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亚非

全球化面临四大挑战

目前，全球化面临四大严峻挑战：

第一，美国作为现有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的主导者，认为全球化偏离了“美国化”既定轨道，“不合算”“吃亏了”的思想占据上风，对维护现有国际体系逐渐失去兴趣，推动修改或者重新制定国际规则，特朗普总统上台后种种表现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对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未来的发展构成严峻挑战。国际秩序“失序”、全球治理“碎片化”，都处于“自由漂移”状态或“自我驾驶”模式，全球化不确定性增大，前途难卜。

第二，全球化主要参与方——西方发达国家——其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资本与劳动矛盾，或者说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的矛盾不仅没有及时得到缓解或解决，反而不断激化，引发社会撕裂、精英与百姓阶层对立和对抗。

第三，全球化前景的巨大不确定性给地缘政治带来极大的不稳定性，大国关系更趋紧张，“修昔底德陷阱”等大国冲突的预测不绝于耳，地区热点此起彼伏，世界很不安宁、很不安全。

第四，全球化发展到今天，我们面临文明冲突还是文明交流与融合的困惑。当代出现的许多问题事实上都与文明之间缺乏对话与融合有关，无论是“西方中心论”国际体系中，西方文明自以为是的“优越感”，还是中东乱局下叙利亚、利比亚等国政治社会秩序崩溃、难民潮涌现，或是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差距拉大，从根源上看，都与文明、文化之间没有很好地交流、沟通、融合有着直接的关系。

解决全球化难题需新方案

习近平主席在厦门金砖峰会的系列讲话中强调“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又为改革全球治理指明了方向，提出从世界历史发展和金砖自身发展两个维度来看待金砖机制，希望以“金砖+”等创新机制加强和拓展金砖合作，为完善全球治理做出新的贡献。

中国为解决全球化进程中产生的难题提出新思想、新理念、新方案有几重意义：

第一，有利于推动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大大缩小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正在改写世界政治经济的版图，是21世纪国际社会发展的大趋势。现在仅金砖五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就超过50%。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等为国际合作提供了新的模式和路径，中国已经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也是克服南北发展失衡、推动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第二，有利于推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向更加公正、公平、普惠的方向发展。

众多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是全球化的受益者，这些国家政治经济实力上升，世界格局出现大变化，突出表现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力量的“大趋同”，但是在全球治理中前者话语权和决策权却严重不足，这是全球治理体系未来改革的重点。

中国对全球化发展的新思路和新方案，通过金砖机制、G20、上海合作组织、“一带一路”倡议等平台，推动了全球治理从“西方治理”向“东西方共同治理”的轉变，其体现开放、包容、合作、普惠、共赢精神的新国际合作模式有利于推动世界经济实现包容、联动式发展。

第三，有利于超越军事同盟关系，建立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构建合作安全、共同安全的新集体安全体系。

中国坚持在全球安全治理中以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为基础，采取共同、综合方式构建可持续和平，解决冲突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根源。这些年，军事同盟关系网络与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事实上共同存在，相互竞争。这两者所代表的全球化理念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搞对抗，排斥非结盟方，充满矛盾与变数；后者结伴不结盟，开放性强，内涵与外延丰富。

中国积极倡导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主义，呼吁建立合作共赢、相互倚重、开放平等的全球伙伴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形成合作安全、共同安全的新集体安全格局，希望全球化进程中各国能秉持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来处理地缘政治问题。

第四，有利于文明对话和人文交流，防止文明冲突，加强各国支持全球化的民意基础。

人文交流和文明对话是国家间关系的涓涓细流，润物细无声。全球化有正能量，也有负能量，国际关系中矛盾同样不可避免。中国提出的全球伙伴关系和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思想、新理念、新方案，其民意基础要靠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与融合来实现。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世界政治经济双双进入充满不确定性“新常态”和全球化进入历史新时代的今天，中国的担子更重，责任更大。历史和现实证明，中国将不辱使命，积极推动全球化发展，继续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做出自己的努力。

（摘自《参考消息》）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