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滨公园牌坊与青岛神社大鸟居

2018-01-26王栋

青岛画报 2017年5期

王栋

牌坊与鸟居，分别是中日两国具有代表性的传统建筑形式，都是以门为标志的纪念性建筑。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与发现，这两种名称不同，用途迥异的建筑很可能均源自同一建筑形式。而历史的发展与变迁，也渐渐赋予两种同源建筑形式不同的功能与用途。前者既是中国古人为彰表德行，承沐后恩，流芳百世之举，同时也设于寺庙、陵墓、衙署、街道和园林等处，兼有景观功能。而后者主要设立于日本神道教各类大小神社入口。鸟居即供给鸟栖息地木架，意味飞鸟至此栖息，不再向前。用于提醒和警示来访者，因此更具深厚的宗教意味。

青岛自清廷设防建置不过百余年历史，未像周边的即墨、胶州、高密等千年古城那样，曾有过各式雕刻精美的牌坊。20世纪20年代末，国民政府接收青岛后，受到建筑上“中国固有之形式”的影响，纯景观作用的牌坊才出现在青岛。而鸟居则是在日据青岛之后，短暂地登上过历史舞台。牌坊与鸟居共存的特殊时期存在了不过短短十余年的时间，而历史的不可预见也让两者最终呈现出迥异的命运，牌坊与鸟居的兴衰也交织于这座城市曲折的历史中，为后世留下了生动的一页。

青岛神社大鸟居：背倚若鹤山的标志性建筑

在今贮水山儿童公园大门向西的位置曾经有过一座高近15米的“开”字型牌坊。它就是彼时青岛神社的大鸟居，“二战”前日本在海外最大神社的入口，也是“小鲍岛”日侨居住区的标志性建筑。1915年1月，在时任守备军司令神尾光臣（1855-1927）、参谋长净法寺五郎（1865-1938），及军政委员长吉村健藏（？-1918）提议下，日本当局决定在青岛设立神社，供奉天照大神和祭祀在战争中阵亡、病亡的官兵。1916年2月，神社用地选在小鲍岛东山（今贮水山）。这座海拔80.6米的小山因有两座山峰，中间低凹，又名马鞍山。日据青岛后，将其改名为若鹤山。

背倚若鹤山而建的大鸟居位于神社参道之始，1920年2月落成，其设计者很可能是青岛神社的建筑师——内务省神社局技师加护谷佑太郎（1876～1936）。这座形似中文“开”字的木坊因循日本传统明神鸟居的形制，两块被雕琢成半圆形的台石之上，各设有一根粗壮高大，微微向内侧倾斜的立柱。立柱上段横向设置一根名为“贯”的横木，贯之上分别为两端翘起的“笠木”和“岛木”，在贯和笠木之间的矩形匾额称之为“额束”，上书“青岛神社”四个汉字。大鸟居的两侧各一座花岗石砌筑的三层日式经幢。由笔直的参道向前，两侧植有从日本国内移来的樱花树，尽头是三段120级石阶，向上可至神明鸟居式的“二鸟居”，再向前即为神社拜殿。

青岛神社建成后，不仅在青日侨竞相参拜奉纳，凡有日本贵族或高官来到青岛，也必前往神社和太平山麓的“忠魂碑”参拜。大鸟居背后的整个若鹤山也被逐渐营造为一座以神社为中心的公园，日人不仅广植各种花草树木，还在公园内引水造湖、圈养动物、设立相扑场等，供日侨游玩休闲。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青岛神社也成为了中国民众泄愤和哄抢的对象，而矗立了25年的大鸟居于次年被分割拆除。与之相同的是，日本在济南、天津，及东三省各地设立的神社也均被先后捣毁或挪作他用。而鸟居，作为特殊历史期间的畸形产物，也随着日本人的战败投降，彻底退出了青岛的建筑舞台？？

海滨公园牌坊：面朝大海的“中国固有之形式”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由青岛工务局主导，开始对沿海一线的旅游资源进行规划开发。1930年，为配合青岛水族馆和海洋研究所的开建，位于莱阳路南侧的海岸成为了最先进行规划设计，并开始整饬施工的景区。工务局建筑师田有秋、许守忠等利用汇泉湾西侧抱岸环海的自然环境，在临海崖坡上砌石铺路，以青松为被，冬青为篱，并在一些重要节点修亭筑阁，依势造景。而位于莱阳路中段的公园牌坊就是之中最为重要的装饰景观。

最初的海滨公园坊亦为整个公园的主入口。当时，正值国内建筑界盛行“中国固有之形式”。因此，可能是由工务局建筑师许守忠设计的牌坊也采用了仿中国传统的古典风格。根据青岛城市建设档案馆的图纸和留存至今的影像资料显示，最初的牌坊为木构的三间四柱式，上部为传统式样的额枋斗拱，并辅以彩檩画椽，两端飞檐微微起翘，檐脊设琉璃走兽，顶部敷设绿色琉璃瓦，底部则为稳固并兼有装饰作用的祥云夹杆石。这处公园在建成后被命名为“海滨公园”，因此牌坊面向莱阳路一侧额书“海滨公园”，面向大海一侧则为“蓬壶揽胜”，均为近代书法家郑世芬（1892～1976）所书。“蓬壶揽胜”也成为当时评选的“青岛十景”之一。日伪时期，因近海潮湿和疏于管理，海滨公园坊的木构腐朽严重，存在倒塌危险。因此工务部门遂将牌坊框架拆除后改为更为坚固耐用的石制。1950年，经青岛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批准，海滨公园更名“鲁迅公园”，匾额也改为集鲁迅手书的“鲁迅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