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波

摘 要：权威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问题，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明确习近平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正式提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我们要坚决维护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切实增强“四个意识”特别是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关键词：党中央 核心 权威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7）12-0-02

当前，我们正处在世界格局深刻調整、国内改革全面深化的重要时期，治国理政担子之重、难度之大超乎想象，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明确习近平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正式提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确立了习近平的核心地位，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重大现实必要性。

一、恩格斯《论权威》对马克思主义权威观的理论贡献

权威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马克思、恩格斯就权威问题写过一系列文章，全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权威观。其中，1873年恩格斯写的《论权威》，是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

第一次工业革命兴起后，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广泛发展。一些资本主义发展较快的国家从1825年开始周期性爆发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的爆发使工人阶级日益贫困，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逐渐激化。工人为争取自己的利益开始发动运动进行斗争。为了支持各国工人运动，1864年9月，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成立，它把支持各国工人运动作为自己的主要活动，这一光辉的顶点就是1871年，法国无产阶级发动了第一次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并创立了巴黎公社。然而，巴黎公社仅存在72天就失败了。巴黎公社失败后，第一国际，遭到了资产阶级的残酷镇压和疯狂围剿。在资产阶级的压迫下，第一国际内部，巴枯宁领导的无政府主义者攻击以马克思为首的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从事分裂活动。巴枯宁主张人类历史是不断向个性绝对自由的无政府状态发展的，而一切权威都是这一进程的最大障碍。因此，他反对一切权威。为了彻底粉碎巴枯宁的猖狂进攻，恩格斯写了《论权威》。

《论权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五个方面驳斥了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权威的谬论。

一是权威的涵义。恩格斯在《论权威》中指出：“这里所说的权威，是指把别人的意志强加于我们；另一方面，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

二是权威的客观必要性。巴枯宁不接受权威的“强加”和“服从”关系，他认为“既然在社会主义企业里的生产者能够自治，那么权威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权威是个绝对的祸害。”恩格斯紧紧抓住无政府主义这一反动观点，从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入手，指出了不可能没有权威，他说：“只要考察一下作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基础的那些经济关系，即工业关系和农业关系，就会发现，它们有一种使各个分散的活动愈来愈为人们的联合活动所代替的趋势。”“联合活动就是组织起来，而没有权威能够组织起来吗？ ”恩格斯用纺纱厂、铁路运输、海运三个例子，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化大生产如果没有权威，任何一个工厂、一条铁路、一艘海船都不可能运转。总之，社会的发展客观上需要权威的存在。

三是权威的长期性。巴枯宁在政治上反对一切国家和权威，他认为“权威=国家=绝对的祸害。”恩格斯反驳指出权威具有长期性。他强调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将随着阶级的消亡而消亡，而权威则不同，它既包括政治管理职能，也包括经济管理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国家消亡了，权威将失去它的政治性质，但权威的经济管理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仍然要存在下去。因此，权威不等于国家，它具有长期性。

四是权威和自治的辨证关系。巴枯宁认为，“权威与自治是绝对对立的，未来的理想社会是自治、自由的社会，不存在任何权威，每一个人都享有充分自由和自治，不受任何限制，没有任何权威，是无政府主义的天堂。”恩格斯驳斥了这种论点，论证了权威与自治的辩证统一关系。他说：“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西，它们的应用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

五是革命的权威性。巴枯宁要求“把消灭权威作为革命的第一个行动”，实际上指出革命没有权威性。恩格斯反驳说，“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他说巴枯宁根本不懂什么是革命，因为革命不仅不反对权威，而且恰恰是权威的集中表现，它是任何阶级和政党夺取和巩固政权的重要保证。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的权威观认为：权威的存在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具有长期性，它和自治是辩证统一的，而革命又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

二、马克思权威观指导下的社会实践及经验总结

在马克思主义权威观的指导下，科学社会主义已经从理论变成了现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过一系列辉煌的成就，然而也经历了苏东剧变等低潮和挫折。

