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寒风

(中国传媒大学 文法学部中文系，北京 100024)

李大钊名作《“今”》(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五日)一文，阐发了他对“今”的观点。对于李大钊《“今”》此单篇文章的研究，截至目前作为正式发表的论文在中国知网上只有一篇，题目为《汉英语篇衔接对比分析——从李大钊〈“今”〉一文及其英译谈起》，发表于《江苏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该文作者黄艳洁以李大钊散文《“今”》及其英译为例，对衔接手段在语篇中的使用倾向和频率进行了对比分析，但未涉及本篇思想本身的分析。本文主要是对李大钊《“今”》之“今”论的研究。

李大钊在《“今”》中认为世间最可宝贵的就是“今”，最易丧失的也是“今”。因为它最容易丧失，所以更觉得宝贵。笔者觉得，容易丧失的东西是人难以永久拥有的，作为“今”不是人能够永久拥有的，“今”之宝贵对于每个活着的人都是适用的，虽然人们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在行为上又存在着与意识背离的现象。

为甚么“今”最可宝贵呢?最好借哲人耶曼孙所说的话答这个疑问：“尔若爱千古，尔当爱现在。昨日不能唤回来，明天还不确实，尔能确有把握的就是今日。今日一天，当明日两天。”

为甚么“今”最易丧失呢?因为宇宙大化，刻刻流转，绝不停留。时间这个东西，也不因为吾人贵他爱他稍稍在人间留恋。试问吾人说“今”说“现在”，茫茫百千万劫，究竟那一刹那是吾人的“今”，是吾人的“现在”呢?刚刚说他是“今”是“现在”，他早已风驰电掣的一般，已成“过去”了。吾人若要糊糊涂涂把他丢掉，岂不可惜？[1]284

李大钊不认同有的哲学家所说时间但有“过去”与“未来”并无“现在”的说法。有的又说“过去”“未来”皆是“现在”，他以为“过去未来皆是现在”的话倒有些道理。“因为‘现在’就是所有‘过去’流入的世界，换句话说，所有‘过去’都埋没于‘现在’的里边。故一时代的思潮，不是单纯在这个时代所能凭空成立的。不晓得有几多‘过去’时代的思潮，差不多可以说是由所有‘过去’时代的思潮一(起)凑合而成的。吾人投一石子于时代潮流里面，所激起的波澜声响，都向永远流动传播，不能消灭。屈原的《离骚》，永远使人人感泣。打击林肯头颅的枪声，呼应于永远的时间与空间。一时代的变动，绝不消失，仍遗留于次一时代，这样传演，至于无穷，在世界中有一贯相联的永远性。昨日的事件与今日的事件，合构成数个复杂事件。此数个复杂事件与明日的数个复杂事件，更合构成数个复杂事件。势力结合势力，问题牵起问题。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过去’、‘未来’的中间全仗有‘现在’以成其连续，以成其永远，以成其无始无终的大实在。一掣现在的铃，无限的过去未来皆遥相呼应。这就是过去未来皆是现在的道理。这就是‘今’最可宝贵的道理。”[1]284-285李大钊在《现在与将来》(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一文中，对于时间是否有“现在”这一哲学上的问题继续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我们不能画清过去与将来，截然为二。完成表现这中间不断的关系，就是我们人生的现在。”实际上他还是坚持了“过去与未来皆是现在”的说法。“现在”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必要环节。“现在”不是凭空而来，是不能离开“过去”的。时间中的永远性是贯通的、关连的，“现在”就是大实在，与“过去”“未来”比，“现在”更应为人们所看重。“今”在时间的链条上起着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作为崇今之人，李大钊不同于怀古之人，他有一个往前看的态度，不是一味往后看，沉湎于古，对时下不屑一顾，与今疏远。按说，“今”易逝，弥足珍贵，人们当惜“今”，知“今”之宝贵道理而有作为，可人们并不都是头脑清晰，务实而动。李大钊看到了现时有两种不知爱“今”的人，一种是厌“今”的人，一种是乐“今”的人。

