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旭，石大璞，沈铭贤，张 颖，曹永福，蔡 昱，郭玉宇，王 珏，唐 健

(1《中国医学伦理学》杂志，陕西 西安 710061，wangmx601@mail.xjtu.edu.cn；2西安心身医学研究所，陕西 西安 710004；3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中心伦理学部，上海 200042；4香港浸会大学，香港 九龙；5山东大学基础医学院医学心理学-伦理学系，山东 济南 250012；6云南财经大学商学院，云南 昆明 650221；7南京医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江苏南京 211166；8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6；9天津医科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天津 300070)

恩格尔哈特教授与《中国医学伦理学》杂志

2018年6月21日，国际著名医学哲学家和生命伦理学家，美国《医学与哲学杂志》主编恩格尔哈特教授(H.TristrmEngellhardt, Jr.,1941—2018)在美国病逝。惊闻噩耗，万分悲痛。

恩格尔哈特教授作为《中国医学伦理学》杂志特邀顾问，对杂志的发展尤其是在传播生命伦理学理论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早在1992年，应本刊首任主编石大璞教授之邀，恩格尔哈特教授于1992年6月29日至7月4日来西安访问,并于7月3日在原西安医科大学国际会议厅进行学术交流，主要介绍了美国的卫生保健制度、安乐死及知情同意等，随后进行了座谈讨论。在座谈会上,与会的西安医学伦理学界的学者介绍了我国医学伦理学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恩格尔哈特教授认为,中国和美国在许多方面面临着相同的医学伦理学问题,这就要求双方医学伦理学界共同努力,加强联系和学术交流,不断解决面临的问题。但在具体方法上,由于双方文化背景、传统习惯等方面的差异,不应强求一致。他预祝中国医学伦理学取得更大的发展。此后，开启了他与《中国医学伦理学》杂志的合作之旅，通过杂志向中国学者传播生命伦理学的理论观点以及对中国卫生保健政策的深切关注。

恩格尔哈特教授的翻译文稿《美国二十一世纪的医学伦理》(1993年第1期)便属于他早期刊登在《中国医学伦理学》杂志的学术论文，通过这些文字，使更多国内学者了解到当时美国的医学伦理学术研究成果。后来，杂志陆续刊登了恩格尔哈特教授的《人类安宁和医学生物医学科学中某些基本的价值判断》(1993年第6期)《中国卫生保健政策：对北美和西欧失误的反思》(2006年第19卷第1期)《有限性财政支持和负责任的选择：福利国家后的卫生保健》(2007年第20卷第6期)《中国在生命伦理学领域坚持正义的道德任务——为孙慕义教授主编〈医学伦理学〉(第二版)所作的序言》(2008年第21卷第5期)《中国生命伦理学应立足本土文化》(2013年第26卷第4期)等文章的中文翻译稿。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医学伦理学》杂志历时4年、在17期杂志刊登了18篇译文，全面介绍了恩格尔哈特教授的学术专著《生命伦理学和世俗人文主义》。如：《生命伦理学和世俗人道主义——寻求一种共同的道德规范》(1994年第2、3、4、5、6期)《生命伦理学与世俗人道主义》(1995年第1、2、3、4、6期)《生命伦理学与世俗人道主义》(1996年第1、2、3、4、6期)《生命伦理学与世俗人道主义》(1997年第1、2、2期)。与此同时，《生命伦理学和世俗人文主义》(恩格尔哈特 著，李学钧、喻琳 翻译，石大璞 审校)学术专著于1998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向中国学者介绍了世俗性与人文主义的含义及其对生命伦理学的意义,世俗人文主义生命伦理学和保健问题。

我于2008年7月21-30日在香港参加了由香港浸会大学应用伦理学中心举办的第二届构建中国生命伦理学研讨会，罗秉祥、陈强立、范瑞平等学者主持会议,中国内地、香港十多位学者参加了专题研讨,恩格尔哈特教授就生命伦理学基础、家庭伦理学等作了演讲,范瑞平教授担任翻译并作了有关讲解。这是我第一次聆听恩格尔哈特教授的学术演讲，被他渊博的知识、深邃的思维、风趣的语言、激情的演讲、严谨的学风所折服。之后在范瑞平教授的陪同下，我们一起用餐和聊天，除了讨论一些医学伦理学问题之外，我们还对如何与子女相处等一些家庭中的现实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相谈甚欢，相见恨晚。恩格尔哈特待人真诚，谦和儒雅，给我留下难忘的回忆。

