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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文学理想的展示场域
——略论梁实秋的文学翻译

2018-01-29魏斌宏

天水师范学院学报 2018年5期
关键词:人性

魏斌宏

(天水师范学院 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甘肃 天水 741001)

在近代中国“西学东渐”特别是由“新文化运动”揭橥而起的思想启蒙运动中,以哈佛大学白璧德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学派无疑是非常独特的一支,这一学派的中国传人以梅光迪、吴宓、梁实秋等人为代表,作为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界激进主潮的一种制衡性力量,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而在“新人文主义”在中国的传承者中,梁实秋既为先锋,亦为殿军,终其一生视“新人文主义”为其毕生的最高理想,无论为人为文,无论是在理论传播还是创作实践,都是以“新人文主义”的认定的“人性”为旨归的。他认为,人之所以为人,在于具有共同的“人性”,如生老病死的无常、爱恨情仇的表达、怜悯恐惧情绪的发泄、日常伦理的维护以及企求身心愉快与幸福的努力等等,都是超越古今,恒定如一,别无二致的,这就是最为普遍的、基本的人性。他说:“纯正的人性,绝不如柏格森所谓‘不断的流动’。人性根本是不变的。”[1]123在他那里,作为一体同构的关系,自然地,“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人性的艺术。”[2]322他相信,只要人性不灭,文学必将永存:“文学的根基是和人性一样的稳固,文学的前途是无限量的。文学永远不躲避人生,永远积极的来面对人生。”[3]393对人性探索的无穷兴趣构成了其对文学满怀理想的动力源。除了批评和创作之外,翻译则构成了梁实秋实践其“人性文学”理想的重要场域。

一

1926年,梁实秋在为新文学把脉的《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一文中,曾明确将“根本的受外国的影响”列为“浪漫的”新文学的三大症候之一,而这其中,他对翻译的批评则尤为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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