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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行走于地产江湖的“思想家”

2018-02-01张锐

对外经贸实务 2017年11期
关键词:万通冯仑段子

张锐

“92派”商人

冯仑父亲的父亲虽然是地主出身,但冯仑却以自己从小的努力改变了家族并不好听的阶级基因。他15岁入青团,20岁入党,在中央机关工作过,这些经常挂在冯仑嘴上的自诩性语言其实一点也不虚假。作为“文革”后的第二届正式大学生,冯仑与许多同龄人一样有着非常强烈的求知与深造欲,因此,22岁从坐落于出生地西安的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毕业后,冯仑便考取了中央党校法学研究生,而且当时冯仑还是中央党校历史上最年轻的学员。

研究生毕业后冯仑留在中央党校做了一段时间的老师,但在中央党校呆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冯仑又先后进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国家体改委工作,最后又被调到海南省体改所(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前身)任职。看得出,虽然前后六年不到的时间多次易职,但都没有脱离冯仑的初心。在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冯仑担任的是常务副所长一职,机构的主要职能就是进行宏观经济对策研究,然而,由于研究所当时既没有财政拨款,也无启动经费,所里的油盐酱醋都须自己筹措,在得到一批彩电批文而勉强维持了一段时日后,研究所最终还是由于温饱不济而人走鸟散。冯仑也回到北京遍托关系找工作,不过,此时进入国家机关已比登天还难,就这样,冯仑开始沦落江湖,落草为民。

四处漂泊之际,偶遇熟人介绍,冯仑来到了牟其中主政的四川南德公司,而且牟其中也是一个爱才之人,在得知冯仑是中央党校研究生毕业后,二话没说就让冯仑当了自己的政务秘书。不久,冯仑被委任为《南德视界》的主编,一年后便升任为牟其中的第一副手。而也在此时,冯仑在海南工作时认识的王功权、刘军、王启富等好友投奔过来,并且经人托人介绍后,最后南德三分之二的部门经理都是冯系人物群带过去的。

冯仑与牟其中和谐相处的日子并不长,这不仅是因为冯仑主张南德应该转型而牟其中依然恪守倒腾资金的传统思路,更由于随着“冯系”人马的增多导致牟其中对冯仑的不信任感与日俱增,甚至为了抗衡“冯系”阵营,牟其中开始从老家四川调兵遣将。同时对中层领导进行换血,冯仑感觉到自己的事业已经触及到天花板,在没有与牟其中做任何形式的告别后,便选择毫无声息地离开了南德。后来南德泡沫破灭,牟其中锒铛入狱,冯仑还与王石一起去武汉探望过。

离开南德再度回到海南后,冯仑遇到了一个可以说能够改变自己命运的重大机遇。当时,国务院决定将海南从广东省版图中分离出来并单独建省立制,同时在此地建立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为此,中央政府给予了许多超乎想象的优惠政策,资金和淘金客开始疯狂般地奔向海南,“十万大军下海南”就是对当时景象的鲜活描述。眼看着如同淘金时代美国西部的海南,馮仑也没有任何犹豫,并迅速集结起王功权、刘军、易小迪、王启富、潘石屹等散兵人马,以兄弟相称成立了海南农业高技术投资联合开发总公司,日后商界广为流传的“万通六君子”也由此形成。

1992年,以“南巡谈话”为标志,由体制内转向市场后形成的商界群体被贴上“92派”商人的标签,而且许多人日后成为了中国企业族谱中的明星,他们创立的企业也构成了中国商业方阵中举足轻重的棋子。除了“万通六君子”外,至今仍在商界纵横捭阖的还有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汇源集团董事长朱新礼、中国诚信集团董事长毛振华以及慧聪网萤事局主席郭凡生等人。他们其中的很多人原本就是体制内精英,只是在时代召唤或者不由自主的命运安排下选择了出征商战之路,并迅速完成了从体制内精英到市场动物的转变。