2009年11月1-3日，由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和香港浸会大学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共同主办，《中国医学伦理学》杂志编辑部、香港《中外医学哲学》杂志、美国《医学与哲学》杂志社协办的“构建中国生命伦理学与深化卫生改革”国际学术会议于在古城西安隆重举行。恩格尔哈特教授应邀莅临会议并作专题报告，在题为《美国生命伦理学与中国生命伦理学：问题与前途》的主题发言中，概括了东西方社会之间的道德差异、道德多元化的事实。他认为中国生命伦理学家应当根据自己的道德传统，提出自己的理论，解决自己的问题，开创自己的前途。

恩格尔哈特教授不仅是国际生命伦理学领域的开创者之一，也是与《中国医学伦理学》杂志有着深情厚谊的国际友人。对于恩格尔哈特教授的离世，我们深表哀痛！

(王明旭)

一位思想深刻的学者与志同道合的朋友

惊悉恩格尔哈特仙逝，十分悲痛，惋惜之至！

恩格尔哈特是我们的老朋友，在以往的美国校园里、论坛上，在德国举行的有关未来医学的研讨中，他那学者的气质、犀利的见解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是美国莱斯(Rice)大学哲学系教授，又是贝勒医学院医学教授，兼任美国《医学与哲学》主编和大型学术丛书《哲学与医学》主编，在他的演讲、论文著作中我们学得了很多关于生命伦理的新思维、新观点！

1988年《中国医学伦理学》创刊后，他欣然接受担任通讯顾问。撰稿、指导杂志和学术活动。

1990年9月，我与他在华盛顿第二届国际医学未来学术研讨会上见面时，他很健谈，非常喜欢和我们讨论。在会上我们中国学者主要阐述了“健康责任”有关方面的种种问题。恩格尔哈特这位著名的医学哲学家通过分析传统欧洲医学的消亡过程探讨了医学模型。恩格尔哈特指出：欧洲这段历史引出有意义的结论。第一，现代科学医学取代传统欧洲医学的过程并不完全是由前者在治疗上的成功和后者在治疗上的失败造成的。从传统医学开始坍塌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医学得到确立，在这段较长时期里，新的医学只是有能力给出诊断和预后，在治疗上却束手无策，还是传统医学在为病人提供着安慰和帮助。第二，基础医学同临床医学的区别依然故我。这绝不是要降低基础医学的巨大意义，而是要强调临床医学主要关注的不是认知价值，而是一些非认知性价值，诸如减轻痛苦、延长生命和恢复功能。因此，他提出：临床医学模型具有一种工具性特征，因为临床医学寻求真理并不是目的本身，而是作为帮助病人的工具。这给我们认识医学以极大的启迪！

1993年，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我的医学伦理学文集《医学中的伦理纷争》，恩格尔哈特为此撰写了《序》发来。他在序言中说：“石大璞教授是我多年志同道合的朋友，他是中国最早涉猎医学伦理的学者之一，十九年前——世界生命伦理学刚起步时，他就密切关注着这门新兴学科的发展，并先后不间断地远涉重洋来美国、日本、德国、芬兰及澳大利亚学习研究这门学问，也正是他及同事们的努力，中国医学伦理学虽起步晚却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

恩格尔哈特是医学哲学界的学术权威、生命伦理学的著名学者，他在医学哲学和生命伦理学领域的卓越贡献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国际影响，他的学术著作已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在许多地区都召开过以他的学术思想和著作为主题的研讨会。他的一部学术巨著《生命伦理学的基础》已于1996年由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以他的思想为主题的论文集《恩格尔哈特导读》(ReadingEngelhardt)已由荷兰克罗渥(Kluwer)出版公司出版。在我们东西方紧密交流中，我们组织了李学钧教授、喻琳编辑等中国学者，在1998年，经历了长达三年的翻译、整理、勘校终于在《中国医学伦理学》杂志上全文连载了该书，又经多方努力完成了该书的中文译本。

这本《生命伦理学和世俗人文主义》是恩格尔哈特用来论述当今时代里基本哲学和文化方面的挑战的。同时对生命伦理学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并对世俗人文主义的含义进行了历史的探索分析。恩格尔哈特在该书的序言中讲：“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对于人文主义和人文学科的探索乃是同西方文明史密切连接在一起的，他还是同西方文化想要把科学和技术置于人的价值和权力的广泛关注之中的尝试分不开的。在这种意义上该书提供了对于观念、意向和文本的西方式的人道的一种个别理解。然而，这一历史观念也是为全人类提供的。这是人类想要理解人之为人的普遍性和所有适当的人之方式的特殊性的一部奋斗史，它还同中国的经典文献——特别是孔子以及追随他的那些人的著作——具有和谐性。”

