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田野调查始末与民族志实践端倪
——以厦门大学人类学系的大岞村调查为例*
2018-01-30马丹丹
生态经济评论 2018年2期
关键词:文化
马丹丹
内容提要: 1984年厦门大学人类学系恢复,恢复阶段开展的诸多田野调查当中,以崇武大岞村调查最为瞩目。1994年人类学系被撤销,大岞村调查开辟的集体田野调查传统衰落。通过重访大岞村,回顾大岞村调查遗留的学术问题、借鉴大岞村调查的实践策略,在Tim Ingold 的栖居视角“反对”的建筑视角下,对整体民族志的概念重新检讨。
一 引 言
厦门大学人类学系的创始人林惠祥的学科建设思想影响深远,1984年人类学系恢复,实现了林惠祥生前未能实现的人类学系愿景:“系、馆、所”“三位一体”。1951年林惠祥先后向教育部、厦门大学提交了人类学博物馆筹备书,他有感于人类学方面的博物馆在博物馆事业中“更为缺乏”,深知这种博物馆“帮助对于人类本身及其行为的了解之用”。设立的理由包括:1.教学和专门研究所需; 2.社会教育所需; 3.保存地方文物的需要; 4.帮助了解台湾、南洋的需要。①林惠祥:《林惠祥文集(下)》,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93—695 页。博物馆在林惠祥搜集的古物标本的基础上,搜罗有关人类的古今中外文物,包括史前时代和有史时代,文明民族和原始民族。②同上书,第629 页。在人类学系恢复初期,人类博物馆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不仅是陈国强等人申请恢复人类学系的学科根基,也是人类学系重建的活力来源。中国人类学学会的会址、百越研究会的会址均设在人类博物馆。
人类学系恢复以及发展,陈国强扮演了学科带头人的角色,发挥了主导的作用。其中蒋炳钊、叶文程等林惠祥于1958年招收的研究生、1950年参与福建畲族调查的两位学者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蒋炳钊从事民族史研究,叶文程从事考古学研究,无意中发生了学术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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