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政策研究中心 北京 100029）

四

讨论至此已经很清楚，一种从“能指沉浸”分离和凸显出来的所指沉浸，正在以其特有的存在形态确立起我们已经无法逃离的日常生活界面存在地位，而且对所谓“创意时代”而言，甚至演绎为某些社会主体所刻意追求的价值向度。

于此情况之下，所指化的“沉浸”就被纳入创意价值实现的社会规划，而这实际上也就意味着“沉浸”已然成为可功能化设计、生产、布控和随机调节的“观念物化形态”抑或“符号物化方式”，是“设计行为”抑或“被设计遭遇”的建构性后现代“创意成果”。

在这中间，隐存着此前讨论悬置的本体性意义转折，那就是所有关于“所指沉浸”及其所指化事态发生后的概念、生存现场、生活方式，乃至精细分析的事态本体内置谱系，都在逻辑起点上存在一个谁也绕不过去的发生学前提，那就是“设计”与“被设计”。毋庸讳言，这个具有本体论意味的设计概念，与工具论意义上现代设计学科的设计概念虽有功能叠合联系，但其实质相去甚远。正是广义设计与被设计的存在，决定了“能指沉浸”与“所指沉浸”之间，有其不可简单阐释同步或者功能链接的存在差异性，同时也决定了个体抑或群体的随机日常性沉浸生活经验，与“被设计”的“闭合”“感动”“移情”等时空限制性沉浸生活体验之间，会递进性产生更加不可轻视的存在差异性。这一本体差异的革命性后果在于，从后现代语境“创意时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