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 浩

（鞍山师范学院图书馆，辽宁 鞍山 114007）

按司马迁《史记》，中国历史是从以黄帝为代表的五帝时代开始的。但是，因为缺少实证，五帝通常被视为古史传说。近百年来，以仰韶文化、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等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考古取得重大突破，利用考古资料重构五帝时代的时空框架已是大势所趋。

1 中华早期文明如满天星斗

《公羊传·隐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何注：“统者，始也，总系之辞。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1]这里的“大”是动词，有尊重之意，意指天下皆遵从周天子历法。周人将农业视为立国之本，而统一历法不仅便于合理安排农事，还有助于使颁布政令不违农时。随着儒家经典的广泛传播与接受，“大一统”观念被逐渐泛化、神圣化，并被引申为国家在政治和文化上的高度统一。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无疑是受了“大一统”观念的影响：他将黄河流域自五帝至秦汉的历史梗概编成“本纪”，而将周边族群的历史载入“列传”，如《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等。这种处理中原与周边地区文化关系的方式，被后世大多数史书继承下来。传承既久，便形成根深蒂固的“中原文化中心论”观念。这种自秦汉以来才逐渐强化的观念，也深深影响了中国的考古学者。

1928年，首次由中国学者主持的田野考古在河南安阳的殷墟全面展开，从此学界开始利用考古发现追寻中华文明的源头。1985年，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出版，可视为对此前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阶段性总结。他认为，中国文明是独自发生、发展而并非外来，“小屯殷墟文化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如果这是中国文明的诞生，这未免有点像传说中老子，生下来便有了白胡子”[2]。这一论断，不仅否定李济关于殷墟商文化是中国文明开始的观点，也否定了早年颇为流行的“中国文明西来说”[3]，从而指明文明起源的探索对象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末期或铜石并用时代。尽管如此，《中国文明的起源》在理论上并未突破“中原文化中心论”。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结合考古资料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性，但大多只重视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文化。事实上，除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公元前5000年至前3000年）外，我国20世纪陆续发现的其他史前文化还有：良渚文化（公元前3300年至前2000年）、龙山文化（公元前2600年至前2000年）、大汶口文化（公元前4200年至前2600年）、河姆渡文化（公元前5000年至前4000年）等等。红山文化（公元前4000年至前3000年）早在1921年就已经见诸报道，但一直不被学界重视。也正是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出版之际，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被发掘出来。1986年，苏秉琦提出辽西新发掘的红山文化晚期“坛、庙、冢”等遗存是中华文明新曙光的观点，在学界引起热烈讨论，并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展开。据统计，1986年以来的相关论文约有2600篇，专著30余部。成果遍地开花，足见这一领域学术思想的活跃程度。

牛河梁遗址的发掘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它对史学界的影响，并非仅在“量”上增加了可供研究的材料；更为重要的是，它注定要在“质”上改变人们的上古史观。之所以这样说，主要有两个原因：

首先，红山文化属于华夏文明的直根系。红山文化的很多遗物或遗迹都具有鲜明的华夏特征，不容否认。如龙、凤虽为虚拟形象，却在我国上古神话中居于核心地位，而考古发掘出最早的玉龙、玉凤皆出自红山文化。再如，自周、汉以来，以圜丘祭天、方丘祭地即属国家祭祀的核心内容，而辽宁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的祭坛正是由方坛和圆坛组合而成，甚至其南圆北方的格局也与北京的天坛、地坛布局相吻合。

其次，红山文化主要存在于5000余年前的北纬40度以北，今属辽宁西部、内蒙古东南部及河北北部。从地理上看，这里属于东北平原、内蒙古草原与华北平原的交汇处，为渔猎、游牧、农耕经济形态交错区；从历史上看，这里曾被东北渔猎族群、草原游牧族群和中原农耕族群交替控制。但是，由于这一地区主要位于明长城以北，故通常被视为“塞外”。

