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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侠造梦者金庸与他的文学江湖

2018-02-01刘悠翔李慕琰曹颖柳川

畅谈 2018年22期
关键词:金庸小说

刘悠翔 李慕琰 曹颖 柳川

武侠小说家、知名报人金庸一生创作了15部武侠小说,风行海峡两岸和香港、澳门地区,并有多种外文版本。他的武侠小说接续了中国传统与现代的审美意象,营造出一个独特的与现实平行的世界。斯人己逝,记者选取金庸创作生涯的四个片断,回望其建构的那个文学江湖。

缘起1931

“天上有几点亮晶晶的明星,好似烁亮的小镜子,在大黑布上闪闪地晃动。这时林中很陕的跑出一个少女来,浑身穿着黑衣,姿态婀娜中含有刚健气,背负一剑,行走若飞,直向前面溪边走去。”1931年,浙江海宁的八岁男孩良镛读到他人生中第—本武侠小说——《荒江女侠》。小说开头的黑衣少女方玉琴为父报仇,途中遇到师兄岳剑秋,两人珠联壁合,共同行侠仗义。《荒江女侠》融汇武侠打斗与儿女情长,在当时颇有开创性。作者顾明道最初计划写成中篇小说,由于在《新闻报》副刊连载时很受读者欢

查良镛大开眼界,此后他又在期刊上读到平江不肖生的武侠小说《江湖奇侠传》和《侠义英雄传》。在那个内忧外患的时代,这些侠客故事寄托着民众除暴安良、振兴华夏的愿望。

即便是常写才子佳人故事的张恨水,也在1930年的小说《啼笑因缘》中,把多角恋女配角关秀姑设定为武艺高强、刺杀军阀的女侠。

1931年发生的另一件大事,是查良镛的表哥徐志摩乘飞机时遇难。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几大社团中,徐志摩所在的新月社在创作上更关注艺术技巧和风格,如探索新诗的格律化,但是多数作品缺乏深厚的社会现实关怀。徐志摩逝世后,新月社走向衰落,并在两年后解散。

1955年,查良镛开始用金庸的笔名写武侠小说,他第一部作品《书剑恩仇录》的主人公陈家洛,就是一位浙江海宁的翩翩公子,年纪轻轻便出任红花会总舵主,肩负着“反清复明”的重任。然而陈家洛性格善良,轻信乾隆皇帝,最终葬送自己的事业。徐志摩同样出身海宁望族,年少有成,被众人寄予厚望,却终因一份不切实际的感情付出生命代价。许多读者和研究者因此把徐志摩看做陈家洛的原型。

金庸从未回应过这个话题。不过,在《荒江女侠》与新月社之间,金庸的创作显然受前者的影响要大得多。金庸的15部武侠小说,多半设定在民族矛盾错综复杂的宋元清,英雄侠士们在壮阔的大时代抉择、抗争,揭示道义所在。在这些小说中,金庸写到的反派人物时也笔含同情。《天龙八部》中“四大恶人之一的云中鹤,恰好与徐志摩的一个笔名相同,“恶人,云中鹤尽管轻狂好色,却也在西夏搭救过轻生跳崖的王语嫣。

超越正邪

《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鹿鼎记》等作品使金庸得以在正邪对立之外拓展了武侠小说的内涵。金庸曾说:“武侠小说和其他小说一样,也应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

金庸研究者严晓星认为,在《神雕侠侣》与《笑傲江湖》之间,金庸创造了一系列超越一般意义的“正邪”的人物。杨过曾叛出全真教,一度不顾民族大义,投到蒙古南征军中效力,还图谋刺杀“侠之大者”郭靖,己很难以一般意义上的正派人物去界定。《笑傲江湖》则以令狐冲、刘正风、岳不群等人为代表,更猛烈地冲击了_一般意义的正邪之分。在神雕、笑傲之间,还有在正邪间“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张无忌,遭受命运捉弄被正派人士逼得走投无路的萧峰等形象。

金庸曾写道:“我初期写的小说,汉人王朝的正统观念很强。”“到了后期,中华民族各族一视同仁的观念成为基调,那是我的历史观比较有了进步之故。这在《天龙八部》《白马啸西风》《鹿鼎记》中特别明显。”

在《倚天屠龙记》中,作为反派的武当派在张三丰带领下改邪归正,成为和少林齐名的门派。张无忌让邪教明教与六大门派和解,共同对付蒙古侵略。作为《天龙八部》的男主角,萧峰身上也出现了血缘身份和文化身份的冲突。韦小宝兼有天地会与朝廷的职务,整个历程都在两个身份中游离与平衡。

《笑傲江湖》的后记中,金庸称:“这部小说通过书中一些人物,企图刻画中国三千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影射性的小说并无多大意义,政治情况很陕会改变,只有刻画人性,才有较长期的价值。”

