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世民

（河南大学 国学研究所，河南 开封 475001）

唐代刘知几的《史通》自问世以来，颇受后代史学家推崇，其书内、外诸篇分别论及史学的功能、史家的职责以及史书的体例与编纂方法等[1]7，可以说开辟了后代史学家专门论史的先河。但寿法《通解惑篇》中言刘知几所撰《史通》，“探究本源，综铨得失。后有作者，望洋而已”[2]284，这个评价很高，但称誉之时，亦不忘言其微疵:“独其《惑经》一篇，狃于一尊之见，不晓列国之情。”[2]284另有《申左》一篇，皮锡瑞、吕思勉等学者亦谓其乃“守一先生之言”[3]318。刘知几先立《惑经》一篇，谈论自己对于《春秋》的不解之处，即“十二未谕”，篇末则分别征引司马迁、左丘明、孟子、班固之言，认为他们对《春秋》的赞誉多是虚美之辞；刘知几在《惑经》之后，又立《申左》一篇，通过论说《左传》之三长、《公羊传》和《谷梁传》之五短，来表达自己的推崇《左传》的思想。由此可见，刘知几对《春秋》的苛责和对《左传》的推崇是与其特定的经学观念和史学观念相联系的。

一、“以史论经”的《惑经》

《惑经》篇中，刘知几针对《春秋》提出了十二未谕、五虚美。从刘知几的这些批评中，我们可以归纳出他论述《春秋》的基本方法，即“以史论经”。

(一)十二未谕

我们逐一来看:

其未谕一:“赵孟以无辞伐国，贬号为人；杞伯以夷礼来朝，降爵称子。虞班晋上，恶贪贿而先书；楚长晋盟，讥无信而后列。”[1]286这是批评孔子“人伦臧否，在我笔端”的主观态度，为了表示爱憎，任意更改他人名号和排次。“奚为齐、郑及楚，国有弑君，各以疾赴，遂皆书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