厌“今”的人也有两派：一派是对于“现在”一切现象都不满足，因起一种回顾“过去”的感想。他们觉得“今”的总是不好，古的都是好。政治、法律、道德、风俗全是“今”不如古。此派人惟一的希望在复古。他们的心力全施于复古的运动。一派是对于“现在”一切现象都不满足，与复古的厌“今”派全同，但是他们不想“过去”，但盼“将来”。盼“将来”的结果，往往流于梦想，把许多“现在”可以努力的事业都放弃不做，单是耽溺于虚无缥渺的空玄境界。这两派人都是不能助益进化，并且很足阻滞进化的。[1]285

虽然都是厌“今”派，李大钊并没有在此一刀切，而是对他们的各自特点进行了分析，他们是有明显的差异的。一派人以为“今”不如古，他们致力于复古，不思进取，不思将来；而另一派人不留恋过去，不搞复古，而是把梦想寄希望于将来，既然寄望于将来，力量就不放在现在了，该现在做的事情不去做，浪费时光，无非空想。说到底，两派人都不能推动社会的进化，对社会的改变无济于事。

李大钊指出了厌“今”为人类的通性。他从动机分析了境的实现、境的变易对人的影响所呈现的不同。他指出：“大凡一境尚未实现以前，觉得此境有无限的佳趣，有无疆的福利，一旦身陷其境，却觉不过尔尔，随即起一种失望的念，厌‘今’的心。”[1]286没有实现以前，有追求，有向往，一旦实现了，又觉得没有什么佳趣、福利，得到了就不珍惜了，产生失望的念头，心就厌“今”了。他还指出：“又如吾人方处一境，觉得无甚可乐，而一旦其境变易，却又觉得其境可恋，其情可思。”[1]286习惯一境，并不觉得有多珍贵，一旦变易了，又留恋原来，旧情复燃。“前者为企望‘将来’的动机，后者为反顾‘过去’的动机。但是回想‘过去’，毫无效用，且空耗努力的时间。若以企望‘将来’的动机，而尽‘现在’的努力，则厌‘今’思想却大足为进化的原动。”[1]286李大钊诚恳地指出了人们以企望“将来”的动机，而尽“现在”的努力，人们要有奔向前方的目标，也要有埋头实干的付出，才有事可做，有功可成，务实就要讲究效用，不枉度时光。因此，从厌“今”思想中也可以找到进化的动力。

热心复古的人不能正视现在，把现在说得不值一文，全面否定，就是走极端的做法。

热心复古的人，开口闭口都是说“现在”的境象若何黑暗，若何卑污，罪恶若何深重，祸患若何剧烈。要晓得“现在”的境象倘若真是这样黑暗，这样卑污，罪恶这样深重，祸患这样剧烈，也都是“过去”所遗留的宿孽，断断不是“现在”造的。全归咎于“现在”是断断不能受的。要想改变他，但当努力以创造将来，不当努力以回复“过去”。[1]286

现在的状况是如何造成的，不也是跟过去有关吗，是过去延续到现在的吗？能够隔断与过去的联系吗？正视现实，不是被动地面对现在，听任现在的支配役使，不是对现实漠然处之，不闻不问，而是要参与到改变现实的活动中去，进行自己的创造。努力的方向错了，就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误己误人，误国误民。回复过去是不能实现的，违反了时间的特性。立足于今日，就不是为了回复到昨日，而是为了走向明日。李大钊要大家努力的方向不是返回过去，而是走向将来，而走向将来必须要有今日的努力创造为根本。创造才有活力，创造才有新生。

李大钊对于厌“今”是持批评态度的，对于乐“今”也不赞成，对于乐“今”的人之缺陷也给予了分析。他说：“乐‘今’的人大概是些无志趣无意识的人，是些对于‘现在’一切满足的人，觉得所处境遇可以安乐优游，不必再商进取，再为创造。这种人丧失‘今’的好处，阻滞进化的潮流，同厌‘今’派毫无区别。”[1]285乐“今”的人同样是所谓的“知足常乐”，从未想到谋发展，没有人生的目标，没有前进的动力，无法参与到社会的变革中，实际上起到的是拉后腿的作用。在他看来，“乐‘今’是一种惰性(Inertia)，须再进一步，了解‘今’所以可爱的道理，全在凭他可以为创造‘将来’的努力，决不在得他可以安乐无为”[1]286。盲目乐“今”，满足于安乐混日子，不为将来奋斗，平庸苟且，没有创造，人们需要去除自己的这种惰性，不再产生没有价值的消耗才是。“今”不是无所作为之“今”，而是人们努力之当下阶段之“今”、最能落实之“今”。经由这一环节才能使人们对将来的期待转化成为现实的存在。

