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晨浩

中国企业，尤其是在美国上市的互联网电商巨头，自身也应该积极“拥抱变化”以更好地适应国际贸易市场规则、资本市场规则和制度性监管规则。

北京时间2016年12月22日凌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包括淘宝网在内的10家中国市场列入“恶名市场”黑名单，中国市场几乎占到总名单的1/4。这一举措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

值得注意的是，在2011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就曾将淘宝列入“恶名市场”黑名单，但在2012年底的奥巴马访华之后，这一机构就将淘宝移出名单。

而恰恰在四年之后，淘宝等诸多中国市场再次被列入这一名单，时间又刚好是美国新一任总统特朗普即将上任。

众所周知，阿里巴巴自身并不生产假货，只是链接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线上平台。假货在现实生活中是客观存在，只是伴随电子商务的发展、交易方式的转变，制假售假供应链才在线上凸现出来。

阿里巴巴集团总裁白求恩在第一时间明确表示，“阿里巴巴集团对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淘宝纳入‘恶名市场名单的决定感到非常失望。四年前，正是该办公室将我们从这一名单上移除。四年来，我们与品牌权利人、执法机构开展了一系列将造假者绳之于法的实际行动，更有效、更先进地开展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恰恰在这个时候将我们重新列回‘恶名市场名单，我们高度怀疑这一决定是否实事求是，抑或是被当前的政治氛围所影响。”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在市场全球化的今天，各国为保护本土企业，设置各种贸易壁垒的事情时有发生，中国商务部此前曾对美国发布“恶名市场”名单做出回应称，“美方在恶名市场名单中对中國相关企业的描述使用据称或行业指出等模棱两可的措辞，既没有确凿的证据，也没有详细的分析，这是非常不负责任和不客观的”。尽管美方在报告中也说“恶名市场”名单并不反映任何违法事实，也有对有关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环境的整体分析，但这种措辞并不能使美方免除责任。因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为总统办公厅内的内阁级机构，并赋予其其他权力和责任，以协调贸易政策。从其机构特质可以看出，他的主要职能在于维护美国本国经济利益。

针对淘宝被列入“恶名市场”，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曹磊指出，随着阿里巴巴在全球电商市场份额的扩大，越来越多包括美国在内的海外消费者通过“速卖通”平台购买中国商品，对美国本土经销商带来一定压力，这些传统经销商纷纷诉诸各行业协会；同时，国外消费者对商品品质要求高，美国当地消费者对平台卖家和商品也有不少意见。在美国当地协会和消费者的双重压力下，所谓“枪打出头鸟”，淘宝平台被列入“恶名市场”也就能够让人理解了。

阿里巴巴集团CEO张勇在题为《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的内部信中表示：“我们发誓保护‘知识产权，但我们不维护‘知识霸权。我们不允许淘宝成为一个‘恶名市场，但我们也不害怕来自市场的恶意。”

线上便捷维权

电商是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在淘宝平台成立之初，没有一个可供参考的线上打假方式可以照搬使用。因此，淘宝前几年的网络售假问题一直饱受诟病，随着大数据分析能力的提高，线上打假可操作性正在逐渐加强。阿里巴巴成立了自己的知识产权保护平台，权利人通过上传文件，并连接到店铺宝贝中，对自己的产品权益进行保护，发现售假宝贝随时可以线上举报。

阿里巴巴首席平台治理官郑俊芳针对“黑名单”事件表示，“这对于一个任何时间都有超过10亿件商品、年度活跃买家4.34亿的平台而言，是全球范围内没有任何先例可循的挑战。为此，阿里巴巴投入了大量资源、人力物力，2015年年底还专门组建了平台治理部，在财年整体不再新增员工的背景之下，破例新增200名员工专职打假，可以说，这一年取得的成果远超想象。同时，作为一家高度尊重知识产权的公司，阿里巴巴从未放弃在该领域的努力，并试图用大数据、用新技术寻求破局，彻底解决这一困扰线上线下的难题。”

近两年，电商圈也不断爆出因售假而被淘宝平台处理的事件，一位在淘宝上做咖啡类产品的李店长表示，在2015年8月，他的店铺中因为销售未拿到代理授权的咖啡机一体杯，而受到淘宝平台强制删除宝贝，并屏蔽店铺一个月的处罚，造成了近30万元的经济损失。最终是给咖啡杯厂家交了5万元代理费，厂家撤诉后，此事件才就此平息。李店长强调，“在这个事件当中，我们并非是售假，只是在代理商手里拿货，但在线上没有品牌授权，淘宝平台就会以售假进行处罚。”

咖啡杯品牌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以前线下打假，我们都不知道厂家在哪里，市场很分散。但在淘宝平台上就完全不一样了，我这边看到有宝贝侵权，直接诉讼，一周内就会被受理，售假或者无授权销售方会主动联系我们进行处理，让我们省去了很多人力、物力、财力，追回了许多损失。”

