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春燕

业余性与职业化一直是奥林匹克运动具有争议的问题，其实质是奥林匹克理念在精英主义与大众文化之间的选择徘徊。但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奥林匹克运动逐步由精英主义转向大众文化，这一趋势在商业化、全球化、现代化的发展中不可避免。在大众文化背景下，奥林匹克运动既要坚守其奥林匹克理想，又要在大众文化中传承和发展，寻求奥林匹克理想与现实的平衡。由此，奥林匹克运动在当代如何发展，又如何在大众文化面前发挥其独特的教育价值，是一个值得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顾拜旦的精英主义是指奥林匹克运动的受众贵族化、体育业余化，奥林匹克运动的精英主义主要体现在精神性、超越性、自律性、领导性等特性;［1］萨马兰奇的奥林匹克大众化是指奥林匹克运动引入商业化、职业体育以及大众媒介的传播等具有大众文化的特征。奥林匹克运动的受众从贵族化扩大到社会各阶层，奥林匹克运动由原来的追求政治独立性发展到与世界各国建立良好的关系。在精神层面，奥林匹克运动由原来带有神圣性的体育活动发展到现代综合性的世界体育盛会，是与全球大众文化的兴起紧密相关的。

1 顾拜旦的奥林匹克精英主义思想

1.1 奥林匹克主义的理想具有精英主义色彩

奥林匹克运动在早期形成阶段具有精英主义文化色彩。顾拜旦借鉴了古奥林匹克运动精神、强身派基督教以及英国绅士教育而创立奥林匹克运动理想，其目的是通过体育运动来促进人在身体、心理、社会、精神、意志方面的全面发展，最终体现为人的精神的升华。［2］可以说，奥林匹克主义是一种理想，它不断地激励着人们朝着美好的方向发展。在具体实践中奥林匹克运动是培养具有超越精神和各方面具有卓越能力的人。奥运会冠军代表着一种榜样，带领着世界体育不断前进。在创办奥林匹克运动时，顾拜旦指出奥林匹克运动的竞技体育是具有通过精英人才的卓越表现和能力带动大众在身体、心理、社会的发展，最终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与和平的实现。在操作层面，奥林匹克运动坚守业余主义、男子至上主义。将奥林匹克运动的参与人群限定在业余人群中，限定奥林匹克运动的参与人群要有一定谋生手段，以这样一种手段来保证奥林匹克运动的参与者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而不是仅仅会从事某个运动项目的个体。奥林匹克运动要求在精神上追求“更快，更高，更强”，体现了奥林匹克运动在精神上的不懈奋斗和进取精神。在文化方面，顾拜旦要求体育要与文化相结合，这样才能体现出体育在育人过程中追求身体、心理、精神方面的全面发展，将体育看作是发展人的一种高级手段。顾拜旦在多个信件中强调，在参与奥林匹克运动的过程中运动员努力获得的冠军是为了荣誉而不是金钱，认为通过体育运动而获得金钱的途径是有问题的。

1.2 业余性是奥林匹克运动精英化的具体实践

顾拜旦认为业余主义将骑士精神、古希腊业余竞技、强身基督教的多种优秀体育精神融为一体。其核心思想是将游戏精神赋予了某种“爱”，是充分认识到对人的自我价值的肯定。体育的业余性体现了对体育的爱，是自愿参加的，从竞赛中获取快乐，过程与结果一样受重视，参与动机源于内在的快乐而非金钱，以及源于对高贵荣誉的追求。［3］体育的业余性体现了体育是休闲而非工作，体育是快乐而非痛苦，体育是自我超越而非自甘堕落，体育是自由而非约束。业余性体现了体育对人的全部价值，但是业余性在现实生活中，体现出体育是精英阶层的专享，因为体育在普通基层工薪阶层看来，体育的这种业余属性基本上是不可能达到的。体育既要有很高的经济基础，又要有优雅的情操，还要有健壮的身体以及超越的坚强意志，以及自我控制能力，和高尚的道德情怀，这在大众中间基本上是做不到的。体育的这种业余性，规定了奥林匹克运动的精英化发展，就是其受众绝大部分是资本主义的精英。顾拜旦在创立奥林匹克运动时就坚持奥林匹克运动“业余化”的原则，其坚持“业余性”的原因是顾拜旦认为只有业余性才能保持奥林匹克运动的教育纯洁性，也只有业余竞技，体育的教育价值才能完全发挥出来。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奥运会运动员的业余身份，将奥运会参与者的受众大大缩小，可以说奥林匹克运动的参与者大多是社会的精英。“精英文化”成为了奥林匹克运动早期的第二特性。奥林匹克运动的精英文化特征体现在奥林匹克运动的追求卓越、超越、进取、自律、博雅以及美的价值观上，通过奥运会的参与，将人的品行培养、精神的培养逐步显现出来，进而达到促进人在社会上的全面发展，提高对社会的贡献。

