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利



近三十年《文选》注释研究述评

刘伟利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文选》注释之学作为文选学研究的一个范畴，自建立起就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是文选学研究的重点。从1988年迄今，《文选》注释研究经历了由传承创新到拓展深化的嬗变过程。前期研究侧重于继承传统文选学的研究成果，其研究模式主要是将文献研究与文学研究结合起来，并出现褒扬李善注、重估五臣注等倾向。而后唐钞《文选集注》的出版，使得《文选钞》、陆善经注等材料成为研究热点。相较而言，后期的《文选》注释研究主要得益于新方法的运用，研究者将不同版本的注释进行比对，找到尽可能接近《文选》注释原貌的本子，达到一种具体而微的整体观照效果。

《文选》；李善注；五臣注；六臣注

文选学成为一门显学始于隋唐之间的曹宪，之后的研究者如许淹、李善、公孙罗等都以音义训诂为主，其中李善追典溯源的注释方式对唐宋、明清以及近代的文选学研究影响深远。“传统选学”主要指《文选》李善注，即《文选》注释之学。1988年以来，《文选》注释研究取得了极大的突破和进展，据不完全统计至今相关期刊论文约有134篇。1988―2007年，是现代文选学的繁荣时期，学界开始出现对李善注和五臣注总体评价的探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褒李善注；二是重新评估五臣注的价值；三是辩证看待李善注和五臣注。2008年至今，由于《文选》不同版本的发现和问世，促进了学界对《文选》从单注本到合注本变化的关注，通过对比研究其中的不同，得出二者优势互补的特点。唐钞《文选集注》的出版，为《文选钞》、陆善经注等研究提供了文本依据，一时成为研究热点。

一、文献研究与文学研究结合

《文选》学自唐代成立以来，就出现诸家注释《文选》的现象，其中对于李善注与五臣注优劣的讨论，唐代的李匡乂、五代的丘光庭、宋代的苏轼都已述及，他们的态度是褒李善注而贬五臣注。清代朴学兴盛，以追典溯源为主的李善注受到学者重视，五臣注的地位受到了冲击。自此，褒李善注、贬五臣注成为学界定论。1988―2007年这一时期，随着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研究论文数量的增加，《文选》注释研究进入繁荣阶段，研究模式是将文献研究与文学研究结合，由单一走向多元。学界开始出现对李善注和五臣注总体评价的探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褒扬李善注

在1988年首届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孙钦善《论〈文选〉李善注和五臣注》一文对李善注和五臣注做了整体的评价，褒扬李善注而批评五臣注。他从6个方面将李善注和五臣注的特点进行对比，认为李善注是旧注的集大成之作；详于释事；精于辨字、注音、释义；擅长校勘；小传与解题精核简当；征引博赡且体例严明。而五臣注则疏于征引，繁于训释；注释例多疏误；校勘不严谨，凭臆轻改[1]354–377。孙钦善的观点与一般学者褒李善贬五臣的评价并无不同，只是论述的角度有所变化。

学界对李善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两个方面。微观研究指的是对李善注中具体注释的探究，是对传统文选学中训诂研究的延续。而宏观研究主要是将不同版本的李善注看作一个整体，以此来阐述其发展演变的过程。

