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贞锴

A校进行了一次中层干部竞聘选拔，一位平常工作表现并不突出的体育教师 “摇身一变”，被新上任的校长“委任”为政教处副主任。有一个老师，和这位“新官”比较要好，便在办公室四下抛出这样一句话：“老百姓说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不用三十年，三年就可以河东河西。”“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作为一条谚语，可以说是耳熟能详，本意是用以形容世事盛衰兴替、感叹世事变化无常。这位老师用这个谚语的意思，即这位体育老师当上学校“中层干部”，不再是“普通教师”了，背后包含着这样的价值判断：教师进入学校领导层，是一种了不起的荣耀，也是职业生涯成功的标志。这种心态和价值观念，在中小学校当中绝非个案，而是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这样一种现象的背后，有诸多值得反思的问题，其中更多关涉到教师的职业姿态和成长心态。

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这样一种价值观和成功观，不是凭空而来的，其背景渊源很深。首先是浓厚的“官本位”思想，即以官为本、以官为贵、以官为尊的价值观：一官半职和光宗耀祖似乎有着天然联系，这个“官”，不管大小，就算是个芝麻官，也可以在人前炫示一番。与此同时，还有“学而优则仕”作为以学致仕的信条被读书人奉行不渝，希望做学问和做官双丰收。至于不能 “双丰收”的，还是更青睐于 “做官”。对一些教师来说，“当官”至少可以过一把官瘾，在大众心理对此仍大为推崇的情态下满足自我心理上的虚荣感。

这种价值观念之所以在基层中小学、教师中间广有市场，还和特定的利益分配有关系。在不少学校，当上领导干部，就意味着可以在评优树先、职称评审等方面享有更多的机会，可以获取更多的现实利益。这些年，我们看到，在有的学校，“干部”越来越多，有的校长还在上级备案审批的干部名额之外，设立了所谓的“校内干部”。《中国青年报》2017年8月28日刊载出一位基层教师的文章 《中小学领导过多不仅是人浮于事》，作者提到，他所在的学校，一共700多名学生，100多名教职工，但有校长5人，各类主任十四五人。而在此之前，已有媒体报道过海南省一所乡村小学设置校长、教导处、德育处、总务处领导岗位16人，其中副校长就有4人。这些 “领导干部”大都无需上课或者任课量少，但在绩效考核、年终考核、评优树先、职称评审等方面却占尽了优势，从而使得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受到极大损害，视领导岗位为 “香饽饽”，心浮气躁，“削尖了脑袋往管理层挤”。

笔者在职攻读教育硕士时，曾遇到一位青年，在交谈中了解到，他大学中文系毕业，参加工作后只上了不到三年课，然后担任了学校办公室主任，言谈举止之间不乏自豪感，紧接着他又说，就算他不上课，也丝毫不耽误评职称。言外之意，学校对他这样的 “干部”会在政策上照顾。如果不当“干部”，他的 “晋级路线”肯定要更艰难、漫长些。

我对他的选择感到理解，毕竟，在一些人看来，这是一个 “向校长靠拢、知道上进的青年”，也取得了十足长进，发展势头很猛。同时，我也为此深感惋惜：一个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不在语文课堂上进行足够的历练，而彻底告别课堂去当学校的 “大总管”，是不是有些可惜有些遗憾？如果青年教师都以此为荣，这是一种幸事还是一种悲哀？

当然，我们不否认这样一种价值定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选拔优秀管理人才以及专业人士担任相应部门领导干部，个中好处毋庸置疑。一些教师确实也属于因 “工作需要”“锻炼人才的需要”而走上学校管理岗位。如果真能让“教者”与 “仕者”巧妙结合，着实不是一件坏事。对此问题，不少业内人士也都表达了自己的观点立场，兹列举一二稍作探讨。

特级教师吴非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当了教师，不必因为那些有一官半职的人在你的面前颐指气使而生气，进而也想方设法谋个小官做做。据说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兵，但是想做官的教师肯定不是好教师，业务上肯定不会有什么大出息。”吴老师表达了一种看法，就是有些教师当了小官之后在群众面前不免跋扈一些，而把心思一味放在 “当官”上的老师，在教学业务上一般不会有什么大的建树。吴老师的话可能说得有些绝对，因为在当下的教师队伍中，确实有一些人官做得稳当，“业务”上的标签和成绩也不少，其中也有些不乏真名堂，但实事求是地说，这样的人总的来看毕竟只属于少数。