为此，恩格尔哈特这本《生命伦理学和世俗人文主义》在中国出版，给中国广大哲学工作者、医学工作者，特别是医学哲学和卫生保健事业管理者产生了极大影响：使我们进一步了解当今时代——后现代；使我们可以掌握基本的哲学、文化方面的矛盾和斗争；使我们对生命伦理学——这一正确地运用医学和生命医学科学于保健事业的力量、学科或称之为理论体系，有一个深刻的、科学的认识。

恩格尔哈特教授在书中旁征博引、深入广泛的讨论，除了哲学上、医学上的论述，不可能不触及社会上、宗教上、政治上的一些问题。但从我国出版，面对中国学者的角度，译者尽力进行了既保持学术观点，又便于中国学者易于汲取理解的一些删节。恩格尔哈特教授对这一出自为了学术的交流，为了不同国度、不同信仰、不同观点的学者们相互促进、提高的目的之做法，给予了充分的谅解。恩格尔哈特教授在他这本书的导论中说了一句很有意义的话，“我所肯定的结论并非一定是我所赞颂的”。这体现了恩格尔哈特科学的态度、伟大的人格，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

恩格尔哈特的逝世，使医学哲学界失去了一位战友，但他的学术思想、他的科学态度、伟大的人格，永远砥砺我们在医学哲学矛盾的碰撞、观点的争辩中不断前进！

(石大璞)

一位真正的学者——怀念恩格尔哈特教授

惊悉恩格尔哈特教授仙逝的消息，我很难过，常常勾起我的思念。

恩格尔哈特是国际知名学者，生命伦理学的开创者之一。他的著作《生命伦理学的基础》广为流传，备受推崇。对于我们中国生命伦理学界来说，他是一位好朋友，也是一位好老师。

我有幸和恩格尔哈特教授相识，并有过一两次较为深入的交流。1998年他来上海访问讲学时，我是主要的陪同者。我们初次相见，但好像并没有多大的隔阂。记得我陪他到住宿的上海市卫生局招待所，尚未安排妥当，我们便热切愉快地交流起来。在场的还有范瑞平博士。当时学界对生命伦理学的基本原则或主要原则有不同表述和争论。恩格尔哈特强调同意(或允许)原则。认为没有患者或受试者自主的知情同意，便是非伦理的，甚至是反伦理的。他对同意原则的强调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学理上提升了患者和受试者的主体地位。我们至今认同并受益于这一理论,不过也有人认为过于强调患者的同意,会不会造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莫衷一是的相对主义局面呢?我把这一想法坦诚相告。恩格尔哈特非但没有任何不快，反而很高兴，因为这是他习惯和喜欢的“学术讨论”。他笑了笑，淡淡地说，他也反对相对主义。他倡导同意原则，只是还原事实的真相。确实，没有患者和受试者知情的真实的同意，怎么能处理好医患关系、试验者和受试者的关系呢？这一点不可动摇不能变更。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强调他非但不是相对主义者，而毋宁说是“绝对主义者”。当时在科学哲学界，相当盛行费耶阿本德的相对主义，因此我对恩格尔哈特的回答印象尤为深刻，也增添了我对他的认识和敬仰。我觉得，在相对主义比较流传期间，作为一名已有较高地位和影响的学者，能够如此立场坚定态度鲜明实乃不易，表明他有坚实丰厚的知识基础和明确的处世哲学。

2002年，李瑞全教授在台北组织了生命伦理研讨会，我应邀参加，并再一次见到了恩格尔哈特教授。正是在那次研讨会上，他发表了著名的关于干细胞研究的伦理争论是一场“文化战争”的演讲，印象特别深刻。一有机会，我便会宣传这一理念。我觉得，从文化的角度来认识和阐述干细胞研究之争，视野开阔了，站位也高了。

巧的是，李教授在一家“客家餐厅”设宴招待我们，我特别高兴，因为我正是来自福建的客家人。于是我向恩格尔哈特介绍客家和客家人。至今我仍然十分感谢他有兴趣听我的介绍。

恩格尔哈特教授与我年龄相仿，可以说同辈人吧。对照他的成长和发展，当然不宜相比，但总该受些启迪吧。

(沈铭贤)