“大实在的瀑流永远由无始的实在向无终的实在奔流。吾人的‘我’，吾人的生命，也永远合所有生活上的潮流，随着大实在的奔流，以为扩大，以为继续，以为进转，以为发展。故实在即动力，生命即流转。”[1]286吴汉全在《李大钊与中国现代学术》一书中说：“这里，李大钊把生命加以神化，把生命力看作是超出一切的力量，从而把意志、生命看作是个体存在的内驱力，其目的是通过强调个体生命的流转与扩大，反对封建的宿命论。”大实在是无始无终的存在，是处在运动变化状态之中，吾人的“我”、吾人的生命也是处在运动变化状态之中，跟着大实在的运动变化，而不会静止不动、毫无反应。“这里所说的‘大实在’就是一切的客观存在。这个大实在是无始无终的，不是静止的，而是一个流行。个人的存在，也是这个‘大流行’的一部分，随着‘大流行’的流行而流行的，所以他说‘实在即动力，生命即流转’。这是一个唯物主义的宇宙观。”[2]李大钊所说的“实在即动力，生命即流转”，说明了实在与生命的关系，生命的运动与实在的运动相应。此处动力来于实在，而非个体的意志、生命。个体的意志、生命在创造中也是起着重要作用的，确实做到人道与天道相合，是可以冲决网罗，进入自由之境地。

李大钊借陈独秀《一九一六年》一文中所说“青年欲达民族更新的希望，‘必自杀其一九一五年之青年，而自重其一九一六年之青年’”的话推广其意，在《青春》一文中也说过人生惟一的蕲向，青年惟一的责任，在“从现在青春之我，扑杀过去青春之我，促今日青春之我，禅让明日青春之我”。“不仅以今日青春之我，追杀今日白首之我，并宜以今日青春之我，豫杀来日白首之我。”“实则历史的现象，时时流转，时时变易，同时还遗留永远不灭的现象和生命于宇宙之间，如何能杀得?所谓杀者，不过使今日的‘我’不仍旧沉滞于昨天的‘我’。而在今日之‘我’中，固明明有昨天的‘我’存在。不止有昨天的‘我’，昨天以前的‘我’，乃至十年二十年百千万亿年的‘我’都俨然存在于‘今我’的身上。然则‘今’之‘我’，‘我’之‘今’，岂可不珍重自将，为世间造些功德?稍一失脚，必致遗留层层罪恶种子于‘未来’无量的人，即未来无量的‘我’，永不能消除，永不能忏悔。”[1]286-287李大钊“将‘过去’的外延加以扩大和具体化，从而使‘现在’显出对‘过去’的包容和涵盖，说明‘今’对‘过去’的绝对价值”[3]。李大钊向世人发出的忠告，给我们启示：今日的我不要还沉滞于昨天的我，要有新面貌、新气象、新变化，与昨天的我不同，如果今日的我都是昨天的我，今日的我就没有前进，做不到进步，所以人在世间且不能在此失脚，如稍一失脚，未来无量的我，就不能消除与忏悔，由此可知应该珍重自将，为世间做些功德，做些有益的事情，不虚耗光阴，人在世间才不算白走一趟，人生的理想方能实现。今日的我虽有以往的我存在，但总不能没有新的东西出现。

