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丽萍

（山西大同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山西 大同 037009）

希腊位于欧洲南部巴尔干半岛南端。早在15世纪中期，希腊就被奥斯曼土耳其征服，成为奥斯曼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地理位置优越，海上贸易发达，到18世纪末，希腊已经消灭了农奴制，其经济水平已远远高于奥斯曼帝国。但奥斯曼土耳其以宗主国自居，对其百般压制，资本主义经济在希腊得不到充分发展，在18世纪后半期希腊人民曾发动了两次起义。到19世纪初，希腊被土耳其统治已达400年之多，希腊独立已是大势所趋。此前，关于希腊独立的问题在拿破仑战后的国际会议上曾被提出过，但列强之间矛盾较大，因此未果。1821年，在希腊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对奥斯曼土耳其统治，争取民族解放的革命运动，运动波及希腊本土及摩尔达维亚、瓦拉几来等地区。希腊独立运动波澜曲折，直到1829年才得以正式独立。期间，英国相继有两位外交大臣上台，他们分别是卡斯尔雷和乔治·坎宁。对此，卡斯尔雷力主维护土耳其完整，而坎宁则承认希腊为“交战一方”。本文拟通过两位外交大臣就希腊独立运动的对策变化，揭示其维护英国殖民霸权利益的根源。

一、卡斯尔雷推行维持奥斯曼帝国完整的政策

1812年，卡斯尔雷任英国外长，他上台后，推行维持奥斯曼帝国完整的政策。他之所以推行这一政策，是由当时深刻的国内国际原因所决定的。

（一）国内形势不乐观 卡斯尔雷上台之后，正赶上拿破仑横行整个欧洲。因此，他从一开始就处于对法作战的危难之际。经过艰难的作战，1815年终于结束了对拿破仑的战争。虽然英国最后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但其国内经济出现了萧条和危机，“英国国债已达864，800，000英镑，仅利息就达3000万英镑，几乎占全部国家预算的五分之三”。[1](P235)为了恢复英国的经济实力，卡斯尔雷在维也纳会议上纵横捭阖，为英国争取了很大的利益，这一方面使英国的经济开始复兴，另一方面也迫使英国维护维也纳体系，与列强合作。然而，在解决经济危机的过程中又引发了政治危机。为解决国内经济萧条的局面，英国于1815年颁布《谷物法》，此法的颁布立刻引起了工业资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对此他们纷纷展开斗争，这使得卡斯尔雷十分恐慌，生怕引起国内暴动，所以他致力于维持国内稳固的统治秩序，不希望看到近东出现动荡局面。因为如果出现动荡，英国在经济上无法给军队提供足够的军费支持，政治上又担心国内暴动成为事实，届时英国恐怕将疲于应付可能出现的近东动荡局面。因此，他主张维持奥斯曼土耳其的完整。

（二）国际形势严峻 希腊的民族解放运动，使得英、俄、法、奥等列强大为紧张，它们害怕希腊革命会引发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民革命，更重要的是它们意识到，在希腊革命的冲击下，土耳其会遭到重创，从而更加衰落和瓦解，这会使列强在此建立的均势局面遭到破坏。因而，列强高度重视，谋求对策。

俄国长期以来都梦想着南下打开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出口。自从维也纳会议之后，俄国的注意力开始转到近东，极力寻求出入地中海的出海口，于是假借保护东正教徒的信教自由，插手希腊问题以达到向土耳其扩张的目的。而且在宗教上，希腊与俄国信奉的都是东正教。亚历山大也常常以东正教的保护者自居。因此，当希腊遭到土耳其镇压，东正教徒受到迫害时，俄国蠢蠢欲动。1821年4月，希腊的东正教徒遭到土耳其的血腥镇压，这些东正教徒不仅遭到屠杀，而且84岁高龄的希腊总主教和其他一些主教也被活活绞死在教堂的大门口，这些暴行极大地刺激了俄国。沙皇政府向土耳其发出照会，表示强烈抗议，“警告土耳其政府不要利用镇压叛乱的机会，制造反对它的基督教臣民的宗教战争”。[2](P57)然而，苏丹拒绝回答，在照会所规定的8天期满后，7月27日，俄国将驻土大使斯特拉格诺夫调回国，俄土关系中断，一时间，俄土关系紧张。俄国宗教界与军界的一些人要求向土宣战。尽管如此，但沙皇不敢轻易开战。亚历山大考虑到，一旦俄土战争爆发之后，欧洲列强会联合反对，那就有得不偿失的危险；而且，他又担心希腊如果真的独立了，能否成为他的一个重要棋子，弄不好到时候希腊会为俄国在巴尔干地区的扩张制造障碍。为此，亚历山大策划集体干预，希望召开一次国际会议，想通过这次会议与列强达成谅解，并能授权俄国单独处理希腊事务。