一位既严谨又风趣的学者

恩格尔哈特教授是美国莱斯大学哲学系的教授，也是美国当代著名的生命伦理学学者。

当年我在同一所大学的宗教系研读博士，早已听说过他的大名。哲学系与宗教系只有一楼层之隔，可我从来没有修过他的课。一来我当时对医学伦理学毫无兴趣，二来听说老教授脾气有点怪异。因此，几年下来，我连教授的面都没有见过。偶尔在校园里见到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范瑞平，他是恩格尔哈特教授的高徒，会听到他说上几句有关他导师的轶事。譬如，凡是恩格尔哈特教授主办的会议，他都会有一套固定的仪式：挂上德州州旗，高唱德州传统的老歌。激动的时候，还会带着大家喊几句口号。

我第一次见到恩格尔哈特教授是在校外的一次活动。记得有一年，我的一位医生朋友带我参加休斯敦“医师俱乐部”的盛大年会晚餐，地点就在离大学不远的德州医学中心(Texas Medical Center)。这种聚会，往往在用餐之前，会有一位特邀嘉宾的演讲。那一次，演讲的嘉宾就是莱斯大学的恩格尔哈特教授。经主持人介绍，我才知道恩格尔哈特拥有哲学和医学的双博士学位。

有关那一次讲演内容的细节，我已经不记清了，好像与美国的医疗改革相关。只记得恩格尔哈特教授略带德州口音，洋洋洒洒讲了近两个小时。他的幽默和风趣，不时引得听众的一片笑声和掌声，好像大家不是在听一个医学讲演，而是在观看一个明星的脱口秀。我那时就想：瑞平好幸运，有这么一位了不起的导师。

后来，由于我忙于论文写作，没有机会成为恩格尔哈特教授的学生，这是我至今感到遗憾的事情。博士毕业，我搬到了美国东部，远离了美国莱斯大学。我从未想过，有一天我还会见到恩格尔哈特教授。

很多年以后，我来到香港教书，这已经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更不可思议的是，我居然被同事拉进了浸会大学的应用伦理学中心，开始参与同生命/医学伦理学相关的研究活动。也正是在伦理学中心，我再次见到了失联多年、已在香港执教的瑞平和他的导师恩格尔哈特教授。原来，恩格哈尔特教授是我们中心特聘的学者，每年暑期，他都会来香港参加我们中心举办的构建中国生命/医学伦理学的研讨会，他的讲演每年都是我们研讨会的亮点。

正是这个机缘，我有幸结识了恩格尔哈特教授，开始接触他的学术思想，并阅读了他那本著名的《基督教生命伦理学基础》(TheFoundationsofChristianBioethics)。我被他鲜明的个人风格和严谨的论证所吸引，比如他对“人格”(personhood)的定义。关于生命伦理学，他的一些观点，非常深刻、独到。他可以将传统的东正教教义、黑格尔的辩证历史观，以及自由至上的政治理念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套自身的自由至上主义的辩证伦理思想，并把它们运用在具体的生命/医学伦理学的议题之中，这本身就是个奇迹。同时，恩格尔哈特教授又是位幽默大师，再严肃的伦理问题，他也会巧妙地转化成轻松、风趣的小故事。

当然，恩格尔哈特教授对我和我的同事最大的启发，是鼓励我们回到中国的传统，而不是简单照搬西方的伦理原则。我想，我们构建中国生命伦理学的努力之所以可以坚持到今天，与恩格哈特教授多年对我们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张 颖)

以生命伦理学的视角关注中国的卫生保健制度改革

在构建中国生命伦理学的过程中，山东大学与香港城市大学共同发起，并在山东济南先后举行了两次国际生命伦理学学术会议：第一次是2005年6月，以“面向21世纪的中国生命伦理学：医疗市场、道德与传统文化”为主题，第二次是2011年12月，主题为“医疗储蓄账户、深化医改及儒家生命伦理”。这两次会议都有幸邀请到恩格尔哈特教授参会。在会议上，他从生命伦理学的视角，围绕卫生保健制度建设发表了两篇论文，第一次会议的题目是“为什么美国遇到了困难：认识到私营医疗保健部门的重要性”(Why the United States have had Difficulties:Recognizing the Importance of its Private Health Care Sector)，第二次会议的题目是“平等之后：卫生保健筹资的几点批判性反思”(After Equality: Some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the Financing of Health Care)。作为著名的国际生命伦理学家，与我们分享了不同卫生保健制度的生命伦理学观点。其中第一篇论文在会后以《中国卫生保健政策：对北美和西欧失误的反思》为题在《中国医学伦理学》杂志发表，为构建在卫生保健制度改革方面的中国生命伦理学提供了某些启迪。