作为塞外中华之根，红山文化存在注定与“中原文化中心论”相矛盾。有鉴于此，苏秉琦提出了中国文明起源的“条块说”，也就是将现今人口分布密集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分为六大区系，分别是：“1.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2.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3.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4.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5.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6.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4]在上述六大区系中，红山文化无疑是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文化代表。将其视为六大区系之一，至少在理论上赋予其与中原诸文化同等重要的地位。相较于过去那种过分夸大中原古文化、贬低周边古文化的倾向，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

苏秉琦先生提出的“条块说”，后来也被称为“满天星斗说”，被认为是“对上世纪70年代末以前我国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的概括，反映了我国民族文化的基本格局和发展演变规律，为重建中国上古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5]。总之，以“满天星斗说”重新认识中国古史传说，极大地拓展了考察古代各族人民在华夏大地上创造历史的视野，从而为研究中华文明起源提供了新思路。

2 考古发现与古史传说的调和

毋庸置疑，“满天星斗说”切合近百年来中国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的实际，但恐怕还不是对中华文明起源最完美的解释——因为在传世文献记载的古史传说中，华夏主体出自炎黄一脉，与“满天星斗说”描述的情形明显不同。也可以说，“满天星斗说”描述的仅是特定历史阶段的现状，而历史发展的趋势是从多元走向一体。坚持“满天星斗说”的学者当然也很清楚这种趋势，于是以“百川汇海”来调和这种矛盾：“各区系文化源流既相对稳定又相互交错，形成网络系统，通过作用、聚变、裂变，趋于融合，殊途同归，从源头的涓涓细流，先汇集为大江大河，然后百川汇海。”[6]将文化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过程比喻为“百川汇海”很形象，但读者依旧不清楚具体的历史进程与机制是怎样的。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考古发现与传世文献中的上古史观存在差距，而“满天星斗说”无助于消弭这种差距。也可以说，我们已经拿到打开中国上古时空之门的钥匙，却尚未打开这扇时空之门。现当代出版的各类中国上古史或远古史，大多采用“考古的”与“传说的”两套话语来描述史前历史进程，这显然是当代人对中国上古史理解尚未深入的表现。

将考古发现与古史传说对应起来并相互印证是迟早的事，而苏秉琦先生在提出“满天星斗说”的同时，已经开始尝试这么做了。他指出：“五帝时代以距今五千年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大阶段，以黄帝为代表的前半段主要活动中心在燕山南北，红山文化的时空框架，可以与之对应。”[4]此说很大胆，也颇具启发意义。遗憾的是上天留给这位考古界泰斗的时间太短了，苏秉琦先生未及深入论证便于1997年作古。

十年后的2007年，逯宏发表《黄帝族源地新考》，依据文化人类学理论及“模糊史学法”对苏秉琦的观点进行了论证，认为“黄帝部族兴起于古代冀州北部，即今河北、辽宁、内蒙三省区交界地带，考古学界命名的‘红山文化’即是黄帝部族‘轩辕古国’文化”[7]。此文发表后，学界反响不大，其原因不难分析：众所周知，中国上古神话及传说呈碎片状，很多传世文献材料间甚至存在彼此矛盾，因而枝节论断成立不足以否定与之相矛盾的其他若干说法，所以上述主张淹没于各种杂音之中在所难免。

上古史实是客观存在的有机整体，但由于年代过于久远，我们能见到的仅是碎片而已。欲窥全豹，当然需要有更多的相关突破。值得注意的是，《黄帝族源地新考》发表后，逯宏没有就此止步，而是继续探讨邻近问题，具体情况如下：

2007年发表《女娲补天神话的考古学新证》，认为：“女娲信仰源自古冀州，20世纪发现的红山文化遗址中有女娲崇拜痕迹；炼石补天是五千多年前的一次重大祭祀活动，辽宁喀左东山嘴遗址即是此次祭祀留下的遗迹；‘红山女神’像即是女娲塑像。”[8]