《文选》注释微观研究主要包括对李善注具体条目的考辨，对李善注征引体例特点的分析，以及对李善注中的文学评论进行探究，首先是对李善注具体条目的考辨。如俞绍初的《读〈文选〉江淹诗文拾琐》，文中运用文、史、注互证的方法，考订出《诣建平王上书》的写作时间为泰始三年，解决了学术界长期存在的一桩公案[2]22–27。力之披阅《文选》，列出李注“张冠李戴”数十例，还举出“改‘毛’从‘三家’”四例，可以救李善注之失[3]43–44。徐公持对《闲居赋序》及潘岳早期行迹进行了考辨，尤其是通过对其“八徙官”问题的梳理，认为李善对潘岳事迹的注文是可信的，也就证明了他家注文的不可靠[4]4–10。以上学者通过仔细考察李善注的原貌，因枝振叶，沿波讨源，对具体条目进行辨正。其次是对李善注的征引体例进行研究。王宁、李国英的《李善〈昭明文选〉注与征引的训诂体式》提到李善注援引旧注、典故来探求词语源流，考察文本背后知识背景的征引方式，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注释模式，超越了以往经、史、子注的方式[1]462–473。卞仁海《〈文选〉李善注训诂初探》一文对李善的征引式注释方式作了较全面的论述，谈到了李善注征引内容的三大来源和两大方式，对李善注之所以采用征引式体例的历史和社会原因进行了分析，还谈到了李善注的价值和历史局限性[5]。学者对李善注征引书目进行研究，试图诠释李善注征引背后的意义。再次是对李善注中文学评论的研究。复旦大学杨明在《〈文选〉注的文学批评》一文中提出了李善注中具有文学批评的若干方面，之后赵福海和陈复先对李善注中的文学批评展开论述，并予以高度评价[6]422–423。赵福海的《从〈文选〉注看李善的美学思想》主要从《上〈文选〉注表》、解题和注文三个方面揭示了李善的美学思想[7]1–5。陈复先的《李善的文论及其选注表微》论述了李善注注释中“提出的颇为精妙的赏析性、评点性的见解”[8]。他们从文学批评的角度对李善注进行解读，有力地推动了李善注研究的发展。

《文选》注释宏观研究方面，一些学者从宏观角度阐释李善注的发展演变过程。浙江大学王德华《李善〈文选〉注体例管窥》一文，将《隋志》有关著录和敦煌《文选》李善注的残卷与刻本进行比较，并通过对李善自注与“旧注”关系的辨析，认为李善《文选》注本中的“旧注”为其底本所固有，这对重新认识和评价李善注本中“旧注”的文献价值具有重要的意义[9]728–738。王立群《从綦毋邃注看唐写本至宋刻本〈文选〉注释的演变》一文从唐钞《文选集注》本中左思《三都赋序》綦毋邃注的演变来研究判断唐写本至宋刻本《文选》注释的演变[10]132–137。以上学者将不同版本的李善注视为一个整体，这种宏观研究的方法有助于展现李善注的原貌，论证更有说服力。

（二）重新评估五臣注

五臣注长期以来不为人关注，1989年牛贵琥、董国炎的《〈文选〉六臣注议》一文正面肯定了五臣注的价值，提出五臣注在解词释义方面简单而不烦冗，有助于读者理解，可补充李善注的不足。他们认为李善注和五臣注的关系是兼之则美，离之两伤[11]28–31。此文唤起了学界对五臣注价值的关注。而屈守元《文选导读》一书提出五臣注是文选学的庸俗化，全面否定了五臣注的价值，这未免有失偏颇。公正地看，五臣注也有其独到、不容否认的成绩[12]。其后，王立群在《从释词走向批评——〈文选五臣注〉研究评析》一文中论证了李善注和五臣注分别是《文选》研究两个阶段的产物和代表，给五臣注以科学的历史地位[13]80–84。五臣注固然有其自身的弱点，但就解题、诠释情志而言，仍有其特色。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五臣注的特点，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文选》注释的深入发展。

前已述及，鉴于《文选》的版本及其注释特点等原因，长期以来学界偏重李善注而轻视五臣注的研究，致使五臣注本《文选》注释研究存在不够深入的问题。五臣注版本的出现，如宋陈八郎本五臣注及日本所藏高丽旧刊五臣注，展现了五臣注的原貌，为我们进一步研究五臣注提供了文本依据。此后，重李善注、轻五臣注的现象开始改观，学界重新评估五臣注价值的呼声渐强。