恩格尔哈特先生认为，美国及某些西方国家的卫生保健制度在筹资方面普遍面临难以持续的问题：“所有的卫生保健系统都被对服务的需求是超过可用的预算所困扰，而面临保健费用节节攀升的窘境。”他预见中国将成为一个世界经济大国，很快也会遇到老龄化对卫生保健制度的伦理挑战。中国应该利用有限的卫生资源保证国民享有相对同等水平的医疗保健服务，取消医疗消费和财政拨款上的平均主义，节省和减少医疗费用的超高预算和过度支出；建立多元化的医疗保障体系，使不同医疗保健机构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协作，保证卫生政策和道德标准的协调统一，应该以契约、市场和法律的方式进行管理，处理好政府、个人和市场的关系，多方筹资。医疗保健制度应该保障基本的国民医疗保健服务，承认医疗保健地域之间的不均衡性，患者及其家属应该对医疗保健费用有所了解。他特别指出：权利的过度赋予和平均主义式的财政支持反而不利于医疗保健事业的健康发展。

固然，恩格尔哈特先生的上述分析根植欧美的生命伦理学，但一直强调构建中国的生命伦理学，应该立足本土化。笔者同样认为，中国的医药保健制度也存在诸多伦理难题，化解这些难题应该注意挖掘儒家生命伦理思想资源，例如，建立“家庭医疗账户”，如同恩格尔哈特先生的上述分析一样，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卫生保健制度健康的伦理经验和教训，中国要深化医改，应该以“保证质量、注重公平、提高效率”为伦理价值取向，而要实现上述伦理价值，既要政府主导，又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还应动员社会广泛参与。以上研究成果无不与恩格尔哈特先生的上述思想相符，或者受到他的鼓励和学术启发。

(曹永福)

开启不同文化的生命伦理学

第一次见到恩格尔哈特教授是在2010年的香港浸会大学。当时，他为我们做了关于“生命伦理学基础”的讲座。在讲座中，他详细介绍了生命伦理学在美国诞生的背景和发展的历史，分析了西方生命伦理学的哲学基础，并在讨论了西方生命伦理学在其诞生和发展之初获得成功的原因和在当代遭遇的困境后，带领我们批判性地看待医学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的“四原则”。在这样的基础上，他提出了处理文化多元性的程序性方案，即道德异乡人之间的“允许原则”。同时，也语重心长地提出了构建中国自己的生命伦理学的命题。这是我第一次接触系统的生命伦理学，为之后的生命伦理学的研究在知识和兴趣上奠定了基础。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位老人为了宣传理念而不畏奔波，精神矍烁地频繁往来于中美之间。

第二次见恩格尔哈特教授是2012年6月邀请他和范瑞平教授来到天津医科大学医学人文学院进行学术访问。恩格尔哈特教授做了题为《应对未来的挑战——中国生命伦理学的重要性》的讲座。在讲座中，他提出了中国构建自己的生命伦理学的紧迫性问题。他认为，中国与西方的文化背景不同，不应该也不可能照搬西方的道德哲学和生命伦理学的观念和理论。同时，他分析了各种不同的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资源，并指出中国要重视其极其丰富的儒家文化资源，中国亟需构建自己的生命伦理学。他赞赏范瑞平教授的儒家生命伦理学及其在构建中国生命伦理学方面所做的工作，激励我们继续探索。时至今日，他坚定的气度和真诚的话语仍然时时浮现在眼前。

2015年时，拿到了一本孙慕义教授带领他的团队翻译的恩格尔哈特教授以20年时间写就的《基督教生命伦理学基础》，对比之前他的世俗生命伦理学思想，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发现富有深刻而丰满内容的、道德朋友间的实质性的生命伦理学观念、理论和规范体系。其涵括之丰富——从神学的修道者和礼拜仪式到堕胎与自杀，思想之深邃——从第一个千禧年时基督教的观念到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后的个体主义与自由主义，都是令人叹为观止的。这本书使得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了生命伦理学的结构和框架，为各种具体文化中的充满内容的实质性的生命伦理学应该如何梳理自己的文化资源，如何判断和解读不断涌现的临床上的困惑和生命科技发展所带来的挑战做出了杰出的典范，也为我们了解西方当代的伦理价值与道德观念提供了相当清晰的历史的视角。捧着这本书如饥似渴地阅读时，心中满满的，都是对恩格尔哈特教授和孙慕义教授及他的团队的敬意和感谢。

