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业行商历久。自宋初，行类似“开中法”①，商人在“输粟塞下”或“京师”时，可“增其置令江淮、荆、湖给以颗末盐”，“优其值给江淮茶盐”，因盐利丰厚，“商旅皆愿得盐”②。元代，扬州始设两淮都转运盐使司，成为两淮盐业运营中心，舟车辐辏，万商云集，正所谓“扬州繁华以盐盛”。清康雍乾三朝，扬州盐业达历史顶峰，如乾隆三十七年，中国经济总量占全世界32%，而扬州盐税占全世界经济总量8%。

两淮盐商财力雄厚，富可敌国，汪崇筼先生《乾隆朝徽商在淮盐业经营中的获利估算》，仅乾隆朝盐商实得利润12427.947万两，年均实得利润207.13万两。两淮盐商浚河筑堤，资助亭灶，巩固两淮盐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治坏道，葺废桥，修码头，使经历明末清初浩劫的扬州城重现繁华盛景。同时却又“夸奢而斗靡，居处饮食服饰之盛甲天下”③。作为封建政府特许专卖的商人群体，两淮盐商专营盐业的丰厚利益，自然被重重机构和各级盐官视作可啖之物。两淮盐商要缴纳激增的税课，应付频繁的捐输，承受各级官吏敲诈盘剥。终于，随着资本主义冲击，在嘉、道年间，两淮盐商盛极而衰，被迫退出历史舞台。

1 课税激增

盐课岁入是历朝历代除田赋外最重要的财政收入之一。两淮盐业记载可上溯西汉吴王刘濞“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④。“自唐注意东南，东南尤重江淮”⑤。明清时期，两淮盐业达于极盛，“两淮岁课当天下租庸之半，损益盈虚，动关国计”⑥，顺治、康熙极为关注盐课收入，“盐课钱粮，关系军国急需”，“盐课关系国赋，最为紧要”⑦。

明代沿袭的“淮南北正纲引课银”“原只九十余万两”，清初新增正课款目，“亦只一百八十余万两”，到乾隆中，“已及四百余万”⑧，到咸丰三年（1853年），“两淮盐课，正杂各项，每岁共银六百余万两”⑨。盐课迅猛增长，大大加重盐业成本，盐商为求财富，只有另辟蹊径，通过“捐输”依附封建势力。

2 捐输频繁

两淮盐商受徽州文化影响，具有传统的政治抱负，虽富而“交通王侯”，对官职仍“心窃慕之”。一方面投巨资兴办书院、学堂，鼓励子弟业儒取仕；一方面通过“捐输”、“报效”获得荣衔。《清盐法志》载“盐商夙号殷富，而两淮尤为天下甲。当乾嘉盛时，凡有大工、大役，靡不输将巨款，以得邀赏收为荣。”凡遇天灾大作、军兴旁午、圣驾南巡、登位庆典、太后寿辰、工程兴修等大事，盐政就会上呈盐商情愿捐输公银的条陈，动辄几十万，甚至数百万的捐输，盐商还“不敢摊入成本，不敢仰邀议叙。”据嘉庆《两淮盐法志》记载，康熙至嘉兴年间，两淮盐商捐输助军16次、银2233.5万两、米2.15万石；助赈灾济24次、银227.9596万两、谷22.946万石；佐修河工城工8次、511.76万两、谷10万石。此外，乾隆年间，以南巡赏赉、太后巡游、寿诞、内府公用等名义，两淮盐商捐输13次、银927万两。累计乾隆朝两淮盐商捐输银两2880.9714万两，占乾隆朝两淮盐商实得利润23.18%。两淮盐商为一己私利，刻意逢迎讨好统治阶级，甚至有盐商一边借皇家帑银，一边捐输报效，以致积重难返。两淮盐商虽得优叙嘉赏，“以布衣交天子”，然更多是被官僚盘剥，甚至覆于兵祸。顺治二年（1645年），清兵南下，祁门盐商汪文德偕弟文健以30万金犒师，“乞王勿杀无辜”⑩。结果扬州城80万生灵仍惨遭屠戮，且寸丝粒米皆搜刮殆尽，两淮盐商撤业奔逃，以致扬州城满目疮痍。

