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嘉辉 （河北大学 071002）

同故事叙事是拉热尔·热奈特认为应当区分两种故事类型，“一类是叙事者在不再他讲述的故事中出现，另一类是叙事者作为人物在他讲的故事中出现。处于明显的理由，我把第一类称作异故事，把第二类称作同故事。”1另外热奈特还在“同故事”的领域内又分出了“叙述者为故事的主人公”的另一种更为细化的故事类型——“自身故事”。藏族作家次仁罗布的作品《强盗酒馆》就是一个典型的“自身故事”的代表，其中的限知视角叙述塑造出了独具魅力的艺术世界。

一、两个酒馆——真与幻

在“我”的叙述中，传说中的“强盗酒馆”充满了浪漫、传奇的色彩。每当暮色昏沉之际，难得清闲的上班族，终日游荡的游民便会聚集在此。他们在酒馆中交杯换盏省，引吭高歌不绝于耳。更加离奇的是，放浪形骸的客人醉酒醒来后会发现自己身上的某件物品会不翼而飞，或交好运口袋里多了几张票子，再或者经历一段风流韵事。酒馆的老板机敏、聪颖，远远望见客人后便会用歌声婉转地向老板娘“通风报信”，但后者却似乎风韵有余而聪慧不足，往往不能会意。这便是吸引“我”不辞路途辛苦，也要远道而来一睹其风采的“强盗酒馆”的幻象。其中有在“侠盗传奇”故事中才会出现的逸闻趣事、儿女情长。

当“我”在米米推开的大门前站定，面“快乐酒馆”的招牌时大喊了一声“等等”2。此刻，叙述者的停顿，也引起了读者的停顿。“我”仿佛兔子洞前踌躇不前的爱丽丝，对近在咫尺、神秘莫测的“未知”充满了期待、忧虑。“我”担心名称的错位意味着现实与幻象的错位。这家“快乐酒馆”可能无法满足我对脑中幻象的期待。通过叙述者之前的铺垫和渲染，读者的期待在这次停顿中被充分调动了起来。

接下来，读者伴随叙述者进入了现实中的“快乐酒馆”。亲历其中的同时，“我”也将自己的观察与头脑中的幻象相比对。井井有条的小院，充盈着淡淡的酒糟味，屋中传来的扎念琴声，这悠然的氛围让“我”初步认可了自己的选择。接着，“我”在酒馆中遇到了风韵犹存的老板娘央金，气度不凡的拉琴老人，做“顺手牵羊”生意的普穷，生活拮据的贵族少爷藏面，以及“还”衣服的拉巴。脑海中“强盗酒馆”的幻象通过现实的观察充实了起来。现实中的“快乐酒馆”与“我”脑海中的“强盗酒馆”，两个形象愈发地相契合。我不禁又一次发出感叹“真是强盗酒馆，里面藏了这么多各色人。”3

通过进一步的了解，我发觉那位深藏不露的拉琴老人绝非米米口中的“无业游民”。老板娘央金在各路客人中左右逢源、应对自如，并非传说中那么迟钝、愚昧。贵族少爷藏面出手吝啬却见识广博。老板巴桑并不像传说中描述的那样聪慧、机智，在妻子面前反倒有几分木讷和羞怯，唯有酒后才能奔放地舞蹈。此刻叙述者发现了幻象与现实的微妙差距，“快乐酒馆”虽说也能带给人以生命的快慰“但又似乎少了些什么”。“我”思忖着酒馆中会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叙述者的疑虑再度引发了读者的好奇。而幻象与现实的平衡与契合，将在外部空间对内部空间的入侵中得以实现。

二、双重的伦理空间——内与外

“自身故事”的特点不仅在于其像“同故事”那样，叙述者能出现在故事之中。更在于“自身故事”的叙述者作为故事的主人公，可以通过自己的选择和行动影响故事的进展。由此，作者可以更为直接地向读者传递伦理倾向和价值判断。聂珍钊教授认为“不论从起源上、本质上还是从功能上讨论文学，文学的伦理性质都是客观存在的”4。在《强盗酒馆》所营造的内外两重空间中，都包孕着各自的伦理倾向。