对于英国而言，无疑把俄国对地中海和黑海的进逼看成潜在的威胁。由于地理位置的缘故，英国不能直接控制黑海海峡，但它也不希望列强染指该地，因为它一向都把中近东地区当作自己的前沿阵地。然而英国在行动上并不十分积极，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俄国在黑海的扩张置若罔闻，主要原因包括以下几方面。

1．英俄密切的贸易关系。英俄有密切的贸易关系，为了保证英国的利益，因而能够容忍俄国的南下政策。俄国是英国原料和粮食的进口大国，同时也是英国工业品的主要出口国家。“18世纪上半叶，俄国每年出口的大麻三分之二以上，亚麻二分之一以上运往英国”。[3](P125)“除造船材料外，俄国还向刚刚开始工业革命的英国提供大量谷物，同时也为英国工业制成品提供市场。到18世纪八九十年代，英国每年从俄国进口总额达250万英镑，向俄国出口总额也有40万英镑”。[4](P22)如此紧密的经贸关系，致使英国投鼠忌器，不愿与俄国发生冲突，故而一直以来对俄国的扩张没有采取有效的行动加以阻止。

2．英法矛盾突出。对英国而言，当时与法国的矛盾压倒了与俄国的矛盾。长期以来，英法一直在争夺海上霸权，自17世纪末以来，双方就不停地进行争霸战争。最后，在“七年战争”的较量中，尘埃落定，英国取得了胜利。然而，到北美独立战争时期，法国则支持北美，并联合曾被英国打败的西班牙、荷兰共同对英作战，致使英国战败，美国实现了独立，更加不利的是，英国在国际上陷于孤立。因此，在英国人的眼里，俄国虽有野心，但相比之下，法国的威胁更大。

3．不过分遏制俄国。英国传统的政策——“欧洲均势”使其不敢过分遏制俄国。“英国的地理位置意味着它似乎有这样的选择：要么积极参与欧洲大陆事务，要么采取从欧洲孤立出来的立场。后者往往并非真正的选择。”[5](P157)英国为保证自己这个岛国的安全，长期以来竭力防止欧洲大国中出现一个过分强大的国家，于是它经常采用的手段就是利用各国间的矛盾来维持大陆均势。针对黑海海峡问题乃至整个东方问题，当时英国的大多数政客都未予以足够重视，虽然小皮特在1791年就曾提醒议会密切关注俄国的扩张，以防发生损害英国商业与政治利益的行为。但反对派的观点是奥斯曼土耳其问题不是主要问题，欧洲均势才是重中之重。于是小皮特的观点被抛弃了。

到卡斯尔雷上台时，欧洲正处于拿破仑战争的尾声阶段，东方问题继续处于从属的地位。但是针对俄法两国在近东的扩张，英国为维护其利益，在此采取了两个对策。

其一，1799年英土签订了防御同盟条约。1798年拿破仑远征之前，英国对近东地区没有特别关注；拿破仑远征之后，英国的敏感神经被触动了。因为拿破仑剑指西亚、北非意图明显，那就是要切断英国与东方尤其是印度的联系。此时的英国政治家们，甚至是小皮特的反对者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认为英国不能坐以待毙，应该维持奥斯曼土耳其的完整，来保护英国在印度的利益。鉴于此，1799年，英国与土耳其订立防御同盟条约，以此应对两国的威胁。

