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　琳　王　斌［空军航空大学，长春　130022］

悲剧的概念属于美学的范畴，这个美学范畴产生于古希腊的美学，是对古希腊文学和戏剧作品进行理性思考后建立起来的，并随着西方文学及美学理论的发展不断丰富。20世纪以后，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促进中，这个美学范畴传入中国，并成为中国现当代美学理论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曹禺通过对西方悲剧的理解以及自己的生活实感，创作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悲剧，真正把中国的悲剧艺术推向新的高峰。

一、人性的表现与传统女性的继承

中国传统戏剧中对人性的探讨一般是在隐形的状态下进行的，也就是说，大多数作品是不把对人性的表现作为戏剧主要的表现对象。因为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文学反映现实社会和道德说教的功能尤其突出，而对人性的表现则是超现实的，是一种恒久不变的对人自身的探讨和严酷拷问，这与儒家思想有着根本的差别，所以我们很难在古代戏剧中找到对人性探讨为主的作品。但是，曹禺的《雷雨》，恰恰就是我们上下求索的典型。当然，我们不可否认其作品表现的卓著的现实主义以及对封建社会的强烈反抗。然而，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刻画，尤其是对人物变态心理的描绘的确又超出了中国传统戏剧的范畴，似乎从中我们能够依稀地看到古希腊悲剧的影子。

我们先来看一下欧里庇德斯的《美狄亚》。美狄亚是一个疯狂的女性，她在帮丈夫伊阿宋夺取金羊毛之后，又被父亲和兄弟阿普叙托斯追赶，她为了摆脱他们，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亲生兄弟砍成碎块，抛到海里，而她父亲忙着收尸，他们才得以逃脱；之后她又用妖术帮她的丈夫杀死了国王，也就是伊阿宋父亲的兄弟珀利阿斯，于是他们夫妇被赶出城邦；之后伊阿宋因贪恋钱财，又要与科林斯国王克瑞翁的女儿成亲，这惹恼了美狄亚，她觉得自己是被侮辱和抛弃的，于是在她的内心深处涌出了可怕而强大的恨意，她开始了一系列的复仇计划：不仅杀死了克瑞翁和他的女儿，甚至连自己亲生的两个孩子也杀死。

在她的身上充斥着“恶”。她为了爱，不计后果，杀人嗜血，没有人性，疯狂而没有理性，勇敢而可怕，强大而有摧毁一切的力量和勇气，而恰恰是在这样一个人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人性中凶残的一面，在报复的过程中非理性的强大作用，这是对人性最深沉的探讨，是对人自身的正视。这是超现实的表现，也是古希腊悲剧的主要表现主题。而存在于20世纪30年代的蘩漪，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与此毫不相干，但事实上我们仍能从她的身上找到美狄亚的影子。她也是一个敢爱敢恨的女性，为了追求真爱，不顾乱伦的罪名，不择手段想要得到周萍的爱，不惜拿儿子纯真的爱情作为筹码，她心机很重，内心又很疯狂，勇敢而有力量。这些似乎与传统的中国女性温文尔雅、逆来顺受的性格有很大的差别。由此可以看出，蘩漪的疯狂和“恶”并不是一下子表现出来的。在周萍没有出现之前，她是个安分的旧式女人，平静而没有希望。但是如她所言：“我已经预备好棺材，安安静静地等死，一个人偏把我救活了。”她遇到周萍，重燃起她对爱情的希望，她毫不犹豫、肆无忌惮、勇敢无畏地爱上了她丈夫前妻的儿子。可是，就在她牺牲了一切的时候，周萍却要将她抛弃，这是将她又一次推向深渊，她为了挽救，低下头忍耐、妥协让步、放弃尊严，可是一切已经不可逆转。在内心强烈的愿望和现实冷酷的无望造成的冲撞下，她内心中疯狂的“恶”才被激发出来。曹禺在塑造蘩漪的时候也不仅仅是要表现她的人性深处恶魔性的因素，他也不得不把她与旧式的女人联系起来，因为蘩漪毕竟还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下的人物，她不可能完全脱离中国的传统和现实。但恰恰是这点，正是曹禺戏剧的妙处，他不仅找到了古希腊悲剧中对人性刻画的超现实性，也兼顾了中国传统戏剧乃至传统文化的继承，这也就是之前所说的在中西文化冲突下产生的中国现代悲剧。

