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图书馆复制权例外制度的适用与完善
2018-01-28刘俏
图书馆学刊 2018年3期
刘 俏
(深圳市盐田区图书馆,广东 深圳 518000)
复制权是版权财产权中的一项最基本而核心的权利,在版权制度诞生之初,权利人就享有了复制权。按照1709年英国颁布的世界上第一部版权法──《安娜女王法》的规定,作者对已印制的图书在重印时享有专有权,对创作完成但尚未印刷的作品也有同意或者禁止他人“印刷出版”的专有权[1]126。在《伯尔尼公约》联盟成立时,所有签字国的法律都对复制权作了规定,但是直到1967年《伯尔尼公约》斯德哥尔摩文本才将复制权作为一项最低标准纳入其中,原因是在此之前各成员国没有就复制权的内容与范围达成一致意见[2]。复制权限制是《伯尔尼公约》提出的明确要求,也是各国版权法用来平衡版权利益关系的重要制度,而图书馆是这项制度的最大受益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针对图书馆的需求逐渐建立起了适用于模拟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复制权例外制度,对图书馆收藏、保存与开展信息服务提供了法律保障。但是,我国图书馆复制权例外制度在实践中还存在不适应的问题,需要得到不断改进和创新。
1 我国对图书馆复制权例外制度的立法
1.1 模拟复制权例外制度的立法
关于图书馆复制权例外,在国际公约中没有直接的或者明确的依据,一般认为《伯尔尼公约》第9条第2款对复制权例外的“三步检验法”是图书馆复制权例外制度的法律基础[3]。《伯尔尼公约》第9条第2款规定:“本同盟成员国法律得允许在某些情况下复制作品,只要这种复制不损害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致无故侵害作者的合法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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