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晓莹+++汪波

摘要：行政区划实质上是国家管理权力在地域空间上的配置与划分，它直接关系着区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发展。因此，可以说，促进区域全面发展，科学合理的行政区划是关键。然而，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行政区划却单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为考量标准，而忽视了区域文化差异、当地居民情感认同等内在因素，进而产生了地方文化隔离或断裂、历史遗产保护不力、地名变更备受争议、居民归属感和内聚力缺乏等一系列问题，长此以往势必会影响到区域整体的健康持续发展，阻碍到我国现代化建设目标的达成。因此，在今后的行政区划体制改革中必须高度重视区域文化，认真考虑当地居民的情感诉求，让行政区划真正地为人服务。基于这样的现实背景，本文以知网上获取到的有关研究资料为依据，通过文献研读、文献整合等方法，尝试将“行政区文化”作为一个专属概念提出，并对其定义、形成过程、特征和发展趋势进行阐述，以期弄清行政区划对于地方文化的影响效应，提高学界对于文化的重视度，为我国行政区划的改革提供意见与参考。

关键词：行政区文化 行政区划 文化效应

行政区划表面上是国家为实行分级管理而进行的区域划分，实质上却是行政权力与行政资源在地域空间上的配置。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背景下，这种权力配置直接关系到区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发展，因此，行政区划的科学性和全面性尤为重要。一个科学合理的行政区划体系不仅应有利于地区经济的发展，更应继承和发扬区域历史文化，增强区域亲和力和凝聚力，满足当地居民的情感诉求，实现以人为本的核心要求。

本文试图类比“行政区经济”的概念，将“行政区文化”也作为一个特定的、完整的概念提出，用以强调行政区划对于地方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并从现有资料和实际案例出发，通过比较和整合，对行政区文化的定义、形成过程、特征、发展趋势进行阐述，以期弄清其具体的作用机理，提高学界对于文化的重视程度，为我国行政区划的改革提供意见与参考。

一、什么是“行政区文化”

（一）行政区文化的定义

文化的形成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它受到自然、政治、经济、社会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所谓“行政区文化”就是特指在行政区划这一主导因素的作用下发展起来的文化，它具体包括空间和时间两层含义。

从空间上讲，行政区文化是指行政区这一特定地域单元内形成的种种文化现象和文化观念的总和，它包括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情感认知、社会心理等多方面的内容。这一概念强调的是行政区文化在某一时点的短时状态，是一个静态的概念。在这个时点上，行政区文化可能是一致的，也可能是多元的，它与行政区划的具体调整情况有关。

从时间上讲，行政区文化是指由于行政区划的刚性约束，而形成的同一行政区内文化趋同的现象。行政区划通过户籍制度、社会福利制度等行政手段，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口的流动，阻碍了区域间人们的交往，进而保持了行政区内部文化的相对一致性。这一概念强调的是行政区文化的变化过程，是一个动态的概念。需要指出的是，行政区文化趋于一致并不意味着区域内有且只有一种文化，实际上，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同一文化单元、文化群体又可细分为更多其他的类型，这里的“一致”指的主要是区域内主文化的一致。

通过上述定义我们可以看出，行政区文化实际是一个复合概念，它既指包括行政区划对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影响过程，又包括其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具体指代哪一层定义需要根据实际语境进行分析，通常来讲，在探讨历史遗产保护、地名变更等问题时，主要使用的是行政区文化的空间（静态）定义；而在研究行政建置对某地文化发展的作用时，则主要使用的是行政区文化的时间（动态）定义。

（二）行政区文化与区域文化辨析

在现有的有关行政区划文化效应的研究中，很多学者都使用区域文化来指代行政区域内部的文化（即本文所提出的“行政区文化”），而实际上，这两个概念有所联系，但也有所区别。