“清剿”侵权

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淘宝在其权利范围内，可以用“清剿”一词来形容。接受采访的唐店长表示，2016年5月，在其经营的淘宝店铺中上了一款自己设计研发的空调配件，并且申请到了外观专利权。此类商品在2007年就有一款结构相似的发明专利，2010年10月权利人放弃专利权，2012年此专利被深圳一位姓刘的女士注册了。唐店长自己拥有了外观专利，并且此类商品的发明专利申请周期长、比较麻烦，也就没放在心上。但就在夏季即将大卖之际，唐店长被刘女士投诉了，淘宝平台将唐店长的此款宝贝做了删除处理。唐店长认为自己拥有专利，并且在此专利之前这款产品已经拥有专利权，所以第一次申诉上传了自己的专利图片，但淘宝给的答案却让他失望，因为人家投诉的是发明专利侵权，所以申诉失败。随后唐店长找到了专业律师咨询，针对刘女士发明专利中的各点进行逐一比较，经过一周的努力，淘宝平台开通了二次申诉通道，又等待了两周，申诉成功。此时距离产品受处罚已经过去了一个月。唐店长表示，“这已经错过了产品的最佳销售期，实际影响和损失已经无法挽回。”唐店长对淘宝平台先处理后申诉的做法表示不满，不过淘宝平台的店小二表示，“有问题我们可以改进，但为了维护知识产权人的合法权益，我们不得不这么做。”endprint

正如广东金融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姚志伟所言，如果没有网络平台，权利人打假需要到线下去跑市场，不仅成本高，甚至还有很高风险。“到了互联网时代，权利人的成本就是在网络上搜索，然后发送链接——这项工作在美国的办公室就能完成，甚至不用跑来中国。”姚志伟如是说。

阿里巴巴只是线上交易平台，所处的位置也比较尴尬，只有平台监督管理权，没有法律判定权。因此，面对知识产权方面的争议，阿里巴巴的态度是宁可错杀，也不放过。

大数据打假

制假售假并不是在电商出现之后才有的，电商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已经等于成为了传统行业。探索一条线上平台监管，线下执法部门联合执法的路径就显得尤为重要。

线上电商平台只是关键抓手，线下才应该是主战场。在线下打假的主阵地，电商平台应集结质检、工商、公安等监管部门的力量，形成联动。只有电商平台、品牌权利人、知识产权受益人、执法机构积极沟通，才能在复杂多变的互联网电商环境中打造出多方参与、社会共治的知识产权保护合作模式，从而让各权益方获得更好的知识保护体验，让消费者享受到最纯净的消费环境，形成真正的良性循环。

所幸的是，线下零售疲软，线上侵权即使相隔千山万水，也可以查到其发货地，阿里巴巴在近几年，利用大数据在采取主动防控措施的同时，还致力于与执法部门开展合作，通过线下打击的方式从源头上斩断制假售假产业链。在2015年9月到2016年8月之间，依托阿里巴巴的“大数据打假新兵器”，线下执法部门关闭了近700家假货的生产、库存和销售点。在全国双打办支持下，阿里巴巴与浙江省双打办开展的2016“云剑行动”中，依托阿里巴巴大数据，在短短一年间破获假货案件总案值达14.3亿元。

郑俊芳表示，阿里巴巴在打假这条路上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有越来越多的权利人、执法机构在投入到这场战斗中，中国相关执法机构对阿里巴巴打假支持力度之大远超出国际社会的想象。

2016年7月，阿里巴巴就开始联合全球品牌商搭建了“权利人共建平台”。此平台可根据品牌权利人的商标、产品型号、假货特征等，结合大数据模型进行全网搜索，随时向权利人提供需要进行专业判断的疑似侵權链接，权利人做出判断后，可以通过诚信搜索账号对侵权链接发起一键投诉，阿里巴巴平台可依据平台规则做出决策。

郑俊芳认为，通过合理运用大数据技术，不仅能快速发现线下制假基地，更可以挖掘出跨国贩假集团。此外，打假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单靠某一家肯定不行。“权利人共建平台”则邀请已经加入阿里诚信维权机制、有强烈意愿参与知识产权保护的诚信权利人共同合作。而正是这种互联网化的共建模式，才能够真正赋能权利人，帮助他们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效率，降低打假成本。

主动出击

来自阿里巴巴的资料显示，截至目前，阿里巴巴已和包括苹果、Burberry、Nike等在内的逾1.8万个国际品牌开展打假合作。到2016年8月，阿里巴巴主动拦截、下架商品和接到权利人投诉而下架商品的比例是16：1，也就是说，目前品牌权利人每次投诉要求下架一件商品，阿里巴巴的大数据打假系统会发现并主动下架16件产品，远远超出品牌权利人本身的付出和期待。

曹磊指出，现在中国企业的竞争力越来越强，难免会有一些人使用不正常的非市场竞争手段。中国企业对此应该有所作为，自己强大了就容易得到认可。另外，中国企业，尤其是在美国上市的互联网电商巨头，自身也应该积极“拥抱变化”以更好地适应国际贸易市场规则、资本市场规则和制度性监管规则。

通过这一事件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中国企业走出国门会面临诸多困境，在内修方面我们还在不断摸索线上线下深入合作、联合打假之路，在拥抱国际方面，除了不用在意歧视的眼光外，我们还应该看清国际形势，维护企业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

需要强调的是，阿里巴巴进入美国，不是要抢本土企业的利益，而是要共同将电商行业做得更好，如果不是排斥，而是拥抱，相信受益的不仅只是阿里巴巴。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