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立云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研究范式  中国学术话语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21.017

自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正式的研究对象逐渐走入中国学者的视野。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便开始了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收集整理工作。在传统工艺、民间文学、民俗学等现在归属于非遗的研究领域，学者们通过原有的学科范式取得了卓越的学术成就。然而，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为一门学科还存在争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结构体系等非遗学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非遗研究的中国学术话语构建任重道远。

当前非遗研究存在的突出问题

研究角度的线性误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多重属性，综合性极强，从单一学科的研究角度出发，难免形成一种线性解读模式，使得理论阐释失之周全。

首先，非物质的属性使得非遗载体不明，各门学科都可以从自身的角度去阐释。民间文学的口头传承方式使得其非物质属性最为显著，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将其定义为：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民俗学将民间文学的传播方式聚焦在听众、讲述者和文本三者之间的互动，忽略了文学文本的文学性。从文学的角度研究文本，又会忽视它的生活属性，不能解释民间文学的流变性与群体性。其次，文化属性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关注“人”的存在，习俗正是文化属性的代表性类别。韦伯将习俗定义为：“一种典型的一致性行动，这种行动被不断重复，是由于人们不假思索地模仿和习惯它，它要求个人不经任何意义就遵从集体行为。”[1]这一社会学的阐释方式易陷入结构主义、平面化的窠臼，导致习俗主体的丧失，无法解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动力和不断再创造的源泉。历史学能够阐释习俗背后的历史文化动因，却对“使制度、身份或是权力关系得以确立或合法化的传统，以及使信仰、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得到灌输和社会化的传统[2]”这两类习俗传统无能为力，也无法解释新民俗演化、改变和再创造的规律。最后，民俗学家乌丙安在《中国民俗学》中指出：“傳承性是民俗发展过程中显示出的具有运动规律性的特征。”典型的传承模式是父子相承、师徒相传，社会学将这种传承方式解释为技术权力与无形资产的交接，体现了“世代相传”与“继承”，却不能解释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规律，不能展现“传承”的全貌。

“他者”观察的视野盲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尚未形成本学科独有的研究方法，借用其他学科的研究范式难免存在学科背景差异引发的“他者”视野盲区，同时也不能兼顾中国非遗的实际情况。

口述史存有较多的真空地带。口述历史，最早起源于美国，用于记录个人生活史，“1948年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阿·内文斯开始并记录美国显要人物的回忆，从那时起口述史学作为当代历史文献研究的新手段而正式创立起来”[3]。运用这一研究方法存在的问题，一方面来自用个人的记忆替代群体的记忆的压力，而相当数量的物质文化遗产来源于群体的创造;另一方面，和其他历史人物相比，非遗传承人这个特殊群体普遍文化程度不高，口头表达能力欠佳，他们在传承的过程中“身教”甚于“口传”，访谈中无法获得高质量的材料。此外，个人记忆存在着美化和偏见，出于个人名利考虑的对自身的吹嘘和对他人的贬低，都成为口述历史的真空地带。

工匠精神存在文化认知的差异。工匠精神已经成为技艺类非遗的必然联想，日本的工匠精神诞生于“一子相传”的匠人制度和阶层固化的社会现实，特殊的社会体制造就了日本匠人精益求精的态度。中国的匠人则追求“庖丁解牛”式的创造的自由，在追求“工有巧”的同时，注重与“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的融合。中国的工艺文化历来是中国人生活美学的一种呈现方式。中国文人通过参与图样的设计等方式将他们的审美趣味赋予传统器物。当代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的再次繁盛，是大众审美向精英审美的靠近，是中国文化精英审美的复兴。

星丛模式[4]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解读

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一直是一门亟待构建的学科，作为其研究对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非物质属性、文化属性和遗产属性三重属性，这些属性是“一群并列的、而非整合的变化元素，它们不能被归并到一个公分母、本质性的核心或第一生成原则之下”[5]。采用某一单独门类的研究范式难免失之偏颇，为此我们可以借助星丛模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解读。

就最能体现非物质属性的民间文学而言，它既是思想载体，又是对象本身，可以理解为口头传统。在研究非物质属性时，以身体和语言作为民间文学的载体，将其传播比拟为表演，通过研究民间文学传播方式揭示它的传播规律。通过比较故事学、故事形态学和故事类型学研究民间文学，发掘它的文化内涵，研究其文化属性。通过民间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找到它的传承规律，才能确切地发现它的遗产属性，找到它与当下的关系。综合运用多学科范式研究同一对象，还在于民间文学作为“文学”的另一重指向目的，侧重于记录文本的研究，主要研究流派有神话学派、语言学派、功能学派、人类学派、心理分析学派、原型批评学派、流传学派、结构学派、符号学派等。[6]适当借鉴语言符号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能够对研究民间文学有所助益。