另一位著名的青年特级教师王君在 《一生做好一件事》一文中，针对一些人 “有机会去做管理工作，可又觉得舍不得教学，该如何选择”的纠结，做出了如下斩钉截铁的回答——

在中国做领导，哪怕是个小小的中层领导，都意味着时间和精力的巨大投入。而且这种投入，许许多多不是为了工作本身，而是为了协调人际关系，安抚各方矛盾。这实实在在需要一种特殊能力。这个能力，并非人人都具备。

是，教而优则仕。当你远离讲台，着力经营人际关系之后，你还有多少时间思考教学，磨练教艺。就算是勉强支撑，甚至官职还可以更方便地为你打开更多的荣誉之门利益之门，在你的脸上涂脂抹粉，在你的身上穿金戴银，但事实上，你已经很难进步了。

所以，一定要想清楚想明白：你适合当官吗？你的能力应对得了官场的纷繁复杂吗？你内心深处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生活？你到底渴望成为什么样的人？不要被流行的价值观所左右，不在人群中喑哑失声，一辈子被别人喜欢的东西拖着拽着挣扎前行，走了半辈子，蓦然发现：那根本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官毕竟要有人去做，管理工作也是一个很好的磨练平台，但是，适不适合自己，付出和产出的比例，这个账，一定要算清楚。

王老师告诉我们，做管理和致力于教学业务两者往往不可兼得，对此，必须有自己清醒理智的判断和选择。在中国基础教育领域，有一个普遍的现象，即许多在教学教研上取得一定业绩和成就的教师，往往被选拔进学校管理层。这种人才选拔标准自有其合理性，而这些优秀教师大多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胜任学校管理工作，但正如王君老师所说，相比于教学工作，学校管理所要求的，是完全不同的业务能力和个性，当这些教师在两者之间疲于奔命、焦头烂额之时，我们不得不感叹，如果他们一门心思扎根课堂、教科研，所取得的成就，必定不止于此。

两位特级教师所谈，实际上还点破了当下中国一些中小学的情况，即很多学校管理者疏离教学，业务能力欠缺。在一些老师眼里，进了管理层就可以松却甚至远离教学业务，“松一口气”。在不少学校，为了避免两面出击、面面俱到反而 “两面不太好”的尴尬，有很多管理人员干脆不再兼课，或者象征性挂一门 “边缘性的课程”（在学校里课时很少或者经常被挤占的一些课程），实际上基本不用上课，由此 “专事管理”。包括有的学校的 “业务干部”、抓教学教研的领导干部，也是如此。长此以往，教学业务不精或难以更上层楼，恐怕也是在所难免。

其实，早在百年以前，思想先驱严复先生就力主 “治学治事宜分二途”，认为做学问不宜和当官主事搅在一起，这样可以避免学用脱节，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使更多的人掌握各种专门学问，克服由读书考试而谋求当官的流弊。两位特级教师所论，与先驱的主张自然也有一脉相承之处。由此，结合对现实相应问题的观察体验，笔者也有几点不成熟的思考——

首先，作为教师，应该专注于打好业务底子，把心扎根于课堂之上，扎根于常态教学之上。需要强调的是，我说的这种“扎根”，不是有些老师理解和定位的多抢点时间、多挤压学生、多考出两分的那种 “扎根”，而是真正基于学生发展、课程与教学的整体思维与视野，从学情出发，以此理解和建构课堂、规划和落实课程实施的一种持续、稳健的教学行为取向。我们可以有对分数等现实因素的正视乃至必要的追求，但是我们更应该恪守教师的人文情怀和专业精神，在这样的底色和背景之下，把身边的事情努力做好，做得更有品质，而不是漫漫地随波逐流，满足于外在标签和光环之下的虚脱。

学校作为教书育人的重地，是一个讲求 “学术本位”和 “文化本位”的地方，应致力于把这两大“本位”嫁接到“人本”之上。我所理解的“治学治事宜分二途”，并不是否认 “扎根课堂”与 “谋求当官”在某些情况下有协调的可能，而是强调，教师毕竟是一个指向 “教书育人”的专业岗位，教师的本色，应是学者、文化人，应当把更多的精力留给课堂，并在权力和现实利益面前葆有主体人格和精神自立。如果我们的所作所为和选择取向与教师这一岗位的专业诉求有悖甚至完全背道而驰，纵然掌握了权力或得到诸多光环，也绝对算不得成功，甚至可谓一种投机。