作为学界与业界的一种共识,“92派”商人普遍都具有一定的知识水准,少数人甚至还称得上是“理论家”,他们对于社会趋势、经济走势的认知天然具备优势。因此,相比之前出身于草莽的企业家,他们的眼界更宽广,当然也具备普及、布道的能力及素养。也正是这种独特的出身,“92派”商人在资源与人脉上与政府存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此也划定了他们的商业跑道——或在金融、贸易等服务业纵横驰骋,或在地产、医药行业大显身手,或在资本市场的财富游戏中长袖善舞。

“六君子”分家

无论是正规的演讲还是闲时聊天,在不少场合冯仑都讲过企业初创时的共同特征就是缺钱,而这种反复解读的观点显然是有感而发。“六君子”刚刚创立公司时,企业的账面上只有3万块钱,而且还全是借的。不仅如此,在交完办理工商营业执照的费用后,挂在财务账本上的数字最后只剩下几百块钱。按照冯仑后来的说法,此时“六君子”就如同今天的农民工一样,傻坐在海南的马路牙子上,钱路茫茫,但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既然已经欠了别人的钱,“六君子”决定还是要想办法继续借下去。

当时“六君子”瞄好了一个8栋别墅的地产项目。为了筹钱,大家将口才最好的冯仑推到了最前线,而且冯仑直接要打交道的是一家信托投资公司的老总,先是和盘托出自己在国家体改委、中央党校、中宣部以及南德集团等之类的耀眼工作背景,以实力取得赢得对方的初步信任,接着海阔天空地谈起海南房地产的诱人前景。挑起对方的遐想与口味,之后便单刀直入,告诉对方只需要拿出500万同时我方出资1300万,共同操盘别墅项目。几个回合下来,冯仑直觉到信托老总已经心动,于是趁热打铁地递上已经准备好的金利来高级领带,验完成色之后,对方果然点头同意。

没有丝毫的迟疑,冯仑几乎是跑着离开信托公司大楼的,随机便跨上自行车去赶写文件,在火速做完手续后,王功权也在最短的时间将500万取了回来,紧接着拿着500万立即从银行得到了1300万的贷款,接着便用这1800万元购买了8栋别墅,重新包装之后卖了出去,净赚300万元。这就是“六君子”的第一桶金。当然,对于如同“六君子”那样空手道白狼的发家历史,很多企业家讳莫如深,但冯仑却显得格外地坦荡。他承认自己在做企业的过程中行过贿,也拿过回扣,甚至与黑道上的混混一起喝过酒聊过天。因此,冯仑说自己创业时期的奋斗努力就是一种“野蛮生长”。

话说回去,尽管如做梦般地赚到了300万,但“六君子”并没有为此把酒狂欢,而是在当年的9月13日推出了题为《披荆斩棘共赴未来》的总结报告,执笔者为冯仑。虽然报告只有4500字,但目的指向非常明确,那就是要停下来想想,未来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做。为了纪念这一天,后来成立的万通集团就将9月13日确定为“反省日”。也许是在冷静的反省中提前看到什么,也许是高人的点拨,就在海南房地产泡沫破灭的前夕,“六君子”提前抽身而出,躲过了让自己成为“先烈”的那场浩劫。

回到北京后“六君子”不仅囊中鼓满,还踏上了又一趟开往成功彼岸的政策列车。当时国内首部《公司法》刚刚刚出台,北京市政府给了怀柔4个定向募集资金的股份制公司指标,但没人愿意做,“六君子”闻讯后火速主动找到了怀柔县体改办,并很快拿到一个指标。这样,海南农业高技术联合开发投资总公司就在1993年转变为万通集团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冯仑当董事长,王功权当总经理,其他四人均为董事兼副总,而且最初6人的股份都是均等的。

万通地产成立不久便在在北京阜城门成功开发出了名为万通新世界广场的项目,销售仅5天就进账5亿多元,并在后来的多个项目经营中屡有不菲的斩获。然而,相爱容易相守太难。在接下来企业的经营方向以及管理模式上,“六君子”最终还是出现了分歧。有人主张做金融,有人建议做商业零售,有人提出进入制药行业,也有人强调继续做房地产。冯仑开始明显感到“梁山模式”已经成为万通的致命伤。而在分家单干与兄弟情感的选择上,“六君子”不约而同地陷入到了痛苦之中。

