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慧琳［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中国语言文化学院，广州　510545］

悲剧和喜剧看似水火不容，其实不然。这些不过是人为的隔阂，它们是息息相关的，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相互转化、相互渗透。鲁迅先生曾在《论雷峰塔的倒掉》中写道：“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喜剧是真善美对假恶丑的无情的嘲笑，它把假恶丑中的滑稽的、荒谬的东西彻底挖出来，报以辛辣的嘲讽和猛烈的鞭挞，彻底揭露它的虚弱性和必然毁灭的命运，并借此教育人，让人们在笑声中和它道别。悲剧是假恶丑对真善美的暂时的压倒，悲剧让世态炎凉，坏人得逞，好人落难，恶魔在人间横行，把人生真善美撕破，毁灭给人们看；可是悲剧并不是让人们陷入悲哀中，而是试图唤醒人们的悲愤和积极进取的力量，提高人们的思想情操，是从反面高扬真善美的伟大，来预示真善美的必然胜利。它是通过人们对真善美落难的怜惜和恐惧，来教育人们向上进取。喜剧从正面肯定真善美，悲剧从反面肯定真善美，各有长处。《芙蓉镇》在悲剧的基础上渗入喜剧因素，使两者交融，是对真善美价值的双重肯定，对假恶丑的双重否定。①

在《芙蓉镇》中，作者创造了一个喜剧的外壳，却深藏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戚而能谐，婉而多讽”，古华用含泪写笑、寓悲于喜、寓庄于谐的“曲笔”，“滴泪成墨，研血为字”，写尽了那个时代的黑暗，揭示了那个时代是如何改变人、扭曲人，使人不成为人；是如何让人们失去保护的。下面我们一起来探看小说中悲喜交加的体现。

在对人物的形象塑造上，作者通过人物内心的刻画和行为举止，使喜剧和悲剧巧妙地融为一体，使在被人感到好笑的地方看到了严肃、在被人感到悲伤的地方看到了滑稽。当作者用悲剧喜唱的笔调写秦书田这样的被时代逼向绝路而扭曲的弱小者时，是一种“ 含泪的幽默”。对他们的嬉笑不是为了贬低他们，而是运用了反色调的处理，在喜、悲的转换中使悲更悲。秦书田本是当红的县剧团编导，前途无量，可在运动中被贬为“右派分子”，解送回原籍交当地群众监督劳动。他没有消沉堕落，而是穷快活，浪开心，“像个学堂里的体育老师那样双臂半屈在腰间摆动着小跑步前来，直跑到党支书面前才脚后跟一并，来一个‘立正’姿势，右手巴掌平举齐眉敬一个礼”②，而且他还“竟发挥他音乐方面的歪才，自己编词、谱曲，自己演唱一支《五类分子之歌》”③。诸如此类的情节还有很多，我们不难看出，秦书田这个角色具有极其强烈的喜剧色彩，使人忍俊不禁，可是我们的笑声还没终止，马上便感到了悲哀，秦书田本不该如此，他本风华正茂，正值盛年，却被时代弄到如此境地。

秦书田的可笑举动，蕴含被压迫、被奴役的生活的悲剧以及精神的悲剧产生的结果，这是一个知识分子毁灭的悲剧，一个社会的悲剧。正如当年鲁迅先生创造《阿Q正传》中笑料频出的被时代压迫的农民形象，古华塑造了被时代的洪流逼迫得变形的知识分子形象，写他的种种笑料，不是单纯为了读者笑，而是为了突出背后的眼泪的悲伤，引起疗伤的注意，唤醒良知。悲和喜在秦书田身上表现的是双重的人格，在表面上他“笑呵呵，锣鼓点子不离口，山歌小调不断腔”④，编《五类分子之歌》、当五类分子的头目，好似好高兴，可是在背面“却躲在草屋里哭，三十几岁一条光棍加一顶坏分子帽，哭得好伤心”⑤。笑，是为了维持生活的心理慰藉，用逗乐来掩饰他在现实中遇到的窘迫和屈辱，靠着这幅笑的面具来获得灵魂的短暂安慰和度过困难时期的勇气。哭，才是秦书田真正的内心，无故被戴上“帽子”的大辱所产生的愤慨无法被排解的悲哀，萦绕着他的心。秦书田一边逆来顺受强迫自己接受现实，自认轻贱，假装不在乎，一边躲在暗处哭泣；一面压抑自己对理想生活的期盼，一面对新生活怀有希望。这就是秦书田的悲剧所在。在他的玩世不恭、自轻自贱的背后，实际上包含着最大的悲痛；他悲剧喜唱、含泪而笑，实际上唱的是一幕更为惨痛的悲剧，是一幕更为振奋人心的悲剧。⑥

反之，如果作者单纯用悲剧的形式来表现秦书田悲剧的一生的话，先不论失去了人物的多面性、独特性和灵魂的复杂性，这样一来，秦书田便成为一个被同情的对象，显现不出他在癫怪下的足智多谋和深藏内心的痛苦。举个例子，写秦书田和胡玉音收到一副白对联的时候，秦书田开导胡玉音说，对联无形中就当众承认了他们的关系。“上联是‘两个狗男女’，下联是‘一对黑夫妻’，横批是‘鬼窝’。‘一对黑夫妻’，管他红、白、黑、人窝、鬼窝，反正大队等于当众宣布了我们两个是‘夫妻’，是不是?”⑦面对这样一副侮辱性的对联，胡玉音哭了秦书田却笑了，可是当面对老谷时秦书田又哭了。

