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超说明书用药对我国启示的伦理思考
2018-01-31王卫国鄢思佳古津贤
中国医学伦理学 2018年7期
关键词:药品
王卫国,鄢思佳,古津贤
(天津医科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天津 300070,wwg6677@126.com)
2010年上海“眼科门”事件,超说明书用药问题逐步进入公众视线;2016年北京“吗啡案”,超说明书用药问题再次掀起高潮。根据美国医院药师协会(ASHP)、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定义[1],可知超说明书用药也即我们常说的“老药新用”。合理的“超说明书用药”有利于医师将临床实践积累的经过应用到患者身上,不但能够有效应对生活中药品说明书更新缓慢及临床可能出现的无药可用的状况,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医学科学的发展。鉴于药物的双重效应,在药品信息尚不明确的情形下,超说明书用药在给人们带来现实利益的同时也存在一定风险。本文主要探讨的是不合理的“超说明书用药”存在的风险,并就如何评价和规范这种行为进行分析,以维护医患双方的合理利益诉求。
1 我国超说明书用药存在的风险
1.1 实验性用药不可避免使患者用药风险增加
药品经过三期临床研究上市前的试验对象严格筛选、病历相对较少、时间相对较短,但随着医学实践经验和循证医学证据的增加,药品的其他功效逐步被挖掘。为了尽可能挽救患者的生命,如对肿瘤患者的治疗,医师会根据国外用药或者药理机制尝试着说明书之外的用药。特殊群体(儿童、孕妇)用药较少,或说明书本身内容不完整,如存在“或遵医嘱”“酌情增减”等字眼[2]。无论是说明书更新迟缓还是说明书内可用药物较少,此时的超说明书用药,因药品信息未完全验证,都会给患者带来不可预见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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