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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中的“知”与“识”:一种“天真”的生命形态

2018-01-27柳瑷玥

北方文学 2018年2期
关键词:傀儡巡警天真

柳瑷玥

摘要:短篇小说《生》在作者自身“天真”的生命形态映射下,通过对人物年龄分层,进行了对此生命形态的细致分辨与刻画。而位于同一生命形态解读下的不同人物形象也涵盖了作者对其“天真”的具体显现和表达。

关键词:《生》;天真;生命形态

《生》在沈从文的《边城》《萧萧》等名篇中,不常为人道,但它却是沈从文笔下极能引发读者共情的一篇。小说篇幅不大,短短4000余字,却通过失去儿子,表演傀儡戏为生的老头的视角,道尽了人间至难:生存的困境,至苦:永失所亲所爱。该篇小说拥有极为真实的客观叙事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物生命形态。通篇阅过,实叫人心中发沉,不能忘怀。

一、“天真”作为生命形态存在的基础:“知”与“识”

为追求现实而有所预,知适应现实而有所取,生活也许会好得多。[1]明白这一点的想必都是聪明人了,不会为“天真”与“现实”作计较,天然的选择后者。一如沈从文所言,这便是“知”了。但是,这位“乡下人”[3]又道:“乡下人当检察到个人生命中所保有的单纯热忱和朦胧信仰。”可知他是不赞同仅有这份“知”的。沈从文“识”得这一点,认为生命的本真不在于被迫的给予或乱糟糟一通取舍,而在于天真朦胧的信仰。这样一来,生命便具有了神性 。[4]作为生命状态的外部表现,“天真”是“知”与“识”的结合体。天真不是无知,而是对生命最深的敬畏。读一本小书同时读一本大书。[1]沈从文永远将生命置于作品表现的中心。[3]知现实,识本真,这是“天真”作为生命形态存在的基础。

二、《生》中作为生命形态存在的“天真”的显现与表达

《生》中作为生命形态存在的“天真”主要显现在以下几个人物形象所代表的不同年龄层次上:老年者——表演傀儡戏的老头;中年者——帮场人们和巡警;青年者——大学生与军官。小说以表演傀儡戏的老头的生存形态为轴心,进而围绕看傀儡戏这一事件,描绘出一副世间人物生存群像。强烈的客观叙述与透入骨髓的情感氛围营造使《生》中“天真”这一生命形态的表达更加耐人寻味。

(一)老年者的“知”与“识”

小说的中心人物与事件轴心——表演傀儡戏的老头,只拥有简陋到极点的道具。烈日之下,既无观众也无场地,但他依然停下来开始了这份生计。他的无可奈何是生存的困境。卖力演出,希望引来路人驻足,可“古怪有趣”[2]地扮演却观众寥寥。为了留住观众,他使出惯用伎俩。在与傀儡王九对话而表示出对巡警的客套时,他假装刚想起自己头上淋漓的汗水,蹲下拉王九衣角揩着,意欲引起众人发笑,却无人迎合。老头深知现实人心的种种,所以不遗余力地讨好观众,谄媚地对巡警奉承。甚至连对那傀儡亲昵的自语也带有一部分“知”的成分,“老头子瞥了这学生一眼,便微笑着,以为帮场的‘福星来了,全身做成年轻人灵便姿势,把膀子向上向下摇着。大学生正研究似的站在那里欣赏傀儡的面目,老头子就重复自言自语地说话,亲昵得如同家人父子应对。”[2]但为何不是全部而是一部分?因为小说最后揭示这两个傀儡的身份便是老头死去的儿子和打死儿子的凶手。小说描写老头寻找表演场地时,将那傀儡“坐”在地上。一个“坐”字便透视出老头心中存的那份天真愿望,仿佛这傀儡是活生生的人,儿子还活着。

“他于是同傀儡一个样子坐下,计数着身边的铜子,一面向白脸傀儡王九笑着,说着前后相同既在博取观者大笑,又在自作嘲笑的消化。他把话说得那么亲昵,那么柔和。他不让人知道他死去了的儿子就是王九,儿子的死乃是由于同赵四相拼也不说明。他绝不提这些事。他只让人眼见傀儡王九与傀儡赵四相殴相扑时,虽场面上王九常常不打顺手,上风皆由赵四占去,但每次最后的胜利,总仍然归那王九。”[2]老头“知”现实,却也“识”现实。这份“知”显现在他在扮演充当生计的傀儡戏时,不辞一切地逗弄观众为自己那老套的表演施舍几个铜子而与傀儡真真假假地对话与亲昵状,以及面对巡警到来时的谄媚与弯腰作伏小状。他明白这一切顺从的必要性,且并不疑虑这困苦情状的合理性。他以已达花甲的阅历为这生的困境努力做出合理的解释,但儿子的死亡却使他重新回归一种“天真”的生命形态。

属于老年者的“天真”的生命形态越过了年龄观感的表象。他由此“识”得了现实。这并不真的为使兒子复活。他真真假假地与那傀儡互相安慰的情状以及通过不断使“王九”获胜所达成的对现实的反问与质疑使他在垂垂暮年获取了由“知”到“识”的跃升,进而将这份内心生发的“识”中的单纯热忱与坚定信仰转化为外部的生命体验。所以,老头现实中的机敏圆滑与其真正的“天真”的生命形态实是一体的。作为老年者的人物形象代表,老头的拥有的“天真”的生命形态是跨越岁月本身的回归。

(二)中年者的外“知”与内“识”