对于参加工作时间不是太长的青年教师，更应该把心思精力用于教学教研、班级管理等工作之上，至于说 “踏上管理岗位”，不应该成为青年教师的首选，反之，热衷于经营人际关系、寻求晋升之途，对青年教师的业务成长来说，绝非好事。即使真的有此职业目标，最好有前期充分的历练和铺垫，至少从参加工作到40岁之前应该在一线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等到40岁之后，在教学业务、教育管理方面有所建树，有了自己的独立见解（古人云四十不惑），并且情绪、性格臻于完善，认识和处理问题不偏激、重实际时，再考虑把精力转向学校管理工作。

其次，需要明确的是，即使当官，也需要学习，更需要讲究 “专业”色彩。如今，“学而优则仕”虽然比较普遍，但 “当官”也绝不仅仅是占据了位置就可以混到底的买卖。放眼政府与社会，对各级各类管理岗位的干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领导干部更要以身作则，不断学习，不断提高自己。无论是专业知识储备，还是领导素养、思想素质，都应该一同提高，可谓 “仕而优仍需学”。

学校管理也呼唤专业化，需要对学校管理的相应常识、专业知识有系统的认知、深入的把握，这样才能和自我的经验、才识有机结合起来，更好地履行岗位职能。上海的郑杰校长曾写过一本书，名叫《忠告中层》，就是直接为中小学中层管理者量身定做的成长图书。在学校管理中，“中层管理人员”如何寻找发挥自我所长和管理辐射效应最大化的平衡点，如何为师生、为学校提供有力的支持和服务，如何在把握领导意图、有效执行和有所作为、创造性开展工作之间寻找理性的平衡，这些问题，都需要深思，需要总结。所以，对我们老师来说，更需要清醒地看到：不是说在学校里获得提拔、当了一个官，有了校长的首肯以及某些人的支持，就意味着他具备了与其相称的能力和水平，就可以自然而然获得大家的认可。进了学校领导层，如果不学无术浑浑噩噩，或者只会吆五喝六颐指气使，抑或左右钻营八面玲珑，最后在教师群体中的形象肯定不会高，更谈不上什么 “自我人生价值的实现”，反而可能给学校的教育教学事业带来损害。

至于那些把 “当官”作为谋取评先树优、职称评审捷径的教师，这里也不想大加贬斥。在某种程度上，它反映了在中国特殊的职称制度下，众多教师基于内心的无奈所做的世俗之举，有值得理解甚至同情的成分。相应的体制、制度架构也需要反思，这样一种灰色的背景给教师成长造成的导向恐怕是弊远大于利。当然，那种把自己的人生追求纯然窄化为在学校里捞个一官半职、上个职称，未免也是一种悲哀，不仅是教师个人的悲哀，恐怕也是教师群体的悲哀。

最后，必须端正的姿态在于：在学校里也好，乃至在天底下任何一个地方也罢，当官并不意味着高人一等，而是意味着更大的担当、更大的责任。那种觉得自己进了领导层便高人一等的自我标榜，和现代民主社会、公民社会的大方向完全是不匹配的。作为传递正确价值观给下一代的教育工作者，本身如果不能端正自我，在有形无形中势必也会对学生造成相应误导，传输错误的价值观。

可见，当官与否，不是教师职业生涯是否成功的关键节点，把这一点作为根本标志，可能是 “教师成长 （功）观”的一大错位，也可能是教师职业幸福感和成长心态扭曲的一种表现。教师在自身的职业生涯中，究竟应该通过怎样的方式、哪些更合适的渠道去获得职业幸福感，其实真的值得我们审视和追问。教育教学工作，本就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事业，教师在其中的成长和历练必然更多地表现为渐进发展，这个过程中也必然少不了彷徨、失败、挫折，必然需要忍受更多的平淡与艰辛，转而从中获得成功与快乐的体验，感受职业人生的真正价值所在。把教师成功与否的分界点，落在一时一事的辉煌之上，怕是不妥的。即使我们在经历了长时段的付出、等待之后，在一个阶段的终点上获得了某一范畴的成功，我想我们也应该记住：自己和大家一样，就是个凡人，纵然存在所谓的“非凡”，也不过是“平凡之坚持”。即使真的存在界限，我想这个界限还是应该放到 “教书育人”的“专业”这一根本之上，只有真正在这一 “专业”上勇于攀登，把教育教学真正当成自我毕生事业而有所建树、有所成就者，才是教师成功的应有之义。实现这一转变，靠短短的“三年”绝无可能，更需要漫长的 “三十年”，甚至需要比 “三十年”更长的一生的努力，需要一代又一代真正励志教育教学的有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