理智最终战胜了情感。在被派往美国管理分公司的两年后,王功权吸收了很多美国体制下商务、财务安排方法以及产权划分理论;与此同时,出差到美国的冯仑在异国邂逅了正在加州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且后来成为北京大学教授的周其仁,两人聊天中,周其仁给冯仑讲解了“退出机制”和“出价原则”,这给了他很大的启发一不能用传统文化中的兄弟感情处理内部矛盾,而要用商人的规则处理分家。随后,冯仑找到了王功权。二人在分家问题上很快达成一致,之后一道回国提出了分家后的资产处置方案,并赢得了其他四人的一致认可。用后来冯仑的话说,“六君子”是“协议离婚”。是“以江湖方式进入,以商人方式退出”。

分家后的“六君子”在各自的战场上尽显风姿。王功权投身于风险投资,后来因民生银行、奇虎360、江西赛维等项目名震江湖;易小迪创建了阳光100集团并将企业送上港交所;潘石屹成立了SOHO中国,以销售见长引领公司完成了从售到租的转型;王启富一开始做国际贸易,后转做木地板,现为海帝木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军在四川从事农业高科技开发;而冯仑则留守万通继续担任董事长。对于为什么选择留在万通,冯仑的答案是,自己是万通的的始作俑者,而且在“六君子”中年纪最大,必须扛起门面。而对“六君子”的画像,冯仑给出的评价是:自己是贤达,潘石屹是老财,易小迪是好孩子,刘军是二杆子,王启富是好兄弟,王公权是政治演说家。

地产帝国操盘手

公開资料显示,万通公司成立当年,注册资本为8亿元人民币,但在10年后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时,公司总资产膨胀至30亿元,作为北京地区最大的民营房地产企业,万通地产的区域霸主地位由此完全坐实。而透过枯燥的数字,人们也很容易浏览到遍布京津地区一个又一个代表万通底气的招牌项目,如北京亚运新新家园、北京新城国际、北京天竺新新家园、天津万通新城国际、天津万通华府、天津万通空港等等。按照冯仑的话说就是“万通十年,播下的是跳蚤,收获的是龙种”。

应当说冯仑的眼睛并没有完全盯在自己企业的本身。万通地产上市的前一年,冯仑联合万科的王石首先发起了中城房网这一国内首家房地产策略联盟机构,在倡导与推动“新住宅运动”的同时,希望通过联盟的形式实现联合开发、联合采购与联合融资。四年后,万通地产引入天津泰达集团作为战略投资者,首开国内民企与国企混合所有制之先河。看得出,冯仑希望通过借助资本杠杆撬动更大量级规模的地产业务。

实际上,就在引进天津泰达的头一年,冯仑就已经开始了万通转型的思考。起初,万通参照的是香港模式。也就是通过自身重资金的投放进行地产项目的开发,这种模式由于资金沉淀量大而风险集中度高,冯仑希望将其转变为美国模式,即通过类似于PEITs(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的方式募集资金,最终引导万通转型为房地产投资平台。不仅如此。冯仑认为万通不应该仅关注住宅业务,而应当向商业项目转型,并通过自持物业的形式收取租金,这样万通就可以变身为一家投资开发与运营并重的综合性地产公司。

为了切实推动转型,冯仑早在六年前就辞去万通地产董事长之职,交由总经理许立接任,与此同时冯仑将万通的非上市部分转变为一个投资控股公司,更名为万通控股,并出任该集团董事长。公开资料显示,万通控股持有万通地产51.15%的股份,为后者第一大股东。而冯仑则通过多家公司间接持股近30%,是万通控股的实际控制人。另据各路财务报告数据,万通控股的投资领域包括房地产开发、工业地产、基金管理和资产管理等四大领域,其中资产管理和基金业务是其重头戏,旗下的10多只基金涵盖了开发型基金、增值型基金等,俨然串起了地产私募基金的全产业链,万通的地产投资平台似乎若隐若现。

