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可金

日前，澳大利亚媒体报道称，澳情报机构将中国列为“极端威胁”。这让笔者感到，近一段时期以来，从政治领域到安全领域，从经济发展到科技进步，在西方媒体和政客中似乎掀起新一轮“中国威胁论”。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直接将中国和俄罗斯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毫不隐晦地指责中国是印太地区的“破坏性力量”。在美国带领下，其他西方国家也跟着摇旗呐喊。英国一些媒体鼓噪所谓的“锐实力”，指责中国试图对其他国家的政界、媒体和学术界进行渗透和分化。澳大利亚媒体鼓噪中国所谓的“政治渗透”，给西方国家带来“真实存在”的挑战。德国、法国、意大利联合起草了一份加强对外资并购审查和控制的法律草案，以遏制中资在欧洲的收购热。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洋大人们”似乎开始惴惴不安了。

“救不了命的稻草”

以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抛出的“锐实力”（SharpPower）概念为代表，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的核心特征是实力和差异。与以往“中国威胁论”充斥了意识形态的“傲慢与偏见”不同，新一轮“中国威胁论”重点在于强调中国有了与西方世界相比肩的实力，而且此种实力代表着与西方世界存在显著差异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自近代以来，“中国威胁论”就与中国发展如影随形。从早期的“黄祸论”到二战后的“红祸论”，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崩溃论”到进入21世纪以来的“新殖民主义论”，无论中国走到哪里，都会被一些西方政客和媒体视为“洪水猛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