李大钊在《“今”》中概括出了这篇文章的意思：吾人在世，不可厌“今”而徒回思“过去”，梦想“将来”，以耗误“现在”的努力。又不可以“今”境自足，毫不拿出“现在”的努力，谋“将来”的发展。宜善用“今”，以努力为“将来”之创造。由“今”所造的功德罪孽，永久不灭。故人生本务，在随实在之进行，为后人造大功德，供永远的“我”享受，扩张，传袭，至无穷极，以达“宇宙即我，我即宇宙”之究竟。对此段话或“宇宙即我，我即宇宙”此一命题的理解，学界的意见并不统一，兹列几种意见供参照。有学者以为“这和龚自珍、梁启超、章太炎等强调‘自我’的口吻是相同的。可见，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上，李大钊在当时还不是唯物论者”[4]；有学者以为“这种思想的本质乃为意志主义”，即一种唯“我”主义[5]；有学者以为“这是十分典型的个人主义思想”[6]。“李氏思想，显然是认为：‘我’乃是大实在的部分，大实在是‘我’的决定者，而不是大实在为‘我’所决定。所以，他的所谓‘宇宙即我，我即宇宙’，事实上只是在于要说明我与大实在的合流，倒不是一种主观主义的倾向，这是很明白的。”“李大钊的这段带有佛教色彩的话，在胡适和梁启超的文字里都可以找到意思相近的表述。他们都相信‘我’在‘今’所造的‘功德罪孽’，并不随‘我’之躯体死亡而消逝，而是将汇入历史的无穷创造，以一种更广大的形式存在且永生不灭，从而克服‘我’与‘今’在时间存在上的有限性和短暂性。”[7]笔者觉得，“宇宙即我，我即宇宙”，打破了“我”与宇宙的严格的对立界限，“我”介入了宇宙的活动，宇宙的活动就是“我”的活动，“我”的活动有得有失，对宇宙都有影响。“我”的活动虽是现在的时态，但联结着过去而通向将来，宇宙不是在“我”之外的存在，“我”的内与宇宙的外是相应的，相辅相成，从此意义上讲，宇宙与“我”是一体的，不是截然分开的。日本创价学会名誉会长、国际创价学会(SGI)会长池田大作说过：“佛法认为，人的内在生命中存在着与‘宇宙根本法则’合为一体的至尊佛性，推崇‘宇宙即我’、‘我即宇宙’的宇宙人道主义。简言之，就是提倡人要遵循宇宙法则，与万物和谐共生。”[8]不从唯心主义、个人主义理解，如从天人合一思想理解，也是可以的。不过，在李大钊这里的“我”，还不能说都是正面的“我”，“我”的影响也有负面的影响。这一点与池田大作对“宇宙即我”“我即宇宙”的理解是有所不同的。李大钊所述抱负之广大，境界之深远，让人折服。人在当下，不能由厌“今”而不把功夫用在“今”上，面向过去，面向将来，不能不付出今日的努力。满足于“今”境，不真正用功，将来的发展只是个不能实现的梦想，没有自己付出的艰辛劳动，坐享其成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的成只是想象中的成，可谓是纸上谈兵，不着实际的。

“李大钊同志早年所写的‘青春’和‘今’是马克思主义启蒙的纪念碑。”[9]65按照石峻的解释，第一种厌“今”派一类其实是代表封建势力的顽固守旧派，另一类其实是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空想革命派；第二种乐“今”派其实就是代表没落的统治阶级的颓废思想。石峻在此强调：“李大钊同志在这里虽没有明确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指出这几种不知爱‘今’的人的思想本质如何反映了他们在现实社会经济中所占有的不同地位加以批判，但他从根本上已知用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观发展观来歌颂中国的新生。这种富有战斗性的革命的人生观显示着从自由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光芒，大大地鼓舞了当时青年。”[9]66李大钊批判了强盗军阀、卖国官吏、最时髦的政客堕落的生活，“他们虽然靡有真正人生的将来，他们却有他们那种生活的将来；他们固然有他们那种生活的现在，却靡有真正人生的现在”[10]。他们的现在是兽欲的现在，不是人生的现在。要想实现自己的人生，还是应该按照李大钊的意见，把我们生命中过去与将来间的关系、时间全用在人生方面的活动，不用在兽欲方面的冲动。用在兽欲方面的冲动，这种完全灭尽了人生的活动是李大钊所坚决反对的。

