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

1998年，我20歲。至今，我仍清晰地记得，那年的1月31日是大年初四。那天，是我上班的第一天。

过年倒班，对井队来说再正常不过。那时的倒班车是广州客，没有空调，四面漏风。坐车4个半小时，到井队的时候，我的脚冻得失去了知觉。

我所在的井队在沈北，几个野营房整齐地摆在一片荒地上。指导员带我来到一个破旧的野营房前，交给我一把钥匙：“你以后就住这。”他指指对门：“那边是库房。”又小又旧的野营房里，有两个不太热的电暖气。晚上睡觉的时候，被里被外一个温度。远处钻机的轰鸣声不断传来，一夜无眠......

第二天早晨，我随着班组人员上井了。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司助，就是跟着师傅学习简单的柴油机操作。到了机房，我发现，我根本听不到师傅在说什么。柴油机巨大的噪音，让他说的每句话都变得支离破碎。作为油田子女，我对井队的工作和生活自认为有所了解，可是真正来到这里，面对荒凉的环境，单调的生活，我还是不知所措，根本无心学技术，整天浑浑噩噩，就盼着快点倒班回家休息。

认识他，是在我上班后的第5天。那天凌晨3点多，柴油机出了故障，师傅让我去喊大班。我回到驻地，发现只有他的宿舍还亮着灯。我敲敲门，门开了，一个又瘦又高的人出现在门前，手里拿着工服，二话不说抬脚就出门，一边穿工服一边问：“几号柴油机坏了？”我懵了，几号？柴油机还分几号？不就是3台一模一样的柴油机吗？

“中间那台。”我小声嗫嚅着，他看看我，没说话。

那天下班后，班组人员一起吃饭。大班坐在我旁边，说：“小姑娘，是不是井队生活不习惯呀？其实没有你想得那样难，只要你把心放在工作上，就会感觉好多了。”说完，夹了一块肉放在我碗里，笑着说：“来，多吃点，吃饱了不想家。”

在井队时间长了，我越来越了解他。他叫施立忠，42岁，当机房大班已经好几年了，技术娴熟，工作认真。每天早晨一睁眼，饭都不吃，他就会来到机房，这敲敲，那看看，发现问题立刻就修，不吃饭是常事。他还有个奇怪的外号——半拉儿肚子。我悄悄问过师傅才知道，他得过严重的胃病，胃切除了三分之二，所以大家就给他起了这个外号。

有天晚饭时间，我看到好几个人围在大班房门口，说着什么。我问一位食堂的师傅，发生了什么，他说：“半拉儿肚子胃病犯了，疼得直打滚，送医院去了。”没想到，第二天晚上，我就又看到了他，他正在若无其事地焊着机房底座。“大班，你不是病了吗？”他手里的活没停：“老毛病了，没事。”望着他瘦高的背影，我突然觉得心里被什么东西触动了一下，从那天开始，我渐渐发现，柴油机的轰鸣声不再那么刺耳了。

2002年的夏天，公司将一批女职工统一调离一线。当时已经独立顶岗担任发电工的我，还真有些不舍得离开井队。短短的4年时间，我重新认识了井队生活，重新定位了我的人生。大班教会我的，不仅仅是那些简单的机械原理，还有朴实勤奋的工作态度和乐观的生活态度。

回到二线以后，我接触更多是油嫂。我的同事们，有许多都跟我一样，嫁给了一线工人，既要上班，又要照顾孩子。我一直觉得，工作家庭两不误，就是一个最合格的油嫂。直到，我遇见了她。

第一次见到她，是在项目部的职工代表大会上。她是职工代表，我是项目部宣传干事。她皮肤有些黑，瘦瘦的，个子不高，扎了个简单的马尾，脸上总是挂着微笑。当时作为一名职工代表发言，她说得最多的就是觉得自己在井队担任服务员很自豪，觉得自己的工作有意义。当时我惊讶极了，有多少人能这样看待自己的工作，又能这样热爱自己的工作呢？我甚至怀疑，她有作秀的成分。

直到2011年国庆节前夕，我跟着项目部党总支书记去慰问困难户，当得知困难职工的名字是刘海霞的时候，我立刻想起在职代会上那张笑眯眯的脸，怎么会是她呢？

到她家的时候，她家里人很多，有公婆，有孩子，当然还有丈夫，只不过她的丈夫与众不同。从我们进门开始，他就亦步亦趋地跟着刘海霞，她坐他也坐，她站他也站。到哪他都会紧紧地挨着刘海霞，亲昵地搂着她的腰，嘴里反复地说着一句话：“我媳妇好，我媳妇最好了。”通过教导员的询问和她的简单述说，我听到了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也开始从心底敬佩她。

原来，她的丈夫早在2007年就出了车祸，当时她的女儿才6个月大。出车祸后，她的丈夫一度成了植物人，望着29岁的丈夫浑身插满管子躺在病床上，她的心都要碎了。可是公婆年迈、孩子嗷嗷待哺，她必须撑下去！

由于丈夫车祸损伤了脑干，她听从医生的建议进行保守治疗。为了能唤醒丈夫，她每天早饭后，都会伴着音乐，握着丈夫的手，给他讲女儿成长的点滴，最后还会在丈夫毫无知觉的唇上留下一个吻，告诉他，她多么希望他早点醒过来，能陪她一起抱着女儿散步。

女儿会说话以后，她就每天把女儿带到床边，让女儿叫爸爸，希望女儿的声声呼唤能早日唤醒丈夫。为了防止丈夫生褥疮，不到50公斤的她，每天要给体重90公斤的丈夫翻身、按摩、擦洗。在刘海霞的精心照料下，两年里，卧床的丈夫没有异味，更没生过褥疮。

也许真情真能感动上苍，2008年8月的一天，丈夫醒了！虽然还不会说话，但刘海霞坚信丈夫一定能好起来。家里的储蓄和借来的钱花光以后，刘海霞只能把丈夫接回家进行康复治疗。她像对待孩子一样，教丈夫坐、站、走。为了方便丈夫练习，她找人做了双杠，钉在地板上，每天哄着丈夫练习。2009年的春节，丈夫给了她一个惊喜，含糊不清地叫了一声：“媳妇。”

我们去她家慰问的时候，她的丈夫恢复得不错，已经能行走自如，但智力相当于一个3岁的孩子。可是在刘海霞看来，那个疼她爱她的丈夫已经回来了，因为，他现在说得最多的话就是：“我媳妇好，我媳妇最好了。”

那天，我们离开刘海霞家的时候，他丈夫也跟着刘海霞走到门口，指指我背着的照相机说：“照我媳妇，我媳妇好，我媳妇最好了。”那一刻，我的眼睛有些湿润。

我问过刘海霞这么多磨难她是怎么支撑过来的，朴实的她讲不出什么大道理，但她说得最多的就是：“现在已经很好了，我已经很满足了。”就像那天，我们离开她家时，总支书记告诉她有什么困难随时都可以提出来，她笑着说：“没有什么困难，现在挺好的。”

现在我完全相信刘海霞在职代会上的发言是发自肺腑的。承受过生命之重，经历过生死离别，她一定是对生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正用一颗感恩的心，专注地工作和生活。

时光像一本匆匆翻过的书，曾经的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是我珍藏心底的体会与感动，更是滋养我成长的能量和养分。

2018年，我40岁。孔子云：“四十而不惑。”与改革开放同龄的我，虽已青春不再。但，随着青春飘逝的，还有那年少时的浮躁与轻狂，经历了许多事，想通了许多事，学会了责任与担当、感恩与包容。

不惑之年，才是最美的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