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洛莫·本·阿米

以色列前外交部长，现为托莱多国际和平中心主任，著有《战争伤疤，和平伤口：以色列-巴勒斯坦悲剧》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有一句名言，他说，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全部外交政策其实都是国内政策。但美国也是这样，特别是在以巴冲突问题上。

历任试图解决这场冲突的美国总统都面临着巨大的无法克服的国内政治障碍。特朗普最近作出决定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这将这一趋势带到了新的阶段，但结果仍然很有可能是遇挫。

特朗普对耶路撒冷的决定是这位不受欢迎的总统追求国内合法性的最新尝试，为此，他竭尽全力实现极端的、弄巧成拙的竞选承诺，包括退出《巴黎气候协议》等国际条约和重新谈判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类似地，他对耶路撒冷的决定也是为了安抚他的大量福音派选民的救世主之梦。

但特朗普的行为会产生更广泛的外交影响，而他似乎没有想到这一点。不难理解，特朗普的决定令巴勒斯坦人十分愤怒，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说，从此以后他不会接受美国在和平进程中的“任何角色”，甚至呼吁世界重新考虑是否承认以色列。

此外，反美力量——真主党、伊朗、俄罗斯和土耳其利用特朗普的离间性决定作为加强自身地区影响力、削弱美国及其盟友影响力的机会。它们希望把自己包装为伟大的阿拉伯和穆斯林运动的先锋，它们的事业被以色列新晋的阿拉伯朋友特别是沙特阿拉伯所背叛。

这样的反应对巴勒斯坦人无济于事，一如对美国。愤怒不是战略，巴勒斯坦在过去以沉重的代价领教过这一点。阿巴斯想必也仍在等待英国就1917年巴尔弗决定进行道歉。以色列刚刚庆祝了该决定一百周年。

事实上，尽管巴勒斯坦人民因为“和平进程”多年来徒劳无功而感到沮丧，但他们并不想发动第三次暴动。他们不但将自己的窘境归咎于占领者，也把它们归咎于自己的非民选、完全没有群众基础的领导人，这些人没有带给他们任何方向和可实现的目标。

巴勒斯坦的阿拉伯支持者的煽动性言辞也从未给巴勒斯坦人带来多少好处。特朗普对耶路撒冷的决定不是真主党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Hassan Nasrallah）所承诺的 “以色列末日的开始”。真主党只是为了让人们不再关注他们为支持叙利亞的巴沙尔·阿萨德政权而进行的战争。

类似地，真主党的保护人伊朗要致力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力量”，这也无非是回收了其在特朗普的决定前便早已开始实施的政策，目标是推动其地区霸权。事实上，尽管该举动或许强化了伊朗自称为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守护神的定位，但对其最大的收益可能只是情绪而已。毕竟，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中东逊尼派不会接受由崛起的什叶派帝国所领导的事实。

巴勒斯坦也不应该指望俄罗斯。俄罗斯总统普京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知道让俄罗斯应声而出，在以巴冲突中充当领导者不利于他和双方的关系，也不会让它们走向和解。俄罗斯的使命不是和平缔造者。

从诸多方面看，特朗普的耶路撒冷决定并不会带来多大改变。当尘埃落定后，巴勒斯坦人和他们的国际社会朋友们也许会发现，这并不能阻止这座城市最终分裂为两个首都，更远远不能保证以色列拥有耶路撒冷的全部主权并将其作为“永恒的首都”。

有人认为，特朗普的支持是让巴勒斯坦人及其支持者默许以色列-犹太人统治耶路撒冷的关键，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似乎都是这么认为的，但这样的想法可谓魔幻。就连特朗普本人都承认，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主权是有限的，并重申他承认东耶路撒冷胜迹的现状。阿拉伯领导人的克制反应不可解读为证实了内塔尼亚胡的观点。

无论如何，内塔尼亚胡的扩张主义政府已经时日无多。特朗普拙劣的决定无法拯救内塔尼亚胡的现任联合政府大面积的腐败丑闻和不可调和的内讧。

内塔尼亚胡的右翼执政联盟根本不可能成为历史性协议的合作方，不管是对耶路撒冷还是其他任何引起纠纷的因素。对以色列来说，唯一的行进之道是建立一个新的、更偏中间道路的联盟，同时，巴勒斯坦人采取更加冷静的战略性方针。事实上，近二十年前我领导以色列谈判团队时，双方都接受了将耶路撒冷根据种族边界一分为二的方案，尽管这一边界具有一定灵活性。

要提高成功的可能，就必须结束美国对以巴和平进程的垄断。相反，谈判更应该像2015年伊朗核协议那样——由一组国家，包括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加上德国合作实现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