朱义禄主编的《中国近现代人文名篇鉴赏辞典》中，《“今”》文的注释、鉴赏撰者施忠连道：“这篇文章显然不是纯粹的哲学思辨，也不是一般地抒发时光飞逝、人生苦短的感慨，而是针对现实社会人们的精神状态有感而发，目的在于破除现实社会中妨碍人们投身时代潮流的观念、思想和心理。”总体上说，笔者对《“今”》之“今”论评价有三点：第一，李大钊的“今”论不是停滞的“今”论，而是发展的“今”论，不是空想的“今”论，而是努力的“今”论。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今”论有进化论的影响，但就其实践性来说，亦是显示了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昂扬的奋进精神。第二，他的“今”论是辩证的“今”论，具有高度的哲学思辨性。“今”论昭示给人们“今”的宝贵，明确了人之创造的担当，正是要善用今日，日日实干，日日奋起，日日就能进步。复古倒退，沉迷将来，都不能说是真正把握了“今”之真谛。第三，他的“今”论还实现了时间观与人生观的相合。这对于今天我们青年珍惜时光、重视今日进行创造有着直接现实的指导作用。需要我们注意的是，李大钊崇今，很大程度上是看到了“今”的易失性、宝贵性，就是“今”不可再来，不可再现。不虚度时间，就是不虚度人生。他在《时间浪费者》(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日)一文中痛切地讲到：“时间就是生命，浪费了时间就是牺牲了生命。我们每日生活的时间，平均总是自己浪费了一半，别人为我浪费了一半。”自己不要浪费时间，也不要浪费别人的时间，每人都能做到这一点，就减少了全社会浪费的时间，减少了全民族的生命牺牲。我们每日生活，要每日不浪费时间。对于青年来说，重“今”这一点尤其重要。青年中总有人以为自己年轻，还有将来，不在乎“今”，不看重“今”，虚耗时光，空度人生，与其一味地指责社会，抱怨他人，不如认真地反省自己，纠正偏失，尽快地回到正确的人生道路上来。

应该承认，《“今”》作为李大钊第一篇题目中出现“今”的文章，对于其后他所做的题目中出现“今”字的文章及相关文章起到了奠基性的构架作用，可说是打下了一个固实的根基。《“今”》有李大钊对“今”的较为成熟的理论思考，与他而后对古今之争的评论相联系，与他阐明的古今之见相贯穿。李大钊后来写过《今与古——在北京孔德学校的演讲》(一九二二年一月八日)、《今与古》、《时》等系列涉及今古、时间的文章。《今与古——在北京孔德学校的演讲》中，李大钊把今与古对讲，分析了怀古思想发生之五个原因，论及到中外怀古思想不同之点，发表了他对于这种思想的批评，便于从中外思想传统的角度看待不同，这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社会心理不同相关；《今与古》中，李大钊界定了怀古派、崇今派，介绍了欧洲16世纪末叶绵亘约百年间的今古论战，所写人物有法国政治思想家、法学家、史学家鲍丹(Jean Bodin，今译博丹或波丹)，英国哲学家倍根(Fyancis Bacon，今译培根)，意大利政论家、文学评论家、诗人塔桑尼(Alessandro Tassoni，今译塔索尼)等人，从对立的阵营看不同学科领域的大家之交锋，对崇今派给予了肯定，放在了欧洲文艺论争、思想论争的历史发展中来看崇今派的历史进步性，“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李大钊的见地吸收了欧洲思想家的思想，是有史料支撑的。《时》中，李大钊提出“今是生活，今是动力，今是行为，今是创作”的观点，丝毫不减崇今论者的自信与豪迈，更多地与时的观念所产生的历史观、人生观联系了起来，运用了唯物史观看时间，思想又有发展的亮光之处。

[1] 李大钊.“今”[M]//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2] 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104.

[3] 吴汉全.李大钊与中国现代学术[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24.

[4] 冯契，陈卫平.中国哲学通史简编[M].修订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337.

[5] 刘友古.论李大钊的科学认识观[C]//王天思，刘小涛.科学技术与人类理性——上海大学STS研究中心论文选集.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465.

[6] 吴汉全.李大钊早期思想体系与中外思想文化[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4：313.

[7] 湛晓白.时间的社会文化史：近代中国时间制度与观念变迁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335.

[8] 章开沅，池田大作.世纪的馈赠：章开沅与池田大作的对话[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148.

[9] 石峻.李大钊与陈独秀的思想[M]//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中国哲学教研室.石峻文脉.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

[10] 李大钊.现在与将来[M]//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4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