小说中帮场人和巡警所代表的中年者是生活中最不显眼的存在。闲而无事的帮场人们或有丢一两枚铜子的,或袖手之,皆于各自的位置站定,并不挪动分毫。而始终面带着笑意的巡警默不作声地看着,等待收取摊捐。这部分人群因为年岁,有了一些阅历,所以并不为老人烈日下的卖力表演产生多少同情。但同时因为他们的阅历,他们对老人的生存状态是有所“知”的。“多数人皆用稀奇怜悯眼光瞧着,应出钱时,有钱的照例不吝惜钱。”[2]“巡警不验看捐条,却望着系在那老头子腰边的两只假腿痴笑,摇摇头走了。”[2]这清晰地显现出小说中这一群体的外“知”与内“识”。

这一群体的的最大特征表现为,曾经拥有过“天真”的生存形态,但现已失去。他们外部表现出的知现实与顺应现实是阅历赋予他们的,并日益加深。而内部表现出的对已知的现实和对基于这份现实的做法的认识是向内回缩的,无法转化为有效的外部体验,只能渐渐消尽。所以,在经年累月的现实磨砺下,他们生命形态中的“天真”终于被剃净。只余对现实有所知而不断地给予和顺从,没了那份由所“识”转化形成的外部表现:对现实的观照与反问。作为中年者的人物形象代表,帮场人们和巡警的“天真”的生命形态是已被抛弃的。endprint

(三)青年者的未“知”与“识”

小说中首先出场的观众——显出老去民族般憔悴神色的大学生,和观众中皱眉离去的青年军官是文中青年者的代表。这部分人群还处于生命初始的那一端,对生命中出现的一切充满天真的好奇和观望。大学生“打量投水似的神气”[2]正是青年者特有的对现实与未来的迷茫,因为未“知”。而青年军官“皱着眉毛”[2]却表明,他虽与大学生同为青年者,但在那个战乱的年代,因选择不同,已是对这现实有所“知”了。可见因选择所导致的认识异同。艰难岁月里环境对青年者的影响是成倍递增的。交织的理想抱负与信仰在那样的现实冲击下极易消散。于文中,沈从文却使我们看到了守护这份信仰的希望。

迷茫而忧郁着的大学生终似想起自己应做的事,挤出人群离开,不再在这烈日下呆立和青年军官抛钱走开的行为便是对现实最真的质疑与思索。是作者赋予他们的“识”。青年者天然地拥有年纪上的天真,但却不处于真正意义上“天真”的生存状态。他们或缺乏一份对现实的“知”,或无一种对现实对心中信仰的“识”。可无论处于哪方,作者最终将其所缺的那部分,通通赋予他们。一如文中人物所寄托的希望:期望尚处于生命初始那一端的青年者们,永远处于一种“天真”的生命形态,永远拥有一种单纯的热忱和朦胧的信仰。知现实,识本真。作为青年者的人物形象代表,大学生和青年军官拥有的“天真”的生命形态是作者所希翼的。

三、沈从文自身于小说中的映射:大学生和军官

《从文自传》中有这样一段经历描写“各方面的测验,间或不免使得头脑有点儿乱,实在支撑不住时,便跟随什么奉系直系募兵委员手上摇摇晃晃那一面小小三角白布旗,和五六个面黄肌瘦不相识同胞,在天桥杂耍棚附近转了几转,心中浮起一派悲愤和混乱。到快要点名填志愿发饭费时,那亲戚说的话,在心上忽然有了回音,‘可千万别忘了信仰!这是我唯一的老本,我那能忘掉?便依然从现实所做成的混乱情感中逃出,把一双饿得昏花朦胧的眼睛,看定远处,借故离开了那个委员,那群同胞,回转我那‘窄而霉小斋,用空气和阳光作知己,照旧等待下来了。”[1]本段叙述中作者正处于离开部队来到北京等待读书的迷惘时期,恰与《生》中大学生及青年军官的形象相重合。该篇小说中大学生的“忧郁”[2]便是沈从文心中的“混乱”,而那青年军官的“皱着眉毛”便是沈从文胸中的“悲愤”。

这一时期的沈从文刚刚离开一种野蛮腐败的生活,带着对已“知”的丑恶堕落的现实的憎恶和对美好纯净的湘西世界的爱与相信来到北京求学。可被权势财富的虚伪所笼罩的大都市却使他见到另一种新的现实。他对心中的信仰产生了疑惑,也对这新的现实生发出质疑。他对生命的“知”源于自身经历,而对生命的“识”却始于一支笔。沈从文依靠着这样一种“天真”的生命形态使心中那份淳朴而单纯的信仰不被抹杀。同时也正是这份信仰,使他始终处于一种同时拥有“知”与“识”的“天真”的生命形态 。因此,短篇小说《生》不仅是对当时背景下社会人物生命形态的刻画,更是沈从文对自身所处生命形態的隐述。且同时表达出对青年者能够选择一种回归本真的生命形态的希望,这一点,通过作者最后赋予文中大学生与青年军官的“识”可以看出。

四、结语

作为“知”与“识”的结合体,“天真”的生命形态是沈从文在自身经历的基础上“与湘西世界积淀的楚文化的遇合。”[3]这样一种充满神性的文明使沈从文将人之生命放置在极高的位置。这是他对人群生命形态描绘的基础。而基于现实的不断拷问,他笔下的客观叙述与情感氛围营造也未必不是出于这样一种“天真”的文笔手法。“知”现实,“识”本真,方能直刺入读者的痛穴,《生》便是此举最好的范例。

参考文献:

[1]沈从文.从文自传[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7.

[2]沈从文.虎雏[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1.

[3]马为华.论沈从文“乡下人”心态的二重性[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04):117-122.

[4]凌宇.沈从文的生命观与西方现代心理学[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2(02):30-36.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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