3 盘剥日盛

为保证盐课收入，历代封建王朝设置各种机构和官员加强征收。唐宝应间（762-763年），刘晏任度支盐铁转运使，于“淮北列置巡院，搜择能吏以主之，广牢盆以来商贾。凡所制置，皆自晏始” 。明朝，中央户部主管全国盐务，山东司具体分管盐务。洪武、永乐年间常派巡盐御史巡视盐课。各盐区具体盐务又有隶属户部的都转运盐使司掌理。万历年间，两淮又特置盐监，多了中官监督。清承明制，中央仍由户部职掌，地方巡盐御史名为“盐差”，康熙后改为“盐政”。其下层叠分设都转盐运使司、盐法道，盐务分司，盐课司、批验所、巡检司等众多盐务衙门，最终都成为婪索盐商的机关。嘉庆《两淮盐法志》中，除正纲税课外，盐商承担的各种杂费多达92种。《魏源集·筹鹾篇》罗列出这些巧立名目、名色百出的费用：“钱粮分四次完纳，又有窝单，有请单，有照票，有引目，有护照，有桅封，有水程，有院司监掣批验子盐五次公文，委屈烦重，徒稽守候，而滋规费，及商盐到岸也，有各衙投文之费，有委员盘包较砠之费，有查河烙印编号之费，守候经年，然后请旗开封。又有南北两局员换给水程之费，三关委员截票放行之费，不可胜胪”。以致嘉庆皇帝都意识到：“从前两淮盐务浮费每年不下数百万两。近年虽节次裁禁，若盐务各官不能洁己自奉，则浮费仍属不少，于商力未免有虧。”

在这样一个体制崩坏，政府贪渎的社会环境下，“官以商之富也，而朘之，商以官之可以护己也，而豢之。” 两淮盐商“挟其重资交结权贵”，或“伙本行盐”，或“联姻换帖”，共同取利。不仅参与地方政治决策执行，甚至阻扰干预盐法整顿。终至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爆发两淮盐引案。

4 银贵钱贱

就在私盐冲击市场，纲盐积重难返，盐商计利“什不能一”的困境中，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和鸦片输入中国，大量白银外流，造成市场银钱比价剧烈变化，从乾隆中期每一两银兑钱一千文，到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每一两银兑钱二千文。银贵钱贱给清政府财政和社会经济造成极大混乱，“鹾务易盐以钱，而交课以银，盐商赔累甚重，各省鹾务，俱形疲敝。” 两淮盐商在重税和盘剥之下，本已“出费日重，成本愈亏，以至获利无多，不能源源转运”，又遇“银价加往日一倍”，立陷进退失据的局面。仅道光元年至十年（1821-1830年），两淮盐课就欠银2100多万两。不少盐商无力支撑，出现“商逃灶困，场池荒废大半”局面。

两淮盐课无从着落，严重影响正逢内忧外困的清政府财政收入，清政府不得不放弃纲盐制度，实行“票盐法”，令“盐如百货之流通”，手续减省，化整为零，一般商人也可行盐，既降低成本，又减少盘剥，解决纲盐大批积压滞销的问题。两淮盐商却就此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壤，尤其是原本专靠垄断根窝坐收盐利，或设立公账摊派散商取利的总商，更由此走向穷途末路。

总之，两淮盐商走向衰败，其内因主要是封建商业专卖制度——纲盐制的丧失，导致盐商专利权丧失。又因吏治腐败，引盐制度积弊日甚，盐商专利被封建统治阶级和各级官僚机构瓜分所致。嘉庆年间，清政府更将严重的财政危机转嫁到盐商头上，频繁的捐输报效和加重税课，造成两淮盐商行盐基本无利可图。

其外因则是西方资本主义利用鸦片输入，大量侵吞中国白银，造成银贵钱贱的货币危机，使封建商帮性质的两淮盐商，赔累深重，亏及国课，最终被清政府舍卒保车。

注释

①《徽商研究》第四章，张海鹏、王廷元 主编，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版

②《宋史·食货志下四》

③《淮鹾备要》卷7

④《史记·吴王刘濞列传》

⑤嘉庆《两淮盐法志》卷1《历代盐法源流表·序》

⑥嘉庆《两淮盐法志》卷55

⑦嘉庆《两淮盐法志》卷首，《制诏》

⑧《覆奏办理两淮盐务一时尚未得有把握折子》陶澍，载《陶文毅公全集》卷14

⑨《皇朝政典类篆》卷71

⑩嘉庆《两淮盐法志》卷44《人物》

《新唐书·食货志下》

《清仁宗实录》卷181，页11

杨钟羲《意园文略》卷1

包世臣《致前大司马许太常书》

作者简介

方晔（1975-），女，安徽旌德人，本科，助理馆员，安徽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研究方向：徽州文化、徽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