其实，我们生命伦理学入行十年左右的学者可能和我有相似的经历。香港浸会大学的培训为我们打开了事业人生的新的篇章——在那里，我们遇到了恩格尔哈特教授，他为我们之前懵懂的探索打开了天窗；我们遇到了边林教授、丛亚丽教授等前辈，遇到了许多同样对生命伦理学具有兴趣和激情的同行，使得我们“找到了组织”，结束了自己孤独的探索；我们遇到了范瑞平教授和香港浸会大学的罗秉祥教授、陈强立教授和张颖教授，开启了对中国生命伦理学的探索。与此同时，恩格尔哈特教授的“道德异乡人”和“允许原则”为我们探讨很多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的相关问题提供了基本的解决框架；他的理论和思想是我们课堂教学的重点内容之一；他从不推辞，当我们需要帮助时，为我们每一个人提供帮助；他对事业的献身精神，他探索真理的激情和传播真理的意志更是时时刻刻地激励和感染着我们……他是我们的朋友和导师！

对一盏灯的纪念，是将自己也变成一盏灯；对一柄火炬的纪念，是将自己点燃；对一束光的纪念，是将自己也变成光——而这，便是我们对恩格尔哈特教授的纪念方式！

(蔡 昱)

中国生命伦理学最亲切的“道德异乡人”

恩格尔哈特教授去世，我们从此失去了一位伟大的学者、可敬可亲的师长。

面对人类道德不可避免的多元化现实以及现代理性的崩塌，恩格尔哈特一方面坚守自己的伦理思想，追求本真的伦理生活，一方面创造性将“道德异乡人”概念引入生命伦理学领域，构建以“道德异乡人”为道德主体的程序性的俗世生命伦理学，挑战性地提出允许原则应当作为道德异乡人时代的核心原则，并在生命伦理学理论与实践诸方面深入阐释。恩格尔哈特不仅构建了一个全新的理论框架，而且涉及了生命伦理学领域的许多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对中国的生命伦理学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恩格尔哈特多次访华，对中国的生命伦理学的发展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和期待，他认为“中国必将影响全球对道德和生命伦理学的反思，……中国在文化导向与道德引领方面具有重要的道德责任”，因为“中国传统文化蕴藏着极其丰富的生命伦理学思想，这不仅是东方或亚洲传统医学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医学伦理的重要策源地之一”。恩氏生命伦理学给予我们的最大启示便是：我们应当合理汲取这些养分，形成特有的中国本土化生命伦理学。

恩格尔哈特的生命伦理思想植根于基督教文化、美国文化以及整个西方文明，在西方生命伦理学多方法、多视角的研究浪潮中，他睿智地观察着当下的研究动态和发展趋势，为构建和平的多元化俗世社会对现代生命伦理生活的道德秩序进行了积极的探索，这体现了西方生命伦理学思维的前瞻意识，也促使我们去反思中国生命伦理学的历史境遇和发展方向。如何既坚持本土化又融入全球化？如何既直面多元化又保持规范化？如何既增强思辨理性又不丢失精神信仰？

生命伦理学俗世化是一种历史催生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文化战争，而恩格尔哈特是这个思想运动中不畏艰难的勇士，给予我们深刻的精神启迪。恩格尔哈特对生命道德实践进行的深刻批判和独特性建设，体现了真正的哲学探索之美；他将自己的道德体悟融入伦理学研究的过程之中，在理论研究中表达自己的信仰更显得研究的震撼；他倡导回归绝对的道德信仰，呼吁世人尊重“道德异乡人”，更是鼓励人们反对道德权威压制，坚守自己的生命道德生活，彰显了道德信仰者的守护精神。

攻读博士期间，我以恩格尔哈特教授的“俗世生命伦理学”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课题。从此，我视恩格尔哈特为最亲切的“道德异乡人”，而他的思想博大深邃，我至今未能触及一二。记得2007年11月，受东南大学主办的国际生命伦理学大会之盛邀，恩格尔哈特教授在南京会议上作了一系列激情澎湃、精彩绝伦的主题报告。正是在这次大会上，我第一次见到恩格尔哈特教授本人，并有幸作为主要陪同，在休会期间陪同恩格尔哈特教授畅游金陵与扬州，彼时彼景，历历在目。记得一路上，恩格尔哈特教授神采奕奕、谈笑风生，对所见所闻充满了好奇与兴趣，更愿意与我们分享他传奇又丰富的人生，即使面对我们这样年轻的博士研究生，恩格尔哈特教授始终热情、诚恳、谦虚。他是一位令我永远感激与尊敬的学者与长者。

(郭玉宇)