2009年发表《龙凤同源考》，根据迄今考古发现最早的玉龙和玉凤同出于红山文化的现象，指出：“崇拜龙的原始部族与崇拜凤的原始部族曾生活于共同的地域空间，二者曾经结成过婚姻联盟。龙凤文化经过几千年的衍变，沉淀于今人的意识中则表现为龙指男性，凤指女性，龙凤结合成为典型的异性恋象征。实际上，这是人们在潜意识里对于上古龙部族与凤部族间联姻的纪念。”[9]

2010年发表《幽都考》，认为幽都最初与宗庙祭祀有关，至迟自《楚辞·招魂》以来，幽都成了鬼魂的归聚之地，“这种意象来自民族记忆和原始经验的集体潜意识，其原型是北方的幽都”[10]。此文虽未明确指出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即最早的幽都，却已将该遗址的考古发现作为支持其论点的重要证据。

2011年发表《论原始五行与四时的整合》，认为“早期殷商人主要从事渔猎、畜牧生产，崇尚四方，传统文化以原始五行为代表，而周族群是一个典型的农业部落，重视四时，素有依据时令交替安排生产和日常生活的习俗”[11]。自“古史辨”派兴起以来，大多学者认为“五行”是战国以来出现的概念，此前文献里的“五行”均系伪造。由于《史记·历书》记载“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故此文对原始五行源流的疏理有助于揭示黄帝时代的社会制度。

2016年发表《论神话昆仑原型在阴山》，指出“以雁门山、钟山、恒山为主要参照，以河水、赤水、洋水和黑水为辅助证明，可以初步判定，上古神话名山昆仑的原型在蒙古草原南部的阴山山脉”[12]。

这些文章篇篇言之成理，统合之则可以提出新问题：黄帝、女娲皆与红山文化有关，那么黄帝与女娲又是什么关系？太皞崇拜龙、少皞崇拜凤，两皞如果皆源自红山文化，那么他们与黄帝又是什么关系？如果牛河梁遗址是最早的幽都而神山昆仑在阴山，那么五千余年前两者是否有联系？

3 《中国五帝时代》评议

2017年6月，逯宏博士的《中国五帝时代》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按他自己的说法，此书是在其硕士论文的基础上经过18个月修改完成的。但是，从作者发表的上述论文来看，此书显然已经打磨了13年。与上述单篇论文相比，此书最大特色是初步建构起中国五帝时代的时空框架。

3.1 龙族团与华族团的划分，确立了我国古族分布的基本框架

徐旭生曾将我国古代部族分为苗蛮、东夷、华夏三大集团，认为三者有不同的来源，即“伏羲和女娲传说来自南方的苗蛮，太皞和少皞传说来自东方的夷，同来自西北方的华夏的传说来源非一”[13]。此说影响很大，却不甚合理。因为伏羲与女娲结为夫妇是汉代以后才有的传说，先秦文献中两者从未同时出现；据《左传》，太皞崇拜龙、少皞崇拜凤，而考古发现最早的龙和凤均来自北方的红山文化，而不是东方；炎帝族兴起于西北或许能找到考古证据，但考古资料并不支持黄帝族兴起于西北。与徐说不同，逯宏的《中国五帝时代》将古族分为龙族团和华族团，两者大致以北纬40度为界，分别对应北方草原上的渔猎、游牧族群和黄河流域的农业族群，崇拜的对象分别为以龙为代表的各种动物和以花（华）为代表的各种植物。这一划分既考虑到近年来的考古发掘实际，又兼顾中国北方自然气候及经济形态差异等因素，没有拘泥于传世文献资料，显然更具合理性。该书还通过对昆仑神山、轩辕古国、幽都鬼府的考证，为我们揭开了五千余年前北方神秘古国的面纱。