就文化属性最重的习俗而言，它是贯穿所有形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概念，一切的非遗活动皆伴随着习俗展开，是最能体现这种区分性的文化表征之一。构成文化的是每个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独特的文化使得民族与民族之间有了区分性。从历史学的角度，可以清晰地分析民俗的文化属性与遗产属性，对属于社会的深层结构的历时的文化习俗具有极强的阐释力，能够对它背后的历史文化积淀层层切片，提炼出导致该习俗具有地域特征且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而社会学擅长分析民俗的非物质属性，将习俗认定为一种社会秩序，由群体性的习惯演变而来。这种生活习俗稳定性差，属于共时的生活属性习俗，社会的表层结构、生活方式的改变、社会的发展都会对它构成影响。它既可以是社会成员约定俗成，也可以是“共同经验”的作用。按照现代演进博弈论的观点，个体通过对群体里其他成员的行为的稳定的预判形成自身行为选择的稳态，当个人行为的变化导致了其他个体甚至整个群体的行为发生改变，之前那种被称为习俗的“共同经验”也会发生改变，群体习俗也随之改变。在非遗的应用性研究中对习俗也应区别对待，考察不同习俗演变的路径，尊重生活的习俗，延续文化的习俗。由于生活方式改变，族群的变迁导致的某一习俗的改变，不宜强行保存和保护，不可通过牺牲原住民追求现代化生活的权利来保存他们的生活方式，即通常所说的话语权不应当剥夺生存权。

就富于遗产属性的广义技艺而言，它包含了歌技、舞技、手工技艺等诸多门类。这些技能通过口传身教的方式传承和延续。口述史是常用的研究方法，通过传承人自己的描述能够最大限度地复原这种口传，对非遗传承人身体经验的挖掘，能够唤起他们对身体的感知和记忆，以及由身体记忆形成默识知识，将“口传”的经验和“身授”的经验同时记录下来，完成对遗产属性的研究。福柯指出话语不同于语词或句子，它已不再单纯是一个语言学的概念，而是在特定时间、空间、社会情境下展开的“话语实践”。[7]因此，在传承人口述中，引入社会学的调查方法，采用“参与式观察”等方式，深入了解被访谈者的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能够揭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运作机制和传承机制。

中国非遗研究范式的构建探索

充分挖掘本土的非遗资源。在中国历史文化的情境下，重新审视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学术传统，需要寻找适用于中国非遗的研究范式。每个民族记录自己文化的方式都具有独特性，中国发明文字的历史非常久远，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发现了陶器上的刻画符号，因而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拥有丰富的文字记录。民间文学、传统戏曲、曲艺等不但有大量的民间手抄本存在，文人士大夫也参与其表演脚本的创作，因而其文字记录极为丰富。中国的传统工艺有《考工记》《天工开物》等文献详细记录。中国人重视家族的传统使得族谱、家谱等相关文献也极为丰富，可供参考、佐证。通过文献学的方法，运用文献目录（分类）、版本、校勘、考证、辨伪、辑佚、类纂、标点、注释、翻译[8]等手段研究相关历史文献，将研究对象放到它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中理解。通过考古学的文化因素分析法，可以考察其所跨越的历史分期，对所归属的地域分区比对，分析人文地理环境对非遗的影响，研究其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性，找到具有文化特征的标志物，最终找到某个具体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所归属的文化类型。

善于借鉴融合非遗研究方法。我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解读，要能够解释特定的人或人群为什么会在特定的时间、空间内产生某种文化创新行为[9]，为什么是这个人或这群人产生了这样的意识，这些意识又是如何借助语言和非语言的符号表达出来的，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一种过程和建构。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成与演变，其在产生、发展和不断再创造的过程中各种因素的来源及相互关系。中西方哲学都注重“技艺”与“自然”的关系，“技艺”凸显了社会精神。传统观念认为双方的分歧在于，中国哲学关注的是“技”和“道”的关系，而西方哲学关注“技”和“艺”的关系。这一分歧在海德格尔那里得到了弥合，他认为“技艺”的词根??χνη与episteme，都代表“认识”，而“具有启发作用的认识乃是一种解蔽”[10]，这种解蔽就是对真理的追问，也就是对“道”的追求。通过真理这个中介，“技”“艺”与“道”有了同一个指向，关乎人类的存在活动。中国古典美学与西方现代哲学的共通性，为我们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新的理论构架。

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居于众多学科的交叉区域，这既是它的优势也是它的劣势。从积极的方面看，它的这种交叉性使得它能够在各门学科中融合，成为成果卓著的知识生产领域。在各门类所构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体系中，历史学、社会学、哲学与非遗理论有更直接的关系，与其他学科相比它们对非遗理论的建构更为关键。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通过中国非遗学术范式的构建可以形成与其他民族和地区非遗研究的交往与互动，为构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理论贡献一份力量。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文化资本与消费社会双重视阈下的当代中国文化消费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7CH221）

注释

[1]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ed.by G.Roth & C Wittich， New York： Bedminster Press， 1968， p. 315.

[2][英]E·霍布斯鲍姆、T·兰格：《传统的发明》，顾抗、庞冠群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

[3]Paul Thompson， Voices of the Past： Oral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59.

[4]“阿多諾把星丛理解为一种辩证模式。在星丛中，元素所体现的并不是它们所表达的东西，相反，它们形成了一个网络或空间，在它内部，不断发生着变化的元素是平等地处于同样地位的，且不会被归结为某个中心。”吴静：《德勒兹的“块茎”与阿多诺的“星丛”概念之比较》，《南京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

[5]Martin Jay， Marxism and Totality： The Adventures of a  Concept from Lukács to Haberma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pp. 14-15.

[6]万建中：《民间文学的再认识》，《民俗研究》，2004年第3期，第5～12页。

[7][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32页。

[8]王余光：《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述论》，《图书馆建设》，2004年第3期，第104～106页。

[9]贺云翱：《文化研究是考古学应尽之职》，《大众考古》，2014年第10期。

[10][德]海德格尔：《技术的追问》，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931页。

责 编/马冰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