首先，区域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会产生不同的区域类型，相应地，也存在着不同的区域文化，如黄河文化、长江文化、滇文化、湘文化等等，而行政区文化特指的是通过行政区划划分出的区域内所存在的文化，是广义区域文化中的一种特殊类型；其次，区域文化强调的是区域内部文化的一致性与区域间文化的差异性，尽管长期而言行政区文化是相对一致的，但短期内由于行政区划的调整，其他区域的迁入或迁出都可能带来新文化的流入或旧有文化的割裂，这就使得行政區内部可能同时存在多种文化，而同一文化也可能同时存在于不同行政区中，如婺源的行政区划调整就使得以赣鄱文化为主的江西境内也出现了徽派文化；最后，区域文化通常指的是产生于历史、存在于现在的相对稳定的地方核心文化，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传统文化，而行政区文化则更强调文化的动态发展过程，其中既有传统文化的部分，也有随时代发展的新文化内容。

综上，相较于区域文化而言，“行政区文化”更能准确地表述和概况出行政区划在地方文化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其针对性更强，也更适用于相关问题的研究中。

二、行政区文化的形成过程

从形成过程来看，行政区文化是行政效力在所辖区域的文化上随时间不断积累后形成的产物，其形成和发展始终处于“一致——多元——一致”的循环中。

在早期，由于交通和通讯条件相对落后，人们的活动范围较小，同一活动范围的人们长期共同生活、劳作，进而形成了一致的社会心理、情感认知、风俗习惯，它们共同组成了这一区域的文化；而同时，为了便于管理，这一范围内人们活动和交流的空间界限大致就成为了某一行政区划的版图，这时，行政区内的主文化基本是一致的。

之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管理要求的变化，行政区划进行了多次的调整，城镇不断地扩大，新区域的并入和旧有区域的分出势必会带来新文化的传入和原有文化的隔离或断裂，这就使得行政区文化变得多元。同一行政区域内可能包含有多种不同的区域文化，而同一区域文化也有可能存在于不同的行政区域内。endprint

然而，从历史的尺度看，这种多元只是暂时的。行政界限这种无形的边界在户籍等相关管理制度的辅助下会人为地制约和引导人们的迁移，因而，相较于区域间交流，同一行政区内的居民交往更为密切，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又会慢慢融合，最终再次趋于一致。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再次趋于一致并不是说又恢复到了之前的那种主文化，而是说整个行政区内的主文化又由多个变为了一个，这“一个”是产生于原有文化而又异于原有文化的新文化，它是由行政区划调整带来的多种文化融合后的产物。

三、行政区文化的特征

行政区文化作为行政区划主导下产生的特殊文化类型，其特征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行政性

所谓行政区文化的行政性是指政区政府在行政区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主导、甚至是决定性作用，这是行政区文化最核心、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之后的几种特征产生的根本基础。

由于行政区是一个与一定等级政府相对应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综合体，因而它具有完整而成熟的自上而下的纵向行政管理系统（刘君德，2004），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背景下，这一行政管理系统主导和维持着行政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功能的有效运转，决定着其发展方向。一旦行政区划做出调整，区域原先的行政关系将发生改变，旧有的管理系统也将做出调整，这势必会对行政区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造成影响。

这种管理系统变化造成的影响在行政区层级调整时表现得最为明显。一般而言，高一级的行政区相较于低一级的行政区往往能获得更多有利的发展条件和政策倾斜，一旦失去这种行政地位，其发展优势也将不同程度的丧失。以河南省的开封和郑州两市为例。历史上，开封是七朝古都，长期作为河南省省会，是河南省的区域文化中心之一，但由于开封地理位置偏东，且受黄河的安全隐患所扰，因此，1954年河南省政府正式将省会由开封迁至资源环境更具优势的郑州，1983年又将开封地区西五县划归郑州，实行市带县行政管理体制。行政地位的提升使得郑州由一个小县迅速发展为今天的现代化都市，而丧失了省会地位的开封则渐渐走向衰落（李金龙，2014）。由此可见，在今天的行政规划体系下，何地的行政等级越高，地方政府占有的资源要素也就越多，在文化发展中就越处于优势地位。