然而,就在冯仑全力引领着企业迈开转型脚步时,人们看到了万通地产财务状况流年不利的尴尬。财报显示,自2012-2016年,万通地产年度销售收入分别为40.7亿元、32.99亿元、19.12亿元、26.19亿元和23.36亿元;同期万通地产的年度利润分别为3.75亿元、3.81亿元、0.45亿元、-6.12亿元和1.10亿元。看得出,除个别年份昙花一现外,万通地产的销售收入与年度利润双双均现同比大幅递减状态。至于横向上对比,万科动辄打破销售千亿的记录更令万通地产满面汗颜,甚至在加速跑进房地产销售千亿俱乐部的恒太、碧桂园以及融创中国等房企面前,万通地产也是高山仰止。

有人说万通赢在了起点,输在中途,因为它错过了房地产的“黄金十年”。质言之,就在王石、许家印等地产大佬纷纷在国内大口圈地、快速推盘和大笔赚钱的同时,冯仑则在转型思维的驱动下专注于自己理想中的“立体城市”布局——在1平方公里内,打造建筑面积600万平方米,常住10万到15万人,城市中505劳动人口本地就业,实现节地与节能。冯仑为此编织出的理想图景是:20层楼居住,30层楼做花园,40层楼做酒店大堂,50层楼顶做个西红柿农场,一栋楼内,五脏俱全。绿芽从大地萌发,男女在这里相遇,水管里流出的不是水,是奶!而对于“立体城市”的商业前景,冯仑的看法是“追求理想、顺便赚钱”。

为了推进“立体城市”建设,冯仑将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以及巨人网络董事长史玉柱等人拉了进来,联合成立了北京万通立体之城投资有限公司,由冯仑出任董事长,同时冯仑重金聘请了国外知名建筑设计师,而且万通也在西安运作出了首个立体城市项目,之后复制到武汉、成都等国内七個城市。但遗憾的是,所有的“立体城市”项目现在不是处于停工状态,就是滞留在图纸设计阶段。

值得关注的是。就在“立体城市”的推进步履维艰之时,万通的高层人事布局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先是由冯仑直接点将担任万通地产董事长的许立卸职并退出董事会,紧接着是嘉华控股高比例认购万通地产非公开发行股份,正式成为后者第一大股东:而且嘉华控股先后通过收购泰达集团等多家企业持有万通控股的股份高达76.48%股权份额,实现了对万通控股的绝对控制。显然,无论对于万通地产还是万通控股,冯仑已经完全丧失支配权,外界甚至由此给出了万通已经开启“去冯仑化”时代的结论。

回过头去想一想,冯仑的转型思想难道真的错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最近几年,万科正朝着转型为“城市配套服务商”而披荆斩棘,万达也在由“重”变“轻”的道路上奋力前行,融创中国也试图打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地产金融运作平台。相比于自己的同行,冯仑不仅立意在先,而且起步较早。只是不同的是。在追求理想与顺便赚钱的平衡间。冯仑太倚重甚至迷恋于前者,这一点连冯仑自己也发出了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干的感叹。当然,冯仑虽然客观失去了对万通的控股权,但至今仍然担任万通控股董事长一职。在如今国家大力推进“租购同权”的政策背景下,冯仑早前倡导的通过自持物业揽取租金的先见,也许真的还能在万通身上派上用场。

段子手与思想家

冯仑不仅爱讲段子,而且爱说黄段子,这一点他的朋友皆知,业界均晓。甚至有人说只要有冯仑的地方,就能听到朗朗笑声,为此王石对冯仑的评价是:“嬉笑怒骂皆文章,百计千心成万通”。而好友王功权则认为,身边再无第二人能像冯仑,与之聊天其乐无穷。另外,各路媒体也赶过来凑热闹.它们做出的评判既有挪揄也有诙谐,称冯总讲“段子”是一流的,经营万通地产是二流的,相比于冯仑的名气,万通的业务被高估,而段子影响力被低估。于是,除了企业家的名号外,冯仑还有“段子高手”、“地产理想家”、“地产思想家”等极富个性的雅称。

谈到政府、民企、外企和国企的地位,冯仑的段子是;在一个比较混乱家庭中,国企是正房太太,民企是二房三房,以娱乐和补充生养为主,政府则是大家长,而外资是属于门口的邻居,有钱的邻居,经常会来串门。

谈到民营企业的生存状态,冯仑的段子是:小姐心态、寡妇待遇。所谓小姐心态,就是做生意,客户为王,客户要求什么,就做什么,什么姿势都伺候,最后买单给钱就行。寡妇待遇就是没人疼没人爱,上面没人。

谈到楼市调控下地产商、消费者与政府的关系,冯仑的段子是:莽撞青年从外面回来,匆匆推开卫生间的门,愣了。嫂子正在洗澡。嫂子说:你对得起你大哥么?青年转身,欲走。嫂子说:你对得起你自己么?青年呆立,不敢动。嫂子说:你对得起我么?