其二，1809年英土签订了《达达尼尔条约》。拿破仑一直想拉拢俄国来共同反英，在1807年第4次反法同盟失败后，法俄签订的《提尔西特和约》中，俄国得到特殊的“关照”，不仅没有任何损失，反而俄法还订立了反英同盟。虽然俄法两国最后关于黑海海峡问题未能达成一致，但此时的英国认识到：维护土耳其完整必须坚决予以执行。于是英国外交大臣坎宁，与土耳其在1809年签订了《达达尼尔条约》。“其中第11款规定：各国都应遵守‘奥斯曼帝国古代惯例’，也就是说，和平时期任何国家的战舰均不得进入君士坦丁堡水域，即所谓的达达尼尔海峡和黑海。”[6](P48)这样，英国以“遵守奥斯曼帝国古代惯例”这种巧妙的说法委婉地表达了其不希望列强染指黑海海峡的意愿。

由于以上种种历史的以及现实的原因，使卡斯尔雷继续执行维持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领土完整的方针，不希望俄国与奥斯曼土耳其之间发生战火。卡斯尔雷的这一想法与奥匈外交大臣梅特涅极其相似。梅特涅一向主张“正统主义”原则，致力于维护欧洲安全，而且他又想在维护与俄国友好关系的情况下，防止俄国利用希腊革命打击土耳其。这样英国与奥匈联合起来，对沙俄施加压力，使其没有理由发动战争。与此同时，英国与奥匈也向土耳其方面施压，命其对俄国妥协，普鲁士和法国对此也深表赞同。至此，在欧洲各国的强压下，俄土双方各有让步，发生在1821年俄土之间的近东危机此时终于得到了短暂的缓解。

但卡斯尔雷的这种调解态度不但没有使事情得到彻底解决，却为自己招来横祸。早在1820年西班牙、葡萄牙相继爆发民族民主运动时，卡斯尔雷对诸列强干涉这两地的民族民主运动就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当时就已经引起了英国国内人民强烈的愤怒。到1822年春，卡斯尔雷同奥地利首相签订协议：“如果沙皇在即将召开的维也纳会议上想重提希腊问题，就要予以坚决反对。同时，卡斯尔雷也同意梅特涅必须对西班牙革命进行武装干涉的意见，但是英国不直接以武力参加这次干涉”。[7]到这个时候，卡斯尔雷对镇压默许的态度与国内人民对此厌恶的矛盾达到顶峰。结果就是1822年8月12日，卡斯尔雷自杀身亡。

其实，卡斯尔雷的政策是为了维护英国的利益，但他深深地受自己“大国协调”原则的束缚，不能正确地把好英国国内发展的脉搏，以致引起公愤而自杀。正如基辛格在《大外交》中指出的：“卡斯尔雷不但与同时代的英国人见解不同，甚至与整个英国近代外交政策都格格不入。”[8](P71)

二、乔治·坎宁“反干涉”政策

1822年卡斯尔雷去世之后，乔治·坎宁再次任英国外交大臣（第一次是在1807－1809年）。他一上台就以“反干涉”为口号。在近东，开始支持希腊革命；在拉美，支持拉丁美洲独立，此举完全扭转了卡斯尔雷在近东的传统外交政策。

（一）坎宁“反干涉”的国内形势 第一，是缓和工业资产阶级要求议会改革政治压力的需要。从18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到此时已经进入高潮，英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上，英国的生产力在这一时期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国内对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的需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政治上，在工业革命中逐渐发展壮大的工业资产阶级对自己所处的无权地位越来越不满，纷纷要求议会改革，打破土地贵族一直以来的统治地位，以分享政治权利。坎宁是托利党中“革新派”的一员，面对辉格党的施压，他只能以给予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方式缓解他们要求议会改革的压力，同时也使国内人民认为坎宁具有“正义感”，借此博得人民的支持。