（二）继承性

任何文化的产生和发展都具有显著的连续性和继承性，其都要在已有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基础上进行，都要从前人已经积累的思想文化的材料出发，也都要受历史条件、文化传统的影响（孙林东，2000），行政区文化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类型自然也不例外。后续的行政区文化通常是在前代行政区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即使因为行政区划变更而导致政区范围调整，仍可或多或少从新文化中发现原有文化的影子。

以地名文化为例，现今各省级行政区的地名简称大多是对古地名的沿用，如云南省的简称“滇”就来源于战国时代的古滇国。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庄）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而后，这一地区的行政建置虽经历了多次变更，但“滇”的名称却一直保留到了今天。

当然，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也存在行政区文化跳跃发展的情况。如南宋政府迁都杭州，大批北方人移民的迁入，就使得杭州方言呈现出了与浙江其他地区不同的特点。但整体而言，这种文化“飞地”的现象相对较少，继承性发展才是行政区文化的主流。

（三）趋同性

如前文行政区文化形成过程中提及的那样，行政区文化具有长期趋同性。短期内因行政区划调整而产生的文化多元性会随时间的推移，在行政效力的制约下慢慢削弱，最终又回复到一致的状态。在这里，行政效力主要通过制度、政策等行政手段体现。

以湖南的浏阳市为例，由于地理和历史两方面原因，这一地区长期与江西接触较为密切，尽管行政区上，浏阳基本一直属于湖南的长沙地区，但其方言却具有典型的赣方言特征，与江西萍乡方言非常接近。然而，近年来，由于制度和政策的引导，很多浏阳居民选择到长沙进行学习和工作，这使得以长沙话为代表的湘方言在此地的影响有所加强（彭红亮，2013），特别是在年轻群体中说长沙方言的比例不断提高。由此可见，行政效力所带来的趋同性甚至会改变故有的区域文化格局。

此外，这种趋同性也受到时间和空间两方面因素的制约。

一方面，行政区划持续的时间越长，其趋同性也越强。邹春生先生认为，福建三明地区没有像龙岩地区那样形成完整的客家文化也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尽管三明与龙岩两地在历史上都曾有过大规模的移民运动，但由于三明相对于龙岩在历史上行政区划的归属关系更为复杂，变动也更为频繁，其辖区各县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分属于其他二级政区，因而行政区文化的趋同性并不很明显，很难像龙岩那样形成均质文化区（邹春生，2013）。

另一方面，行政区划范围越小，趋同性也越强。以方言为例，在昆明市范围内，居民普遍都使用同一种方言，即“音素简明，词汇雅达，语法平正”的昆明话作为日常交流的语言；而当考察范围扩大至整个云南省时，人们使用的方言就趋于多元了，根据罗长培先生在《云南之语言》中的划分，云南的汉语方言至少有近十种，包括昆明方言、大理方言、玉溪方言、巧家方言等；而除却汉语之外的少数民族方言，又可得四组十一支，包括台语、藏缅语、苗瑶语等。

（四）两面性

行政区文化的两面性是指当前的行政区划体系在政区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具有消极和积极两方面影响。

目前单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行政区划体系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文化的因素，人为地破坏了人与地区原有的关系，进而影响到了当地居民的身份认同、削弱了其地区归属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我国城市地区、尤其是一线城市地区“物质越发满足，而精神却越发贫乏”的现状。而归属感的缺失也使人们陷入到了惶恐不安之中，并尝试通过抵制和抗议区划调整来找回原有的心灵寄托，这在因地名變更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同时，“重经济轻文化”的行政规划体系也使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陷入了困境，同一文物单元被划入不同的行政区中，如北京的天安门地区就被东城、西城、崇文、宣武四区一分为四（李绍纯，2005），这势必会造成管理混乱、权责不清的情况，大大增加了保护工作的难度和管理成本，降低了管理效率和管理质量。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