由于五臣注本身得失并存的特点，学者转换角度，通过分析五臣注产生的背景，从读者角度出发来说明五臣注的价值。顾农的《关于〈文选〉五臣注》通过五臣注产生时科举考试盛行的情况来分析五臣注《文选》产生的背景。他认为，因李善征引式注释不利于读者明白《文选》诸文的“述作之由”，所以五臣注直接诠释作者用意，其中五臣注《文选》对所选文章作了简明扼要的注释，有利于初学者读懂原文，并且五臣注对作品句意篇旨、艺术技巧多有诠释[14]388–400。汪习波在《隋唐文选学研究》一书中认为五臣注的出现可以弥补李善注释事忘义的缺憾，其解题、串讲句义的方式，具有汇通文义、诠释情志的作用[15]。以上学者主要通过分析五臣注产生的背景来说明其价值，认为正是由于五臣注的解词释义，有助于读者阅读和理解文本，《文选》才得以广泛流传。

（三）辩证看待李善注和五臣注

随着上述肯定五臣注文章的出现，学界逐渐对李善注、五臣注有了较为客观辩证的评价。周勋初《〈文选〉所载〈奏弹刘整〉一文诸注本之分析》提到了对李善注、五臣注的评价问题，通过对《奏弹刘整》一文各家注释进行分析，提出李善注以追典溯源疏通文字，便于读者理解措辞用典的妙处。他认为五臣注虽有缺点，但其疏通章句的价值是值得肯定的，不能以偏概全[14]358–369。陈延嘉《〈文选〉李善注与五臣注比较研究》一书对李善注和五臣注给予了比较公允的评价，认为李善注和五臣注是文选学上的丰碑，各有其长处和短处，五臣注是对李善注的积极发展，五臣注的通俗化符合训诂史、注释史的发展规律[16]。由上可知，李善注和五臣注各有其独特之处，二者是互补关系，而一味褒扬或贬低都不利于文选学注释的深入发展，只有做到公允地评价李善注和五臣注，才能更好地促进文选学的发展。

另外，除《文选》李善注和五臣注之外，六臣注研究也受到学者的关注。六臣注方面，主要是在研究六臣注的版本、编撰等其他问题时涉及其注释的综合研究。如屈守元《〈文选六臣注〉跋》一文就是在探究《文选》六臣注本传承及优劣时提到六臣注的价值和意义[17]40–47。胡大雷则是将《文选》六臣注反映的文体论与《文心雕龙》作了横向的比较，并根据此点考察六臣注的倾向[18]68–70。同时值得注意的是，2000年出版的由周勋初整理的《唐钞文选集注汇存》一书，为《文选》抄本时代的注释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极大地促进了《文选》注释的深入研究。《文选钞》、陆善经注等注释受到了《文选》学研究者的关注。胡大雷在《读〈唐钞文选集注汇存〉中之〈文选钞〉》一文中提出《文选钞》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指出《文选钞》中有对史书未载者的介绍，介绍作品时多注重创作缘起，注释文体时阐释《文选》文体类别的排列顺序[19]18–22。王书才的文章《从唐钞〈文选集注〉汇存论陆善经〈文选〉注的特色与得失》探讨了陆善经注文的特色和得失，认为陆注是对李善注的补注，具有简洁而失于浅陋、精短而嫌于零散、虽有切当之处而阙误也颇多的特点[20]61–64。两位学者都肯定了《文选集注》对李善注补充的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文选》注释在1988―2007年这20年的发展历程中有传承也有创新，在延续传统文选学以文献研究为主的同时，出现了以文献研究和文学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李善注由重视具体条目的微观研究转向将不同版本结合的宏观研究，五臣注方面由于单注本的流通，学者开始关注五臣注的价值，而《文选集注》的出现，《文选钞》、陆善经注等材料引起学界的关注。《文选》注释研究呈现出繁荣的现象。

二、版本与注释综合研究

近10年来，《文选》注释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既有对前一阶段的传承，又有所开创与拓展。就李善注而言，相关研究集中在对其征引书目的探讨以及对不同版本的李善注进行研究，力图窥见李善注的原貌。五臣注方面学界研究主要集中在实事求是地评价其价值和通过与不同版本比对来考察其原貌。六臣注方面主要是探究单注本到合注本的变化，得出合注优势互补的特点。《文选集注》方面侧重于对《文选钞》、陆善经注原貌和价值的考察。