1.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

1871年巴黎公社是世界上无产阶级专政的首次尝试，在总结失败教训时，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指出：“巴黎公社遭到灭亡，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公社浪费了宝贵时间去组织民主选举，而不是利用集中和权威迅速地消灭凡尔赛军，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

2.苏联的经验教训

列宁高度重视维护党的权威，注重发挥革命领袖的权威作用。他指出：“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回望俄国十月革命，正是有列宁这样的政治领袖，才得以成功，才粉碎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包围封锁，巩固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并富有成效地展开了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

然而，也正是这个列宁缔造的执政74年的党，这个曾经让世界上众多马克思主义政党仰慕和学习的老大哥，在20世纪90年代初却顷刻瓦解毁灭。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局？习总书记精辟指出的，“这个党的民主集中制被抛弃了，政治纪律被动摇了，党中央的权威没有了，‘谁都可以言所欲言、为所欲为，党内思想混乱、纪律松弛，在这种情况下，‘轰然倒塌，也就成为难以逃脱的命运了。”endprint

苏共的教训说明，一旦失去了党中央的权威，失去了党的领导核心，不仅不能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而且必然在国内外敌人的联合进攻下惨遭失败。

3.中国共产党的经验教训

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看，在实践中形成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并维护这个集体的权威，对我们这样的大党、大国尤为重要。遵义会议前，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和博古，都没有形成一个成熟坚强有力的党中央，更没有形成一个众望所归的核心。这是党的事业几经挫折、甚至面临失败危险的重要原因。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我们党开始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有了成熟的领导集体。在其后几十年里，我们党在坚强有力的党中央领导下，取得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综观巴黎公社的失败、苏联的解体以及中共的正反经验，充分说明了权威和核心的极端重要性。

三、从马克思主义权威观指导下的社会实践看维护以习近平为核心党中央权威的必要性

维护党和领袖的权威，始终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一条基本原则。

1.维护以习近平为核心党中央权威是重塑中国共产党执政权威的必然要求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坚持党的领导，就要维护党的权威。维护党的权威，首先是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党中央权威和维护习近平的核心地位是统一的。党中央有权威，才能把全党8800多万名党员凝聚起来，进而把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起来，去赢得新的伟大胜利。

然而，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行，西方的意识形态及价值理念峰拥而至，加上几千年的封建思想意识残余，致使部分党员思想堕落，忘记党性，权威意识逐渐淡薄。尤其是网络反腐以来，“房姐”、“房叔”、“不雅视频”等事件屡屡曝光，极大地损害了党的执政形象、降低了党的执政权威。只有进一步强化中国共产党人的权威意识，通过维护以习近平为核心党中央的权威，才能挽回党的执政形象和公信力，重塑党的执政权威。

2.维护以习近平为核心党中央权威是加快改革开放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在十八届一中全会指出：90多年来，我们党“胜利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经过30多年的改革，容易改的问题都已经改了，留下来的都是比较难啃的硬骨头，而这些硬骨头又不是来自某一方面，而是来自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队以及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改革涉及面越来越广，也必然涉及到一些重大利益关系的调整。习近平强调：“啃硬骨头多、打攻坚战多、动奶酪多，因此，首先要刀刃向内敢于自我革命。”

邓小平指出：“中央要有权威。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党中央、国务院没有权威，局势就控制不住。”在我国，离开党的权威领导，改革开放就会偏离正确的航向。所以，维护以习近平为核心党中央的权威是将改革开放进一步推向深入的必然要求。

3.维护以习近平为核心党中央权威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必然要求

恩格斯在《论权威》中指出：“权威和服从不是由人的主观愿望确定的，而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无产阶级无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在夺取政权以后，都必须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威，利用这个权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新政权，并运用这个政权去组织社会主义建设。”当前，我们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关键时期，只有维护以习近平为核心党中央的权威，才能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参考文献

[1]恩格斯《论权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

[2]邓小平，中央要有权威—邓小平文选，1993

[3]邓小平，改革開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1993

[4]《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1994年9月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

[5]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月22日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