在《强盗酒馆》中通过“我”的叙述，作者建构了酒馆内外双重的艺术空间。酒馆内部的空间遵循着某种“自由伦理”或“强盗伦理”的伦理秩序。“强盗酒馆”这个名字从未见之于酒馆的任何一隅，它存在于央金、巴桑以及每位来这里喝酒的酒客心中。其中人际往来、事物运行所遵循的原则是某种“强盗伦理”。这个“强盗”与打家劫舍、杀人放火的盗匪、流氓无关，指的是脱离世俗陈规之后的自由、畅快。正因如此，酒馆招待的客人从落魄贵族到无赖偷儿，来者不拒；付不起酒钱可以长期赊账，概不催债；没有衣服穿可以临时“借用”，好借好还；客人物品的所有权也变得十分模糊。

作为世俗社会的一份子，为了应付生活每个人难免都要带上伪装的假面，说违心之言，作厌恶之事。谁有又不想以梦为马、纵情高歌、开怀畅饮、爱憎分明？在“我”的叙述中，“强盗酒馆”成为了所有人暂别伪装，欢快畅饮的乌托邦。在这里的，法理道德的界限被模糊，身份地位的悬殊被抹平，大家围坐在酒桌边开怀畅饮或和琴而歌，或在卡垫上玩色子，或者跳上一曲潇洒热烈的踢踏舞。在这个被大家口耳相传所营造的“强盗酒馆”中充盈着生命的律动，酒客和店主被真正的生命快乐所抱慰。

三、叙述者的抉择与确证

在踏入酒馆前，“我”的身份是一位从世俗社会踏入酒馆的游客，身上的“假面”已经带了太久。此次远道而来，为的就是亲历传闻中“强盗酒馆”的热烈、畅快。而“我”在招牌前的踯躅不定，是因为看到了它的假面——“快乐酒馆”。二张者的“假面”相互排斥，本应将“我”拒斥在外。但在米米的一再坚持下，“我”终于克服疑虑进入了“强盗酒馆”的空间。但进入并不代表融入，从整洁的小院，到悠扬的扎念琴声，再到热情的老板娘，以及五行八作的酒客。在观看这一切的同时，“我”的假面也被渐渐除去，甚至要“掏出烟准备给每个人递”。期间“我”也接连见证了其他酒客之间“强盗伦理”的反复上演，普穷佘酒帐、拉巴“还”衬衫、藏面说怪谈。我在情感上向性格各异的“酒客”们靠拢，价值观上也向这个充满生命律动的“自由世界”倾斜。

在之前经历的一系列的“伦理事件”中“我”仅作为事件的“旁观者”，并未表明过自己的价值立场。直到小说的结尾的“银碗失窃”的伦理事件，除了“旁观者”的身份外“我”更作为一个“参与者”，进行了关键的伦理抉择。当央金发现银碗失窃并在老人的建议下找来警察时，“我”本能够向他们提供线索。但是“我”却在央金的眼神示意下，与其他酒客一样保持了沉默。正是在此刻，“我”真正完成了从“假面”游客到“强盗”酒客的转变，在世俗秩序和自由快乐之间选择了后者。也正是在此刻，“我”身处的“强盗酒馆”的现实空间蜕出了“快乐酒馆”的干枯皮囊，与盘旋在“我”脑际中的“强盗酒馆”的幻象融合了。之前的疑虑被打消，“我”通过自己的伦理选择，确证了自己所在的正是幻想中，同时也是现实中的遵循着“自由伦理”的“强盗酒馆”。

四、结语

次仁罗布的这个故事弥漫着一种酣醉中的朦胧之美。读罢后让人心中升腾起一种豪放、快慰之感，仿佛刚饮下一杯醇厚的青稞美酒。作者通过第一人称限知视角讲述了一个叙述者和主人公完全重合的“自身故事”。在其中营造了现实与虚幻，内部与外部两组映照的艺术空间。并且通过“我”的伦理选择，间接传达了自己的对于自由、欢跃的伦理秩序的向往。

注释：

1.[法]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与新叙事话语 [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172.

2.3.次仁罗布.强盗酒馆[J].北京：人民文学，2017，01.

4.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J].北京：外国文学评论，2010，01.

[1]刘小枫.沉重的肉身[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

[2]申丹.叙事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3][法]勒内·拉基尔.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罗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4]申丹.叙事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