设想一下，如果这里没有使用悲喜结合的手法，想必写这样的情节时，会是大悲大痛，极力渲染悲痛的气氛，可效果不然，就像从梦魇中醒来的人们迫不及待地想要诉说，情绪激动，感情过于浓烈，叙述过于急切，艺术价值是极为低下的。相反，在悲伤的情节中出乎意料地加入喜剧因素，先是通过一喜写出了秦书田的乐天聪明，后来又用一悲来显示秦书田的无奈；这一哭、一笑，一悲、一喜，渲染出了更深的悲剧氛围，苦中作乐，苦更苦，使秦书田的整个形象立体可感起来。当作者写那些红得发紫的“政治红人”李国香和“政治根子”王秋赦时，却把喜和憎结合起来，用嘲笑、奚落、讽刺的笔调尽情写他们的可笑。在人物的行为动作中不乏喜中见悲的描写，如写王秋赦取经时得意忘形的模样，“王秋赦支书在地区一下火车，就面对着前来欢迎参观团取经归来的革命群众，面对着鼓乐鞭炮彩旗，手拿袖珍红宝书，举平头顶不停地晃动着；他这动作，大家一看就晓得是从电影里向副统帅学下来的。他嘴里还琅琅有声，合着节拍地喊着：‘红太阳，万岁！红太阳，万岁！红太阳，万万岁！……’据说县革委会派了专车到火车站去迎接。他坐上吉普车后，在一百多里的归途中，嘴里也一直呼喊着‘万岁，万万岁’。吉普车开进县革委会，主任、副主任来接见、握手，他口里轻轻呼喊的也是‘万岁，万万岁’。在县革委会吃过中饭，吉普车一直把他送到芙蓉镇，他口里也没离‘万岁，万万岁’。只是他的声音已经沙哑了，伤了风”⑧。因愚昧而获得的喜悦却包含着极大的不幸和悲哀，这段描写看似写王秋赦的辉煌但实际上是用奚落的笔调嘲笑他的无知迷信。而写乐于整人、满脑子想着斗争的李国香，作者毫不留情地嘲笑，化笔为刀讽刺了她整人终害己。“小将们接着怒气填膺，把一双破鞋挂在李国香颈脖上，游街示众！那天随同李国香一起挂了黑牌游街的，有全镇的黑五类……‘小将、战友、同志们，我实在不会跳，我从来没有跳过舞……你们不要发火，不要用皮带抽，我爬，我爬，爬到那窗口下……’李国香含着辛酸的泪水，爬了下去，手脚并用，像一条狗。连续地向左转，事物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以整人为乐事者，后来自己也被整。佛家叫‘因果报应’‘循环转替’”。⑨作者通过一连串庄严而又滑稽、神圣而又荒诞的情节，叙说了奇特年代那些奇特的事，用喜剧的方式撕破假恶丑那圣洁光明的面具，露出它那黑暗肮脏的内核，还它以历史的真相，给予它无情的嘲笑和否定，从而使人们得到一种快感，一种崇高的美的享受，并在笑声中同过去告别。

当作者写让人哭笑不得的政治环境时，作者是这样写的：“同志哥啊，你可曾晓得什么是‘精神会餐’吗?那是1960、1961年乡下吃公共食堂时的土特产。那年月五岭山区的社员们几个月不见油腥，一年难打一次牙祭，食物中植物纤维过剩，脂肪蛋白奇缺，瓜菜叶子越吃心里越慌。肚子瘪得贴到了背脊骨，喉咙都要伸出手。当然账要算到帝修反身上、老天爷身上。老天爷是五类分子，专门和人民公社公共食堂捣蛋。后来又说账要算到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的路线上，他们反对三面红旗吃大锅饭。吃大锅饭有什么不好?青菜萝卜煮在一起，连油都不消放，天天回忆对比，忆苦思甜。‘苦不苦，想想红军两万五!’当年那些为着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幸福安乐而牺牲在雪山草地上的先烈们，如若九泉有灵，得知他们吃过的树皮草根竟然在为公共食堂的‘瓜菜代’打马虎眼，真不知要做何感叹了。”⑩作者用诙谐的笔法极写那时候的政治荒唐，说老天是五类分子，让人读来不禁一笑，可是笑容才展现在嘴角，就凝固住了，心里忍不住地酸痛，再也笑不出了。这段描写看似荒唐，却是当时的真事啊！滑稽可笑是表面，可是笑背后隐藏的是让人深思的悲剧，让人感叹反思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是怎么样的思想中毒！呜呼，诚可悲焉！

总之，悲喜结合的处理为《芙蓉镇》增添了不少艺术上的美感，是悲剧性和喜剧性的高度统一。使其与那个时期单纯写感伤急于发泄的伤痕文学不同，为这部具有社会悲剧性质的小说平增秋色。无论是极具讽刺性质的寓庄于谐还是带有同情的悲剧喜唱，骨子里都是让人深思的悲剧，它并没有给悲、喜剧的艺术风格带来混乱，而是使其拥有更深刻丰富的审美感情色彩，更符合生活的真实，更具有辩证的哲理和诗意的潜流。

①⑥《〈芙蓉镇〉评论选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26页，第137页。

①②③④⑤⑦⑧⑨⑩古华：《芙蓉镇》，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2页，第34页，第137页，第151页，第108页，第151页，第106页，第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