（一）对李善注的征引书目的专门研究

李善注援引广博，对经史子集各类书目都有所涉及，保存了重要的史料。马昕《〈文选〉李善注引〈毛诗〉异文研究》通过梳理《文选》李善注征引《诗经》的体例，辨明其选择征引《毛诗》的理由[21]110–119。刘群栋《〈文选〉李善注引〈韩子〉考论》一文通过李善注引《韩子》的具体条目，发现李善注除追典溯源外，还具有符合所注文章的原意，力求贴近文章本文的注释特点[22]132–138。刘志伟、刘峰《〈文选〉李善注引唐前别集述论》一文提出李善注不仅援引唐前别集中资料注释《文选》，而且还将别集中原文与《文选》诗文进行对比和考证，保存了文本的一些异文，为探讨《文选》诗文前源文献以及《文选》的成书情况提供了线索，并有助于考察唐前别集的编纂体例。李善注对经史子集部书的征引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尤其是已亡佚的书籍[23]153–157。

有的学者针对不同版本的李善注进行研究，力图窥见李善注的原貌。王立群提出将版本和注释结合起来研究的方法，在《〈文选〉李善注变迁综述》一文中，他结合李善注从唐写本到宋刻本的变迁特征，来探讨其注释系统由一到多、由多到一的动态变化过程。王立群认为《文选》注释是一个不断变动的过程，因此，在使用《文选》李善注版本时，只有标明所据李善注之版本时方可有效，同样，只有厘清李善注本的发展演变，才不至于以非李善注的内容来褒扬或指责李善，才能对李善注的成就做出客观的评价[24]13–25。王立群的专著《〈文选〉版本注释综合研究》[25]，对不同版本的李善注、五臣注、六臣注注释进行了研判，考镜其版本源流，得出最接近《文选》注释原貌的版本。

（二）评价《文选》五臣注的价值

刘群栋的文章《〈文选〉五臣注的评价问题》[26]146–149《〈文选〉五臣注价值新探》[27]197–202提出应该结合五臣注所处的历史时期客观全面评价，既要看到五臣注在当时流行的事实，也要看到五臣注有臆解的不足之处，并提出五臣注简单易懂的特点，弥补了李善注释事忘义的不足，便于初学者使用。郭宝军《宋人对〈文选〉李善注、五臣注的评议》一文，指出宋人褒扬李善注，抨击五臣注的评价并非客观，他认为对宋代五臣、李善二家优劣的考察应该考虑到民间知识阶层，社会上普通士子认为五臣注或优于李善注，主要是从其简便、实用角度来考虑的，而精英知识阶层对李善注的褒扬，主要是从详、博角度而发的[28]49–53。这两位学者都是从五臣注产生的时代背景出发，对贬低五臣注做出了合理的解释，指出五臣注所处的时代意义。

学界对五臣注的研究还表现在通过将不同版本的五臣注进行比对，来考察其原貌。台湾学者朱晓海《从〈唐钞文选集注汇存〉诗的部分略窥〈文选〉五臣注的问题》[29]157–172一文以《选》诗为代表，通过对照《唐钞本集注汇存》与明州六臣《注》本、陈八郎本的五臣《注》相异的地方，探究各本注解不同的原因。作者认为，造成各版本注文署名不同的原因，一则是各家注文的重叠，一则是后世增益者的改动。

（三）关于《文选》六臣注研究

六臣注研究也渐为学界关注，研究者主要着力于揭示《文选》注释从单注本到合注本的变化规律。熊良智《韩国奎章阁六臣注本〈文选〉的传本价值》一文以奎章阁六臣注本《文选》作为合注本的祖本，考察后世合注本的变化及其编排删省的得失，体现合注互补的优势特点[30]107–112。孔令刚的博士论文《奎章阁本〈文选〉研究》以奎章阁本《文选》为底本，从文本出发，梳理了《文选》从单注本到合注本发生的内容与形式方面的变化，归纳出《文选》从单注本到合注本的演变规律，并提出奎章阁本依据的李善注和五臣注更接近二者的原貌[31]。以上学者都对合注本《文选》进行了考察。《文选》注释的复杂性在于李善注与五臣注在唐写本时代即已开始混淆，宋代刻本出现之后，特别是六臣注本出现之后，李善注与五臣注的关系更加复杂，所以揭示《文选》注释从单注本到合注本变化的规律就变得很重要。

