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事先裁定的主体定位与范围厘清
——基于实现税法确定性与促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功能视角
2018-01-31王波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18年6期
王 波
(1.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 401120; 2. 西安财经学院 法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4)
一、 前 言
历史与逻辑已经表明,现代国家是税收国家。按照税收法定原则,税收应具有确定性与可预测性。基于税收公平与效率原则,纳税人也正被赋予越来越多的尊重。以上理念催生了税收事先裁定制度。税收事先裁定是指税务机关对纳税人申请的对未来预计发生的一件或一系列行为或事项的税法适用和结果而出具的带有限制性效力的文件。①限制性效力指对税务机关具有约束力,这种效力源自于信赖保护原则。关于国际财税协会(IFA)界定的英文原文,See ELLIS,M.J.,General Report,IFA Publications,1999:39.其主要有司法模式和行政模式之分,司法模式中裁定主体具有创制税法之职能,因此裁定具有可被其他纳税人援引的判例法的性质,而基于我国法律体系及其法治传统,毫无疑问应采取行政模式。因此,本文基于行政模式而展开研究。依据制度变迁理论,制度创新的主要动因是降低制度成本并提高制度效益,税收事先裁定制度之诞生亦是如此。2012年10月起中央、省、市税务机关开展若干税收事先裁定试点,2015年1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草案》),其第四十六条采用行政模式规定了税收事先裁定条款:“税务机关应当建立纳税人适用税法的预约裁定制度。①《草案》中的“预约裁定制度”即“税收事先裁定”。两者虽称谓不同,但并无实质差异。追溯该制度的起源,笔者认为“税收事先裁定”叫法更为贴切,而国内税法专家也基本持相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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