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栋

城市初创期“银号”应运而生

在1897年之前的胶澳地区，不曾有较大规模银行机构存在过的记载。根据胶海关税务司阿理文在《胶海关贸易报告》（1892—1901）中记载，在19世纪末，仅在胶州和即墨——这两座规模很小的县城内有几家个人开办的小型钱铺。他们同属于一个行业公会组织的领导，主要业务是进行小范围的汇兑和贷款，同时还及时挂牌公布银两与铜圆的最新兑换价格。由于缺乏必要的担保和相应的制约及诚信机制，这些钱铺的金融风险通常会很大，一些投机和诈骗事件的发生，往往会导致他们因资不抵债而倒闭。但这些小型中式金融机构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承担了银行——这一具有现代意义的金融机构在中国出现前所具有的地位与作用。较大规模且注册资金雄厚的银号，多集中在济南、周村和当时山东唯一的条约开放口岸——烟台。根据胶海关的记载，同样来自山西的两家票号，分别在济南和周村各开设有三家汇兑庄，胶州和即墨的钱铺通常都是通过这些大的票号，来获取最新的兑换比率和那些能够引起金融波动的国家大事。

随着1898年3月6日《胶澳租借条约》在北京的签订和此后租地、潮平等后续细化合同的签署，德国逐渐稳固了其在胶澳的统治地位。在随之而来的城市建设与拓展中，诸如建筑、贸易等行业也迅速发展起来。据《胶澳发展备忘录》记载，在华人聚居的大鲍岛地区，每年都有大量的建筑落成或开工建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