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水平

（西北大学法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2018年2月14日，美国佛罗里达州帕克兰市发生了枪击事件，死伤数人，数千民众游行抗议，要求政府及立法机构有所作为，阻止校园枪击事件的接连上演。多年以来，美国民众关于“禁止售卖突击步枪”的呼声很高，但是，受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等政治团体的游说和压力，美国从联邦到地方的立法者对控枪的诉求置若罔闻，舆论认为，此乃典型的立法不作为①。关于立法不作为问题，韩国、日本、德国等国的学者早在20世纪初就开始研究，并且司法实践中有多个判例，如发生在2002韩国的“平均工资案”[1]，再如日本的“恢复在宅投票制诉讼案”和“议员定数不均衡违宪诉讼案”[2]。在我国，早在2003年便有了全国首例公民起诉政府行政“立法”不作为案，虽然原告最终没能赢得这场官司，但该案引起人们对行政立法不作为的重视和思考②。众所周知，私人主体的行为有勤懒之别，公共权力的行使亦有积极和消极之分，通常冠以“作为”和“不作为”之称。前者可表现为秉公为民的积极履责行为，或者滥用权力戕害民权的乱作为，后者则意味着权力行使的怠惰。与“乱作为”相比，人们对“不作为”的关注不多，殊不知其危害也很大。从权力类型的角度看，司空见惯的是“行政不作为”、“司法不作为”，“立法不作为”较少谈及，人们甚至对“立法不作为”的存在真伪都莫衷一是。立法不作为究竟是否存在？其识别存在哪些困难？如何进行具体认定？本文就此问题，略陈己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