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孟繁春

1963年秋季，我考入了陕西省当年唯一的一所重点中学——西安中学。记得我第一学期的数学只考了60分，这么差的成绩把我吓了一跳，过去考试我从来都是90多分啊，从此不敢懈怠，后来成为了班上的数学课代表。高中三年的课程两年多就学完了，留下几乎一年的时间复习备考。1966年夏天，高考日渐临近，大家的心情越来越紧张、兴奋，记得我当时填报的第一志愿是清华大学。然而，在6月1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改革高等院校招生办法的消息，主要内容是：先把文化革命搞深搞透，1966年高等院校招收新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随后学校开始搞“文化大革命”，使得我的高考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1968年2月部队征兵，我离开了西安中学赴荒漠戈壁当兵，在部队入党，因不适应高寒气候复员，在新城区武装部帮助工作，进国防工厂当工人，结婚，生子……我离大学梦越来越远。

1977年10月，我已经在五机部所属的军工厂——西北光学仪器厂(简称西光厂)工具车间坐标镗床班当了工人。坐标镗床班设在常年20°恒温的房子里，内有4台从国外进口的精密坐标镗床，我们每天的工作就是周而复始地按照图纸加工零件。10月25日，工厂广播里转播了关于恢复高考的重要新闻，一下子打破了大家往日平静的生活。以前听说在厂里招过一个工农兵大学生，那是厂部推荐，不参加考试，普通人根本没有机会，而现在则是人人都可以报名参加考试，并且择优录取。然而此时我已经快30岁了，还有妻子和女儿；当年的高中课本早已尸首不存，车间也不可能专门给你安排复习时间。思虑再三之后，我最终还是决定报名参加高考。

当时我家的住房仅9平方米，女儿还不满周岁，根本无法学习，所以每天晚饭后，我就在公用厨房里摆开了“战场”，在那里，我经常复习到后半夜。12月8日这个高考前的最后一个晚上，妻子牙疼钻心上火，我顾不上照顾她，仍躲在厨房里开夜车，直至午夜后。12月9日晨，妻子送女儿上托儿所后，就去医院看病。我啃了两口凉馍，就带着准考证直奔考场。考场设在黄河机器制造厂子弟学校，校门口黑压压挤满了人。走进考试的教室，居然看见原先是西安中学的一位老师在监考，这个好兆头让我心头一阵惊喜。上午考数学，一开始解题很顺利，突然第7题把我绊住了，浪费了我不少时间，致使最后几题，匆匆忙忙，最后一题刚做一半就到点了，附加题根本没有时间看。下午考政治比较简单，因为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认真通读过毛选四卷，平时也比较注意时事政治学习，所以靠平时积累，不复习也能对付。10号上午考语文，我选了“致全国科学大会的一封信”这个题目，我把当时报纸上宣传的论点搜肠刮肚地“吹”了一通，加上高考的喜悦心情，洋洋洒洒地发挥了一页半，内容肯定空洞，但作文字数凑的不少。下午物理化学的试题也不难，虽然没有全面复习，但凭过去的学习功底，估计应该过得去。

当年高考是先填报志愿，后参加考试，每人限报3个志愿。当时我的第一志愿仍填了清华大学，主要是重温旧梦；第二志愿未敢报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一类院校，而填写了二类院校——陕西机械学院，其原因是为保险稳妥；第三志愿填写的是服从分配。高考过后，通知让我检查身体，接着进入漫长熬人的等待录取阶段。经过多方打听，我最后居然知道了我的高考成绩:数学83分，政治80分，语文73分，理化76.5分，平均成绩78.125分。我对自己的得分感到不太满意。就在我到处打探录取的情况之时，妻子因阑尾炎住院准备动手术，动手术前医生找家属签字，因为找不到我，最后只得请我妻子车间的师傅代签。突然有一天，厂部通知我去取一封信，那封信就是我日盼夜想的录取通知书，我激动得热泪盈眶。我报的志愿是陕西机械学院，结果却被西北工业大学录取。

西光厂是个4000多人的大厂，当年共考上3名大学生，全是“老三届”的高中毕业生。我办完工资、粮油、户口关系，就骑自行车去西工大报到。一开始学校把我分到基础科部数学师资班，我当即请求调整，我说我是带工资上学的，妻子、女儿都在工厂，我毕业后还得回工厂效力。校方了解到我在工厂是搞机械加工的，随即就把我调到了航空机械工程系（7系），于是我成为了西工大7172班的一名“老”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