道德异乡人、道德朋友与中国生命伦理学研究范式

1979年恩格尔哈特教授代表美国生命伦理学家界第一次来到了中国，自此开始了他与中国生命伦理学发展事业之间持续几十年的不解之缘。据他本人的报告，彼时中国学界“有自己的立场，意识到内在的差别”，但尚欠缺“对社会和道德政策的理论基础进行批评和争论”的自觉意识与哲学传统。从回溯历史的视角看，并非偶然的，恩格尔哈特对中国生命伦理学最深刻的影响也正发生在对中国生命伦理学方法论意识的启发和培育上。他提出的“道德异乡人”与“道德朋友”的区分已经成为讨论中国生命伦理学研究范式时必须面对的一个议题。笔者想通过对这一区分的一些梳理、延伸，来追寻恩格尔哈特在中国生命伦理学建构事业中留下的精神印记，并以此纪念恩格尔哈特教授。

笔者有一个观点，“道德异乡人”与“道德朋友”区分背后的问题意识或许比这一区分本身更深地影响着中国生命伦理学的发展。“道德异乡人”与“道德朋友”的二元对峙背后隐含的是对美国道德-文化多样性困境的一种判断。恩格尔哈特在其代表作《基督教生命伦理学基础》中明确，西方俗世生命伦理学是以维持一种普适道德的双重失败为背景: 第一，是为了将中世纪的西方基督教道德作为一种普适道德而失败；第二，是为了建立一种可以与中世纪道德相媲美的世俗道德而失败。西方世俗生命伦理学兴起的历程正栖身于这两重失败之间，并从中得到其本质规定，即试图用理性替代了上帝的权威，然而却同时继承了从基督教而来的对“普适性伦理规范”的渴望。

恩格尔哈特的另一个重要判断是，世俗生命伦理学对普适性规范的追求注定是一个失败，因为在缺乏共同的道德权威的条件下，“没有一种合乎理想的原则和方法可以使所有人都借此在争议的意见中作出抉择”，“任何对某一选择的论证企图都陷入循环论证或者无限回溯的境遇”。因而，世俗生命伦理学最多能够达成的是一种适用于道德陌生人的“缺乏内容的程序”(content-less process)。为了达到程序上的一致，世俗生命伦理学不得不悬置在先的形而上学认知与道德承诺，但这种表面上弥合分歧的世俗道德共同性归根到底是空虚的，一旦试图为其充实上内容的时候，就会陷入不可调和的分裂：“有多少种宗教、有多少种道德、正义和公平，就可能存在多少种世俗的理解”。世俗生命伦理学的内在困境决定了生命伦理学的进一步发展必须突破“程序共和国”的统治而返回到生命之根，返回到道德主体依凭之生活的信念(包括形而上学、道德、宗教的信念)。这些信念很大程度上可能并非道德主体理性选择的结果，而是主体从其已然置身的道德共同体中接受过来，并被他实践在当下的历史-文化处境，成为他的安身立命之所。在恩格尔哈特教授看来，一种完整意义上的生命伦理学，一种能为人们的生老病死提供安身立命之本的生命伦理学必须包含有内容充实的形而上学认知与道德承诺而言，它最终只能作为一种共享的生活方式实现于道德朋友之间。

上述问题与关怀始终作为背景主导着恩格尔特教授本文的学术探索，也贯彻在他与中国生命伦理学学者的学术交往之中，并在中国生命伦理学语境下衍生出至少两点重要影响。

第一，激发中国学者从自身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语境出发构建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生命伦理学，儒家生命伦理学的一些探索正是这一方向上的重要成果。如恩格尔哈特教授本人所赞许的“通过支持中国生命伦理学，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到，脱离具体的历史和社会结构的道德和生命伦理观乃是一个危险的现代西方迷思”。

第二，正如“道德异乡人”与“道德朋友”的区分是恩格尔哈特教授提出以应对西方现代文化困境(即前述双重失败)的思想武器，中国生命伦理学同样也要从自身文化的特殊处境和问题出发，来锻造属于自己的理论范式，而不能照搬西方现成的学说和原则，包括恩格尔哈特教授自己的理论。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些中国生命伦理学者相信，相比于严格区分“道德异乡人”与“道德朋友”的建构路径，也许强调“文化自觉”“和而不同”的道德共同体道路更适合当下中国文化-社会的现实。这种道德共同体是开放的、没有确定的边界，也允许分歧，但支持以持续的讨论来沟通分歧，重铸共识。这种开放的道德共同体应该看作是对恩格尔哈特教授精神遗产的真正继承，正如他作为中国生命伦理学建构事业的“朋友”这一事实已经为我们示范了超越“道德异乡人”与“道德朋友”僵化对立，而介入跨传统、跨文化对话的可能性。

