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会勋

（山东大学法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一、引 言

宪法修改关乎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大计。从法律上看，17～18世纪，宪法往往被看作一种国家成立的契约，认为宪法成立是基于人民的相互承诺。“以此见解为根据，则宪法固不必含有不可变性，因为契约并不含有不可变性。”[1]从文本上看，世界各国无不把宪法修改作为宪法实施的重要内容，在程序上、时间上和范围上设定极其严格的条件来保障宪法的稳定、尊严和权威①；从政治意义上而言，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国家治理的重器；治国有道，宪法之道乃治国根本大道[2]。从治理意义上而言，宪法作为具有最高效力的根本法，是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根本遵循。我国宪法修改历经五次修正案，每次修改，都是客观现实在制度谱系上的具体折射，国家事务繁多，但并非杂乱无章，宪法的修改亦要“观时俗，察国本”。考察我国宪法修正案变迁历程，会发现我国宪法修改史就是以时间为纵轴、以规范为横轴，从官治为主到民治为辅、再到官民共治为内容的变迁史。

二、理念变迁：从文本宣示到规范主义再到价值理性

规范只有反映和接近社会现实才是最有生命力的。“一定时期之法，非成于一旦，乃过去数十世纪社会的势力之集聚而成之者也”[3]，宪法理念变迁需要具备一定的要件：物质要件包括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改革开放的变迁，心理要件包括秩序意识和权利意识的觉醒。依照美国学者K·罗文斯登对宪法存在论式（ontological）的分类理论，宪法可为规范宪法、名义宪法和语义宪法三种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