（四）唐钞《文选集注》研究

由于新材料的不断出现，唐钞《文选集注》的版本开始流通，《集注》中的《文选钞》、陆善经注等注释研究受到了文选学研究者的关注。主要表现在概述全貌，探究其学术价值、注释特点等研究。傅刚《〈文选集注〉发现、流传与整理》一文从《集注》的概貌、发现、作者和时代、流传以及整理等方面详尽阐述了《集注》的基本情况[32]4–17。台湾大学张蓓蓓的文章《〈文选集注〉价值释证》通过具体的个案研究阐发了《文选集注》的重要价值，她以《文选集注》所存江淹《杂体诗三十首》中的18首诗歌及《杂体诗序》为例，通过细致比对和深入解析，指出《集注》有助于解读《选》文、提供背景资料、考订《选》文及李善注、五臣注旧貌等多方面的价值[33]79–86。王翠红在《〈文选钞〉订误义例和校勘义例探微》一文中认为《文选钞》以诠释文意、敷讲章句见长，对形塑五臣注有着直接且重大的影响，并且从撰作时间、引书浩博、注释精辟等特点上讲，认为《文选钞》为研究唐代“文选学”与唐人《文选》注释学提供了颇为珍贵的文献资料和文本依据[34]77–80。

（五）关于《文选》旧注研究

关于《文选》旧注的问题。台湾学者游志诚在《文选旧注新论》一文指出《文选》旧注计有张衡《两京赋》薛综注等21篇，并据《楚辞补注》《文选集注》等文献论证了《文选》旧注的新价值[33]271–275。关于《文选》旧注的整理问题，刘跃进在《关于〈文选〉旧注的整理》一文中提出编纂《〈文选〉旧注辑存》的必要性，认为可以博观约取，给读者提供一个经过整理的汇注本。他通过对李善注、五臣注、《文选集注》所引各家注释以及后来发现的若干旧注进行分析，对于其中出现的与原文异同、字音训释及相关评论的内容，在案语中加以说明和辨析，希望为将来开展旧注研究的工作提供些许线索[35]261–274。这两位学者对《文选》旧注的关注拓宽了注释研究的范围。

综上，通过对1988年以来《文选》注释研究进行整理和分析，可见《文选》注释研究经历了由传承创新到拓展深入的嬗变历程。前20年，文选学研究在延续传统的同时，开创了现代文选学的研究模式。此时期李善注研究由注重具体注释的微观研究转向宏观研究；同时由于五臣注单注本的出现，重新评估五臣注的价值、探讨李善注和五臣注的优劣成为研究的热点。近10年来，由于新材料的出现，尤其是各种《文选》版本的问世，对《文选》单注本注释特点的研究以及合注本注释规律的探寻成为又一热点。揭示《文选》注释从单注本到合注本的变化规律，找到尽可能接近《文选》注释原貌的本子，辑录旧注，从而达到具体而微以及整体观照的研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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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小兵〕

Summary on the Annotation ofin the Past Thirty Years

LIU Weili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China)

As a category ofStudy, its annotations have always been the focuses of the study. Since 1988, the research on the annotations of the Anthology has gone through the evolution process from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to the expansion and deepening. The preliminary research focuses on inheriting the research resulted of the traditional Anthology. The research model combines literature research with literary research, such as praising LI Shan's annotation and revaluing the five scholars' annotation. With the publication of “” in the Hou Tang Dynasty, “” () and LU Shanjing's annotation become the researcher's hot spots. In contrast, the late study on the annotation of the Anthology, mainly due to the use of new methods, tends to contrast different versions of the annotations to find the closest one which can appeal the original edition and achieve a specific and overall view effect.

(); LI Shan's annotation; five scholars' annotation; six scholars' annotation

2017-05-11

刘伟利（1992―），女，河南商丘人，硕士研究生。

I206

A

1006–5261(2018)02–009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