学者陈平原曾概括金庸对于武侠小说的基本看法:武侠小说是娱乐读物,类型的高低与作品的好坏没有必然联系,武侠小说也和其他文学作品一样有好有坏;有才华的作者能提高武侠小说的地位;“多少有一点人生哲理或个人的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

到封笔时,金庸已有了15部作品,他将其中的14部书名各取一字作了一副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1970年,金庸开始全面修订自己的14部武侠小说(除—万多字的短篇小说《越女传》未改)。生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金庸说:“我修改的原则是故事的结果不变,人物不变,只是对一些前后矛盾的情节进行修改。”

最明显的变化,是金庸对原作中爱情故事的改写。在改写后的《射雕英雄传》里,他加入了黄药师和梅超风之间的感情纠葛。在《碧血剑》中,原本袁承志对青青一见钟情,非常专一,后被金庸改为袁承志被阿九吸引,甚至爱上了阿九。《天龙八部》的结尾,段誉并没有与王语嫣结成连理,而娶了木婉清、钟灵以及西夏公主的侍婢晓蕾。王语嫣在离开段誉后,重新回到慕容复身边。

杨过与小龙女坚贞不渝的爱情成了金庸改写动作后唯一的存留。金庸曾这样解释自己爱情观的改变:“现在了解人和事多一点了,知道世界上像小龙女和杨过一样的人太少了。比如袁承志對他女朋友青青,有三心二意,但最后也没变心。三心二意是现实中有的,完全没有反而不现实。人生最理想的是专一的爱情,但不专一的爱情常常有,这样改更接近现实。”

生前接受记者采访时,金庸说:“我的小说以前没有大的修改,现在要修改,跟进入文学史没有关系的。我的想法是,把以前小说里的错误进行改正,把留下的遗憾挽回,修改主要的围绕情节来进行的。现在感觉以前写得不怎么好,现在改得好一点也可能改得坏一点。后来思想比较成熟,感觉胡闹的地方就改了一下,删掉了一些。”

金庸曾对媒体表示,“我希望我的小说50年、60年以后人家还能看,我过世之后,100年后还能看。”

深入内地

金庸的小说来到台湾与大陆后,在两岸不约而同地经历了长时间的“地下”流通。1959年,台湾当局查禁了404种武侠小说,包括多部金庸小说,指其“颠倒历史,混淆是非”。为躲避审查,台湾书商更改书名,甚至将作者署名改为古龙。

直到1970年代,金庸以《明报》创始人身份到访台湾,得到了高层礼遇,加上出版人的游说努力,当局才批准了《金庸作品集》的出版和报纸连载。

这个时候,金庸小说也悄然流入内地。作家丁华回忆,1976年春末夏初,一位在远洋轮上工作的海员有一套不全的旧版《笑傲江湖》,“将书借给我时,要求第二天上午必须归还,他们要出海”。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大家都十几岁的年纪,苦于无书可读,有什么书拿起来就读。此时能读到金庸小说,真是饕餮盛宴了。开始读金庸,是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做出的选择。”“金庸江湖”网络版主刘国重对记者解释:“跟很多朋友交流过,多数是先看《射雕英雄传>的电视剧,后来接触到小说原著,就一发不可收了。”

从1960年代开始,邵氏已经推出多部金庸小说改编的电影,著名导演楚原、张彻都曾执导,不过票房反响平平。反倒是电视播出的几部改编版本,收视大好,在重拍《射雕英雄传》前,无线电视对香港观众做电话调查,结果显示20%的观众看过原著,70%对改编表示赞成。无线还举办了“理想黄蓉形象”选秀,由金庸的好友倪匡,导演徐克、楚原、杜琪峰等人担任评委,从中选出了演员翁美玲。这部1983版《射雕英雄传》引进内地后,最终轰动一时。

金庸在此之前已经两次到访内地,1981年7月19日《人民日报>报道,“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香港《明报》社长查良镛,谈论了中国当前的若干问题”。

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也推动了曾经作为“通俗文学”受到压制的武侠小说,以“香港文学”的角色获准公开进入内地。这一年,金庸全部作品在内地正式出版。1985年,金庸小说在中国内地销售超过四千万册,这还不包括无法计数的盗印。

影视剧使金庸作品更加受到普罗大众的青睐,但关于金庸小说的雅俗之争,也从未休止。作家王朔曾经评价,“四大天王、成龙电影、琼瑶电视剧和金庸小说,可说是四大俗”。金庸刊文做出了礼貌的回应,“既享受了这么多幸福,偶然给人骂几句,命中该有,不会不开心的。”