3.2 龙凤婚盟的发现，为我们找到了一把钩沉古族关系的钥匙

在传世文献中搜集古族传说资料不难，但是，要揭示这些古族之间的关系就不容易了。过去，探讨古族关系主要依赖《帝系》或《山海经》等其他零散资料，但这些说法往往因为缺少实证而令人生疑。逯宏根据考古发掘中最早的玉龙、玉凤同出辽河源这一现象，大胆提出龙、凤两族存在婚盟，从而使很多古史研究中的难题迎刃而解。例如，太皞与少皞存在前后相承关系，但太皞崇拜龙，少皞崇拜凤；颛顼属龙族，《山海经》却说“少皞孺（乳）帝颛顼”。从族属和崇拜对象来看，这些传说存在明显的矛盾。逯宏认为，“少皞的父亲可能属于凤部族，母亲可能属于太皞的龙部族。少皞从小在太皞龙族中随母亲长大，所以人们叫他少皞；但他又必须以父亲所在部族的图腾作为自己的图腾，因此等他长大并成为首领后，就会‘以鸟纪官’”[14]。龙族颛顼从小在少皞凤族里长大，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在人类婚姻史上，这种婚姻属于“父系外婚制”，即初婚男子从妇居，但婚后生子随夫姓。

3.3 对原始五行制的论证，揭示了中国最早官制的秘密

国内外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的专著很多，但大多回避对“五行”的讨论，可能是受顾颉刚等“古史辨”派的影响，认为“五行”晚至战国才出现，此前文献里提到的“五行”均为伪造。逯宏则通过论证指出，原始五行意指“交汇四方”，是黄帝创立的部落联盟制度。这种制度从黄帝时代创立，到夏启时代崩溃，至少在中原盛行了一千余年。原始社会里两性婚姻相对自由，父子关系难于确认，因而氏族乃至部落首领的权力继承有较多选择。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原始五行制与龙凤婚盟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后世所谓“禅让制”的基本内容。同类著作往往要罗列大量传说或考古报告，逯宏的《中国五帝时代》则通过对原始五行的论述，上升到对原始社会制度乃至中国国家产生问题的思考与探索。

3.4 通过原始战争，考察了当时几个主要族群间的矛盾

逯宏认为，贯穿于史前战争中的矛盾主线有两条，前期、中期以龙族团与华族团的矛盾为主，后期以龙凤联盟内夏人与夷人的矛盾为主。前期战争主要指龙族团（黄帝）与华族团（炎帝）间的冲突，是由距今5000年左右的东亚气候急剧变化引发；中期（颛顼时代）冲突，则主要是龙族与华族矛盾的延续；后期则由于父子关系得到确认，龙、凤两族间的权力交替继承传统被破坏导致。也可以说，从舅甥相传过渡到父子相传，必然会造成龙凤婚盟的震荡。相较于族群划分、婚盟揭示和原始五行制考察，原始战争论述更偏重于动态展示原始社会的演进历程。

3.5 将伏羲和女娲归入五帝时代的信仰范畴，避免了庞杂资料对建构上古时空观的干扰

与炎帝、黄帝等传说中的远古帝王相比，有关伏羲和女娲的传说以及遗物或遗迹要丰富得多，分布地域也大得多。如果不能将这些材料疏理清楚，势必会影响五帝时代时空框架的合理建构。逯宏通过分析发现，这些不同地域的伏羲和女娲传说及遗物、遗迹大致雷同，与其说是伏羲女娲生活的实迹，不如说是人们信仰伏羲女娲的实迹。将信仰实迹与生活实迹区别开，很多难题都可以得到妥善处理了。例如，女娲崇拜与前期黄帝共存于红山文化，因为两者一虚一实而并行不悖。另外，作者还利用交感巫术的原理，论证女娲补天原系于喀左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举行的一场祭祀止雨活动，令人耳目一新。

利用文化人类学原理或音韵学知识研究史前文化，常常令人脑洞大开，但是也常常因为类比推理或过于牵强而受到偏爱文献考据学者的诟病。逯宏的《中国五帝时代》主要利用考古和传世文献资料，尽量回避使用音韵或其他民族文化的材料进行推理，显示出谨慎的治学态度，因而值得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