谈到合作伙伴的重要性,冯仑的段子是:民初名妓小风仙,她要是找一个民工,扫黄就扫走了;她找蔡锷,就流芳千古:她要是跟华盛顿,那就是国母。所以,不在于你接客不接客,不在于你干什么,而在于你跟谁做。

当被问到怎样才能成为一个“段子高手”时。冯仑给出的答案是“所有的伟大都是熬出来的”,在冯仑看来,当一个人被一遍遍摧残然后疯狂思考然后不能正常表达就修成正果了。显然,看似玩笑的段子后面实际浸透着的是冯仑起落浮沉的人生经历以及对社会现象的冷峻观测。为此,冯仑给自己的画像是:我是一个不伦不类的混合体——资本家的工作岗位(万通董事长)、无产阶级的社会理想(15岁入团,20岁入党,满脑子都是无产阶级革命理想)、流氓生活习气(创业初期一穷二白,苦苦挣扎,所以说过很多糙话、猛话),以及传统士大夫的精神享受。

不过,冯仑并不同意自己说的是“段子”,更不承认自己讲的是“黄”段子。他曾经对媒体说:“我最多是像李敖一样,把正经的事用荤的、素的、俚语的、民间的方法揉碎了说,有时是性解释而不是诲淫。李敖说台湾是中国的睾丸,不勃起没什么用,勃起它就不能少。这叫段子吗?不叫段子。很多人不明白这里面的深意。”在冯仑看来,自己讲的那些精彩言论若用“段子”来归位,就会大大贬低它们的价值,至少它们算得上是性社会学。

相比于否认自己是“段子高手”而言,冯仑更愿意接受外界有关他是“思想家”的定位。除了早年担任过《中国国情报告》杂志的主编一职外,冯仑还著有《决胜未来的力量一东方名家》、《企业领导常犯的十大错误》、《伟大是熬出来的》等专作,同时还有《冯言冯语论台湾》、《冯言冯语论美国》、《冯言冯语论时事》以及《小道理:分寸之间》等文章集著,另外冯仑是《狂飙突进一马克思的心路历程》一书的译作者,并公开声称自己灵魂里三分之二是马克思主义。看得出,在学术成果上,冯仑的拥有丝毫不逊于国内许多的专家学者。

《野蛮生长》、《理想丰满》与《行在宽处》被看做是冯仑的商业三部曲。在《野蛮生长》一书中,冯仑主要检视了民营企业在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剧烈制度变迁中所承受的从原罪到死亡的一系列痛苦经历,和从痛苦中挣扎出来的逃生之路,提出必须让一个认真做事的人有长远的预期,有制度的信赖感和安全感。《理想丰满》则以一如既往的冯式调侃与睿智,探讨了诸如理想、公平、生意、公益乃至财富与传承之类的基本问题,指出国内民营企业还处于青春期,应该给予耐心和宽容地等待,将以机会均为起点的民主法治制度建立好。按照冯仑书中序言解释,《行在宽处》不再是向大家都关注的进步、勇敢、浮华、牛逼去行,而是学会退却、放下、懦弱、面对死亡,学会做丝,学会淡然、超然,只有这样,生命的宽度才可以无限拓展。

虽然著述颇丰,但冯仑却认定自己不会做公知,更不愿意变成鲁迅,而是强调自己只是一个买卖人,只是感觉一些东西妨碍了买卖才进行思考,即使讲得远了一点。也是因为这些问题跟买卖有关。的确,正是由于有了像冯仑这样的民营企业代言人不断地建言献策,才有了中国政府《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以及《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等重磅文件的出台,作为中国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企业正走进一个‘最好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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