第二，是英国获取巨大殖民霸权利益的必要手段。就希腊而言，由于希腊与土耳其作战，土耳其力量受牵制，无暇他顾，致使英国在爱琴海的贸易受到严重损害。因此坎宁的“反干涉”主要是想通过承认希腊来达到保护英国商业利益的目的。坎宁声称：“承认希腊为交战一方是必要的，因为不可能将数百万之众当作海盗对待，不可能将一场从一开始就以双方令人厌恶的野蛮行径为特征的争夺视为文明的战争”。[9](P156)事实上，卡斯尔雷在自杀之前也曾考虑过这一点，可见坎宁与卡斯尔雷之间的政策并不是急转直下的，而是一种合理的继承；就拉丁美洲而言，坎宁一上台就表现出独特的全球视角，他将目光从传统的欧洲转向拉美，并主张通过与美国“合作”来争夺拉美市场。于是，坎宁不顾整个欧洲国家的反对，冒着与整个欧洲国家决裂的危险，在1823年毅然公开宣布南美殖民地独立。坎宁敢于冒这么大的风险是有其原因的。首先，他相信此举会赢得这些已经或者将要独立的南美国家人民的好感，等他们需要资金等援助时，英国到此便可以从中获取很大利益；其次，坎宁的这一政策使得他顺便也解决了辉格党要求议会改革这一问题。坎宁宣布南美殖民地已经独立这一声明时，英国国内一片欢呼沸腾。尤其是作为大资产阶级的辉格党，他们敏锐地觉察到英国的此举将为他们打开南美市场奠定坚实的基础。此后，他们在南美将会得到很多的利益。于是，他们暂时放松了对坎宁的施压，议会改革的呼声也因此而暂时平静下来。

第三，是英国争夺世界霸权的必要步骤。一直以来，英国在外交中相当压抑，在北美独立战争时期，不但丢掉殖民地，还深陷于欧洲各国的外交孤立之中。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又围绕在神圣同盟周围，倡导“欧洲协调”的“会议制度”。到19世纪20年代，伴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率先完成，此时的英国殖民地广阔，经济实力雄厚，谋划着成为世界霸主。

综合以上三方面国内因素的考虑，坎宁做出了与卡斯尔雷相反的决定——“反干涉”。其实，坎宁的外交政策与卡斯尔雷并非南辕北辙的，在某些方面应该说是对卡斯尔雷的继承，承认希腊为交战一方就是表现之一。他的外交政策不但使英国获利，而且还赢得了国内人民的普遍支持，毋庸置疑，坎宁的“反干涉”满足了国内人民的意愿。

（二）坎宁“反干涉”的国际形势 1823年3月25日，坎宁在未与欧洲列强商议的情况下，表达了对希腊人民的同情，承认希腊为交战一方。此举引起欧洲列强的震惊。在他们眼里，似乎坎宁要改变原来英国对希土之间的中立政策。虽然坎宁此举确实对希腊有利，但也不能说坎宁已经或计划抛弃英国既定的中立政策。因为在当时，坎宁的态度极为谨慎，“英国的军官们受到警告，如果他们站在希腊一方，将被从现役军人名册上除名”。[10](P87)坎宁对希腊有利的举动必然是有所图的。希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这使得其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依靠萨洛尼卡这一地中海唯一的自由港而打破英国封锁，给法国提供援助。希腊商业能在战争期间获得暴利，随之而来的是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这对英国来说有这么一个可以作为潜在盟友的资产阶级国家确实很重要。而希腊起义之时俄国沙皇赶走希腊使者，拒绝支持希腊起义，这使得一向把俄国这一东正教大国作为依靠的希腊人民伤心欲绝。坎宁正好抓住这个机会，告诫政府代表“俄国在放弃它的前哨，英国应当加以利用，占据它的地位”。[11](262)据此，英国开始向希腊政府提供贷款。

然而，英国的意图俄国也有所察觉，当俄国看到坎宁支持希腊起义时，担心希腊从此追随英国，惟英国马首是瞻。所以俄国决定撇开神圣同盟，开始支持希腊，以便削弱土耳其，达到长久以来控制黑海海峡的目的。

但随后发生的事情使坎宁断然采取联俄制土的政策。一是易卜拉欣的“蛮夷化”计划。土耳其在屡战屡败的情况下，苏丹马赫穆二世以割让领土作为条件求援于其藩属埃及帕夏穆罕默德·阿里。1825年2月，阿里的儿子易卜拉欣率军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登陆，对希腊人展开血腥屠杀，希腊起义顿时转入危急状态。到年底，整个欧洲被一条消息所笼罩，就是易卜拉欣要对希腊实行种族灭绝。该消息在英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全国上下充斥着浓烈的憎土亲希气氛。其实据英国外交史家克劳利分析，坎宁并不相信“蛮夷化”计划的真实性，“但乐于利用它作为影响国内舆论的手段”。[12](P898)于是，1826年2月，他告知斯特拉特福德：要么奥斯曼土耳其出面公开否认这一计划的存在，要么让易卜拉欣放弃这一计划，不然英国将要采取措施干涉，借以表达英国阻止“蛮夷化”的坚定立场。

