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村落养老到村社养老:撤村并居背景下农村养老秩序的转变
——基于鲁中三吴村的调研
2018-01-31齐燕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年12期
齐燕
(南开大学 社会学系,天津 300350)
一、问题提出
近十多年来,全国各地兴起了大规模的以“撤村并居”为核心的新农村建设运动。轰轰烈烈的集中居住、农民上楼运动,使“农民向城市集中,居住向社区集中”,将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结合起来,推动农村地区的城镇化进程。“撤村并居”实践对农村社会结构、生活方式、管理方式、就业保障等产生了重大影响,引发了对于这一实践的广泛讨论。郑风田指出,强制推进撤村并居侵犯了农民的土地财产权,违背经济发展规律,对地方经济发展造成隐患[1]。周飞舟认为,“农民上楼”是农民以价格低廉的居住用地为城市的继续扩张“续航”,在农民上楼过程中,商业资本下乡,农民与国家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2]。焦长权进一步指出资本下乡改变村庄治理结构,使得村庄依附于公司,公司替代村庄成为基层治理的基础[3]。撤村并居作为国家土地政策、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发展模式耦合下的乡村社会改造项目,能够有效节省宅基地,实现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也有一些学者提出要辩证地看待撤村并居,认为撤村并居是农民适应社会变迁的理性选择,可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4]。一些学者也指出撤村并居实践的积极案例,以村社理性为原则主导社区发展,可以减少发展的成本,推动社区发展并维护整体利益[5]。
以撤村并局、农民上楼为方式的乡村社会改造是当前城镇化发展的主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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