将土地承包到组或户耕种，为包产到户打开了缺口。

2月8日，市委将花溪区委《关于进一步落实农村经济政策若干问题的意见》转发各区和公社“认真研究，参照执行”，使“双包”责任制得以公开化，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市委组织部组织市直各部、委 、办 、局 机 关干部117人，带队分赴市郊22 个社进行调查。有少数干部担心包干到户以后“干部难当”、“不好领导”，有的甚至认为是倒退“辛辛苦苦30年，一朝退到解放前”。多数干部认为，只要坚持土地归生产队集体所有，社员只有使用权，不能买卖出租，也不能改作他用，就是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

7月4日至11日，市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介绍了1979年花溪区的农户实行双包责任制，生产大幅增长，农民欢欣鼓舞的典型经验后，基本上统一了认识。7月13日市委发出《关于贯彻执行省委<关于放宽农业政策的指示>的意见》，指出： “什么政策最适合现阶段生产力的水平 ，最有利于调动广大社员的积极性 ，最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 ，最有利于提 高农民的生活水平 ，就是好的 ，就应当认真执行 ”，文件提出了9 条实施意见 ，允许实行包干到户。各区相继召开 “三干会 ”传达贯彻 。 花溪区7 月23 日 至 8 月 3 日召开的三干会 ，应到 3677人 ，结果会议越开人越多 ，最后竟达 4638 人 。南明区朝阳公社 ，把原有的16个生产队划 分为 231个生产队 ，50 %的生产队实行包产到组 ，30 %的队实行包产到户 ，20 %的队实行包干到户 。“双包”责任制在全市粮区迅速铺开，这一年全市有74%的生产队实行了包干到户的责任制。乌当区从1980年底到1981年初，短短两个月，就将田土全部包干到户。

在1980年7月15日池必卿同志签发的《中共贵州省委关于放宽农业政策的指示》中，深刻地指出：“长期以来，我们往往忽视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误认为农业生产关系的改革只能进不能退，公有化的程度只能高不能低，生产队的规模只能大不能小；集体化就是劳动集中化；分不清私有制条件下产生的‘两极分化和公有制条件下富裕程度不同的界限。过去，我们一直把包产到组、包产到劳动力、包产到户当作‘所有制倒退，当作‘方向道路错误，甚至当作‘资本主义复辟，开展所谓‘两条道路斗争，反复进行批判、纠正。粉碎‘四人帮后，又继续‘纠偏。一年多来，省委纠过包产到组，作过不许以小组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许包产到户的规定；纠不过来，才承认现状，停止‘纠偏。” 文件指出：“居住分散、生产落后、生活贫困的生产队，可以实行包产到户”；“对于少数经营管理水平极低，集体经济长期搞不好，实行包产到户也有困难的生产队，允许实行包干到户”。在贵州省委的正式文件上出现“包干到户”一词，使广大基层干部定了心。11月15日，市委印发《贯彻执行中央〈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意见的通知》，结合贵阳实际，就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提出从实际出发，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对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区别不同地区、不同社队，采取不同方针 。endprint

1981年7月，市委、市革委又制定了《关于蔬菜社队实行“双包”责任制若干规定》，在蔬菜社队实行“ 两包 ”责任制，这在全国省会 城市尚属首例，引起了各方的强烈反映 。为了使政策能顺利的落实 ，市委从有关部门抽调干部配合各区社组织工作组，深入村寨、农户宣传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帮助解决工作中的具体问题，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几个月时间 ，90%以上的菜区生产队就落实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年底，全市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队占生产队总数的99.4%。承包土地的划分尽可能做到好坏搭配，远近搭配，相对联片。具体辦法由群众民主议定。土地承包期限一般以15-20年为限。

1982年元月，党中央发出的（1982）1号文件，正式明确“包干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给包干到户、包产到户上了社会主义的“户口”，

1982年起，全市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工作进入稳定和完善阶段。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有关指示精神，一面抓处理包干到户的遗留问题和出现的新问题，如坚决制止乱占滥用耕地、乱砍山林、强占拆分集体财产，整顿社队财务、推行承包合同、购销合同和农业技术联产承包合同；一面把联产承包责任制从农业向林、牧、副、渔业，水利、农机、社队企业和国营农林牧场推进。全市小（二）型以上水利工程516处，建立了各种管护责任制的占95.7%，大中型农机具693台（件）实行各种承包责任制的占90%，社队企业914个，推行多种经营责任制的占88.2%，3405个有林业“三定”任务的生产队，通过验收补课，增划自留地13.4万亩，责任山18.9万亩，出现了家庭承包或联户承包荒山 、荒坡 ，承包面积达10 万亩 ，其中承包上千亩的林业大户 57 户。花溪区272 户农户承包荒水 1008 亩 ，占全区宜渔荒水面积的 86.2 % 。不仅维护了社会主义公有制，还为开发利用荒山、草坡，荒水，加速林牧渔业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包干到户使农民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 ，有效地克服了过去集 体 生产时的 “大呼隆 ”，分配上的 “大锅饭 ”，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全面发展 ，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农民说：“包干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完成国家的，交够集体的 ，剩下的都是自己的 ”。1982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 213.39元 ，比1978增长 208.98%；全市 408 个贫困队 ，1.24 万户贫困 户中经过建立包干到户责任制的两三年 ，就有80%初步摆脱了贫困 。1984年全市农林牧副渔总产值88681万元，比1976年增长一倍多；粮食总产量41.61万吨，比1976年增长近10%。1997年，中共中央明确：“在第一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中共贵阳市委、市人民政府在永乐乡开展试点。1998年3月发出《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在全市推行并完成了第二轮农村土地延包工作。

（作者系贵州省供销社原主任）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