二是沙皇亚历山大的突然去世。1825年沙皇亚历山大突然去世，对此，坎宁就立刻采取对策。他派威灵顿参加新沙皇尼古拉的加冕典礼。在临行前，坎宁向威灵顿表明了自己的目的。“首先，坎宁想竭力避免战争，如果英国单独调解失败，英国愿意与俄合作进行干涉，但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调解失败并不意味着俄国有发动战争的权利。其次，如果单独或联合干涉均告失败，英国将‘必要时通过武力阻止易卜拉欣所制定的计划的实施’。”[6](P58)很明显，坎宁是想通过英国主动与俄国合作来达到牵制土国的目的。而且，英国虽为海上霸主，但如果没有陆上盟国的支持也是很难施展起拳脚的。而俄国正好在该地有陆上优势，故英国与其合作成为必然。

1826年4月，蓄谋已久的英俄签订了《圣彼得堡议定书》，该议定书规定希腊获得有限的独立，即成为土耳其的附属国。此议定书一公布，立刻招致土耳其的拒绝。法国为摆脱孤立，与英俄一道共同反对土耳其这一举动。1827年7月，英、俄、法三国共同签订了《伦敦条约》，承认希腊获得自治，建议土耳其停止战火。土耳其拒绝了这一建议，仍然我行我素地继续开火。英、法、俄便令各自的舰队立即进驻希腊海岸，并与10月下旬在纳瓦力诺海湾全歼了土埃联合舰队。这样，希腊在英、法、俄的保护下获得了自治的权利，俄土之间的冲突暂时告一段落。

应该说，坎宁在第二次上台期间，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圣彼得堡议定书》的签订。此举转变了英俄关系，双方从开始的冷淡走向友好合作。英国外交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也即坎宁的“外交革命”。“外交革命”的政策不但使希腊获得有限独立，使近东局势很快缓和，而且也达到了其联俄制土，为英国获得最大利益的目的。但对希腊与土耳其而言，并不是很满意。希腊只是获得了有限的独立，没有改变其附属国的地位；而苏丹从一开始就根本不接受希腊独立，只是迫于“棍棒”才勉强同意。1826年10月，土耳其被迫与俄国签订了《阿克曼条约》，这也为以后双方矛盾的再次爆发埋下隐患。

通过以上对卡斯尔雷和坎宁的外交政策的成因及影响的分析。可以看出：两者都是为了维护英国的利益，最终目的都想保全英国的殖民霸权利益。卡斯尔雷虽然一味坚持其所倡导的“定期会议制度”而招致国内人民的极度厌恶以致自杀身亡，其实他是想通过“欧洲协调”来稳定国内局面，抑制俄国扩张，以此来确保英国能够健康有序地发展；而坎宁则一路顺利，更体现了他满足了国内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诉求。虽曾使得各国与英国关系出现冷淡，但凭借其高超的政治手腕，最终化险为夷，使得“东方问题”再一次平息下来。

[1]王荣堂.英国近代史纲[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

[2]（美）杰拉维奇.俄国外交政策的一世纪(1814-1914)[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3]M．S．安德森.不列颠对俄国的发现(1553-1815)[M].伦敦,1958.

[4]爱德华·英格拉斯.革命时期英国与奥斯曼的纠葛[M].伦敦,1993.

[5]（英）约翰·劳尔著.刘玉霞等译.英国与英国外交(1815-1885)[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

[6]乔丽萍.跨世纪的外交热点——“东方问题”始末[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7]倪 昕.试比较坎宁与卡斯尔雷的外交政策[J].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8(04):08.

[8]（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等译.大外交[M].海口:海口出版社,1998.

[9]C.Patric,Diplomatic History 1713-1933[M]．New York,1949.

[10]A.W.Ward and G.P.Gooch,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783-1919[M]．Cambridge,1923.

[11]北京大学历史系编写组．沙皇俄国侵略扩张史(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2]克劳利.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9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