二、命运观与道德观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命运似乎不比道德伦理来得重要。因为在儒家思想主宰的秩序化和稳定化的社会中，道德规范更为重要，一切是非对错、奖惩和生死都由正义的道德来评判。马克斯韦伯说：“儒教理性主义意味着理性地适应世界。”而悲剧精神及对命运的敬畏又恰恰不是在理性下产生的，它应当是在人与强大的自然或宇宙对立的情况下自然而然表现出来的畏惧和崇敬之感，人的自由意志又不允许主体的顺从和压抑，于是人开始反抗自然和宇宙，但是随之而来的却是无力改变的悲剧命运，这是古希腊悲剧的真正内核。但是，我们又不能就此断言中国没有悲剧命运观，这种悲剧命运观在中国早期的神话传说中有着与古希腊悲剧精神极其相近的特征，但是，在后来儒家思想占据主导的社会中，这种敬畏和信奉却是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很直白的命运观：善恶有报。

曹禺在《〈雷雨〉序》中写道：“《雷雨》对于我是个诱惑，与《雷雨》俱来的情绪蕴成我对宇宙间许多神秘的事物一种不可言喻的憧憬。”我们姑且揣测曹禺先生所说的“宇宙间许多神秘的事物”就是我们所要论述的“命运”。那么他在《雷雨》中表现的命运观又是什么样的呢？人物的命运是我们可以把握的一条线索。他笔下的这些人物似乎早就已经有了自己的命运，一切都是预先安排好的，他们每个人所要做的就是走完这既定的人生路线，这点我们从剧作家精心设置的序幕和尾声中可以看出，这个序幕与尾声的结构框架，就造成了欣赏的距离，将剧本本身的郁热、愤懑、痛苦、恐惧消解殆尽，而达到类似宗教的效果：在“悲悯”的眼光俯视中，剧中人之间的一切矛盾、冲突、痛苦、挣扎也都消解，无论是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在观众眼中都是无法逃脱命运的可怜虫。这时，我们看到了“在《雷雨》里，宇宙正像一口残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样呼号也难逃脱这黑暗的坑”。这是曹禺对人类的生存状态的一种奇妙发现：他发现生存在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无论怎样挣扎，终究不免失败，这是对宇宙间压抑人的本性、人又不可能把握的某种不可知力量的恐惧。

这很像诸多古希腊悲剧中所表现的人与神的对立和反抗最终不免失败的悲剧命运。但是，曹禺毕竟还是中国人，无论受到西方影响有多么巨大，他始终逃离不了中国文化的传统。他对人物命运的安排还是有很多古典戏剧的模式在其中的。比如说四凤与周萍的相爱，这是同母异父的兄妹间的乱伦关系，是中国旧有社会道德所不能容忍的罪行之一。四凤的死是中国传统道德伦理观笼罩影响下的必然命运。那么周萍呢？他背叛、侮辱了父亲，这也是传统道德观所无法接受的；同时他还与后母相爱，并且又要跟自己同母异父的妹妹私奔，这双重乱伦的罪名也超出了传统道德的规范，那么他自杀的命运也必然是传统伦理道德制约的结果。

综上所列举的违背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的行为，在古希腊那个尚未脱离野蛮和愚昧的社会中是不会被视为罪恶的，况且他们的绝大多数悲剧，都是产生于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和对父辈的背叛之上的，并且这些都只会作为他们展开戏剧矛盾冲突的平台和引子，而着重要表现的却是人作为独立的主体，拥有独立的个人意志，并且希求对自己命运的把握，与自然、宇宙、神的意志不断抗争，不断失败。这才是古希腊悲剧的悲剧命运观，在曹禺《雷雨》中，我们除了看到蘩漪不顾一切、疯狂而近乎变态地追求自己的自由之爱，最后导致她以个人生命作为代价换取整个大家庭的破裂，其他人物的命运观更多的还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下的命运观。这也正是曹禺处在中西方文化冲突下，在一部作品中同时表现出的两种不同的命运观。

综上所述，曹禺笔下的人物都有着各自的愿望和要求，人物之间有着特定的复杂关系，正是由于这种关系，才会生发出这些斗争矛盾，有了这些矛盾，悲剧的结局就随之自然地产生了，而不是一种偶然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