(王 珏)

建构真实不虚的中国生命伦理学

当代生命伦理学巨擘恩格尔哈特教授逝世，令人深切怀念！恩格尔哈特教授是生命伦理学这个领域的开创者和见证人之一，是卓越的医学思想家，哲学家和宗教学者。他自己著作等身，作为老师培养了很多卓越学者。有幸几次当面受教，脑中总是那个留着大胡子揣着怀表、蹬着靴子、酷爱啤酒、目光如炬、耿直坚毅的样子。

恩格尔哈特教授与中国生命伦理学界有深厚的关系。恩格尔哈特教授是中美建交后，最早一批来中国交流的美国生命伦理学家之一(1979年)，他于1980年在HastingsCenterReport上发表的BioethicsinthePeople’RepublicofChina一文可能是当代西方生命伦理学界对中国问题的最早关注。在对中国有了更多观察、思考与交往之后，他也在不断修正对中国的观点，尊重中国文化，不把自己设定为“布道者”，但对自己所信仰严肃而坚定，颇有“古君子”之风。

我猜想，很多在中国汉语界从事生命伦理学、医学人文学领域的诸多同行读到的第一本系统的西方生命伦理学名著可能就是他所著并由范瑞平教授翻译的《生命伦理学基础》。我第一次读到此书时刚刚开始上医学伦理学方向的研究生，虽然初读起来如“天书”一般，但是相比很多大同小异的中文教科书而言，这本书让人耳目一新，让年轻学生见识了生命伦理学并不仅仅是道德两难或者社会热点分析，而是展现了学术工作的严谨和深度(每一个详细的注释都值得回味)，也激发了对生命伦理学好奇心和想象力。在当代中国生命伦理学的学术史回顾中，恩格尔哈特教授思想的引入应该铭记。

2012年恩格尔哈特教授受邀来访天津医科大学，并被授予荣誉教授。他做了题为《中国生命伦理学的重要性：面向未来的挑战》(TheImportanceofChineseBioethics:MeetingtheFutureChallenges)的主题演讲。在写这篇怀念短文时，我又重读了他的演讲原稿，仍旧让人心潮澎湃。他反复告诫我们，不要迷信和盲从西方生命伦理学的某些理论，特别对四原则方法的“成功”进行了深度解剖和批判。他强调，中国生命伦理学家没有道德义务去完全接受并遵循西方的生命伦理学原则，而是要严肃对待自己的道德传统(特别是儒家)，并且有责任并且有机遇去建构真实不虚的中国生命伦理学。他并没有给予我们的道德困惑开具“处方”，而是给予我们信心与鼓励，帮助我们自己“复健”，这难能可贵。

我曾读到美国学者Renée Fox和Judith Swazey在1999年对恩格尔哈特教授的一篇深度访谈，是她们ObservingBioethics一书的田野调查之一，原文可以在美国NationalReferenceCenterforBioethicsLiterature查到，对理解恩格尔哈特的学术思想形成有重要参考作用。虽然恩格尔哈特教授的思想遗产还需要等待学者去专门整理，但是有几点我个人觉得非常宝贵，应该由年轻学人所继承和重视。一是要在重视医学哲学与医学史的学习，这也是恩格尔哈特教授的理论特色之一。生命伦理学的深入发展不能只是从某一种现代道德哲学的视角出发，去分析医学或生命科学的社会问题，而更应该注重医学和健康领域独特的命题研究。二是要重视医学职业精神(Medical Professionalism)的研究和建设。恩格尔哈特教授对中国问题有一个判断，中国医学并没有经历西方现代医学的职业化进而去职业化的过程。这应该构成中国生命伦理学发展的一个“先天不足”，特别是在社会中职业诚信缺失和医患关系紧张的背景下，参与中国医学职业精神的建设应该也是生命伦理学的学科使命之一。三是要对西方和官方的理论保持批判和独立意识，恩格尔哈特在分析哲学和“政治正确性”占主流的美国生命伦理学界能坚持自己的学术特色，令人钦佩。我们的工作有时也难以避免要继续去借鉴西方理论，要引用意识形态话语，但这个过程更需要批判性和独立性，避免只是变成西方强大的学术传统和权力话语不自觉的注释者。我们要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要“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这是康德对启蒙运动的概括，也应该是中国生命伦理学的座右铭。我想，恩格尔哈特教授若听闻也会捋髯同意。

哲人已逝，非常怀念在香港浸会大学“建构中国生命伦理学”研讨班与他一起阅读与对话的日子，他的思想和对中国生命伦理学的影响和友谊将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