学者钱理群第一次被学生提问金庸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时,感到吃惊,“这或许只是年轻人的青春阅读兴趣,是夸大其辞的”。直到有一天他精神苦闷,无意中拿起金庸小说,“没料到拿起就放不下”。《倚天屠龙记》中“生亦何欢,死亦何苦,怜我世人,忧患实多”一句让他有如雷击,自己添上了一句,“怜我民族,忧患实多”。

“对这样的震撼心灵的作品,文学史研究,现代文学史研究,能够视而不见,摈弃在外吗?”钱理群在一篇评论中写道。

对于自己的小说广为流行,金庸的解读是,“我觉得最主要的大概是武侠小说比较根据中国的传统来着手。……武侠小说,一方面形式跟中国的古典章回小说类似,第二它写的是中国社会,更重要的,它的价值观念,在传统上能让中国人接受。是非善恶的观念,中国人几千年来的基本想法没有很大改变。”

“出海”

金庸小说最初远播海外是在东南亚,甚至早于中国内地。1950年代末,金庸小说在香港报刊上连载后,在东南亚就有大量译本面世。

印尼文译本大受官员至民众的欢迎,带动了印尼本土的武侠小说写作。泰文的“射雕三部曲”则从1958年至今已经出版了四个译本,再版数十次,书名译作《玉龙》。越南有一则流传己久的段子,称曾有南越政府议员在议会吵架时,用“岳不群”“左冷禅”互骂。

新加坡《海峡时报》刊登的金庸讣闻中写道:“在新加坡,即使是没有读过金庸原著的电视迷,大概也熟知他钟爱的那些人物。”

由于文化的相近,金庸在日韩也大受欢迎。正式获得授权之前,已有十二家韩国出版社盗译了金庸小说,韩国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院长朴宰宇曾说,“十多年来,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在韩国卖出总部数号称是100万部。”

1996年,金庸与日本德间书店签约,很快推出了《金庸全集》及多部小说译本。早稻田大学教授冈崎由美是其中一位译者,作为多年的金庸迷与研究者,她曾说,“尽管日本读者未必可以明白金庸作品中的诸多武功招式,但也觉得武功名称富有诗意,相比武打场面的描写,日本读者普遍对于金庸小说中的爱情故事更为感兴趣。”

最早的英文译本出现在1993年,这本《雪山飞狐》(Fox Volant of the Snowy Mountain)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发行,香港学者莫锦屏翻译。英国媒体人晏格文曾担任路透社亚洲区编辑,他用十年时间翻译出版了《书剑恩仇录》(The Book&The Sword)。汉学家闵福德为这本书做了审订,随后几年,他又组织翻译了三卷本《鹿鼎记》。他说:“那是金庸构筑的一个完整的世界,半是玄想,半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在金庸的小说里,你会遭遇许多的古怪和許多的美妙。”西方推广者倾向于把金庸放入西方文化进行类比,帮助读者理解。例如,晏格文在译序里写,“金庸创作的人物已然构成了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就好比狄更斯《雾都孤儿》的主角奥利弗·特威斯特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读者一般。”法国驻港领事孟嗣德则说,金庸先生是“东方的大仲马”。

《纽约客》在2018年的一篇报道中如此介绍金庸:其作品在华语世界的文化流行程度大约等于“哈利·波特”与“星战”之和……金庸将江湖交织融贯于中国历史,这就像是托尔金把自己的创造力带向了查理曼时代的欧洲。

美国华裔赖静平创立了武侠小说翻译网站“wuxiaworld”,他笔名为“任我行”,尝试翻译的第—本中文小说就是金庸的《天龙八部》。他时常卡在“修罗刀”这样的词上,花几小时翻查字典。仅枯荣大师和鸠摩智在天龙寺前的一段对话,他整整翻译了两天。当译到乔峰被赶出丐帮,他“永远地放弃了”,“太难了”。

在这些国外文学社区里,业余译者的热情是层出不穷的,志愿者们已经翻译完了金庸的14本小说。

金庸愿意把金钱与精力投入于支持外语翻译和国际学术研讨会,作家马家辉告诉记者:“一个作家非常在意自己的作品,觉得你们研究得不够,假如你们愿意花时间精力想去研究,我当然支持了,我又有能力,又有影响力。我觉得这是金庸做人的认真。”

2005年,剑桥大学校长爱莉森·理查德女士阅读了《鹿鼎记》英译本,十分赞赏。在她的引荐下,金庸获颁剑桥荣誉文学博士名衔。此时金庸已经81岁,他主动提出赴剑桥攻读普通的博士学位,“我到剑桥求学并非为了学位,而是感到本人的学问不够”。

金庸小说最新的英译本在2018年出版,这本《射雕英雄传》第一卷在亚马逊书店获得销售冠军。出版人告诉媒体,英语国家这么晚才发现金庸,“真的太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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