1.3 布伦戴奇时期是奥林匹克运动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精英主义思想的坚守

布伦戴奇是奥林匹克运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首位国际奥委会主席。他在任时间是1952—1972年，历时20年。在位期间他坚守奥林匹克运动的业余原则，秉持顾拜旦的精英主义，严禁职业运动员参与奥林匹克运动，坚守奥林匹亚运动的非政治化、非职业性、非商业化。但是在布伦戴奇的任职期间，奥林匹克运动的外部环境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二战以后，各民族国家的独立与觉醒，以及世界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得世界体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职业体育的迅猛发展、大众体育的全面开展以及学校体育的广泛普及，使得世界体育在规模上和质量上与奥林匹克运动早期的世界体育大相径庭。二战后，现代工业化进程加快使得多数国家经济迅速发展。经济的发展导致运动员的经济能力和科技水平的提高，更为重要的是给人们提供了极大的充裕时间，使更多的人可以有更专业的、更多的时间、更好的技术来从事体育运动。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使更多的人能够过上以前只有绅士才能过上的生活，这是奥林匹克运动从精英文化转向大众文化的物质基础和历史现实。布伦戴奇坚守奥林匹克运动理想与现实的世界体育外部环境的变化，使得奥林匹克运动与社会发展显得不相适应，在理想与现实的选择中，奥林匹克运动也必然会转向大众化的运营模式和管理模式。

2 萨马兰奇的奥林匹克大众化思想

2.1 萨马兰奇面向大众的平等参与理念

萨马兰奇在一次各国部长出席的会议上曾说“奥林匹克运动将寻求一种介于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方式;使每个人可以拥有各自的政治、知识和文化特性，但在奥林匹克大家庭中找到欢乐。”［4］萨马兰奇上任以来，国际奥委会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奥林匹克运动与世界政治的关系。萨马兰奇成为寻求一种让奥林匹克运动成为积极参与并促进和平的一个体育领域的榜样。在这个平台上，奥林匹克运动面向的人群已从小众的精英转向了世界大众人群，试图通过奥林匹克运动来影响世界各国与世界人民，为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而努力。在论述体育与政治的关系中，他说：“体育是促进人们相互接近的因素，并对之产生直接的、一致的影响。改变世界必然要牵涉到改变人类，这无疑是体育所起的哲学作用，这使个人全面发展的理想得以具体化。奥林匹克主义将是这一理想的模范典型。”［5］

萨马兰奇的大众平等参与奥林匹克运动思想包括几个方面：一是积极呼吁各民族国家积极参与奥林匹克运动，同时主张各参与国家一律平等对待，不论国家大小，绝不歧视。萨马兰奇通过自己出色的外交能力，积极争取世界各国积极参与奥林匹克，使得奥运会的参赛国数量大幅增加，提高了奥林匹克运动的认同度;其二，在运动员上，他主张废除《奥林匹克宪章》中“业余性”的规定，让专业的运动员可以平等地参与奥林匹克运动的比赛，促进了世界上所有的运动员都能够公平地拥有奥林匹克运动的参赛资格。在其回忆录中，他说“奥运会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体育盛会，要想进一步避免其走下坡路的危险，以及体育运动人才缺乏的危机，就要积极地吸收世界上最为优秀的运动员的参与，为奥运会增光添彩”［6］;其三，在妇女参赛问题上，自萨马兰奇任职以来，奥林匹克运动在项目设置上基本上达到男女同等，在比赛中禁止性别歧视。同时萨马兰奇力主国际奥委会委员中要有一定比例的女性领导者，以提高女性在奥林匹克运动的决策地位，以保障女性运动员的权益。可以说，萨马兰奇将奥林匹克运动由一个较为传统的奥林匹克运动改变为一个更为现代化的奥林匹克运动，平等参与思想是其中一个重要思想。

2.2 萨马兰奇的服务大众的“人本”理念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1950年到1970年之间，世界高水平体育迅速发展。萨马兰奇上任以后，更推动了国际综合性运动会的频繁举行，体育赛事更成倍的增长，参加体育锻炼和体育的全球化逐步发展成熟，数以亿计的人们定期进行足球、篮球、排球的练习，更多的人们进行不同形式的锻炼活动。系统性的竞技体育带动了群众积极参与体育锻炼的巨大浪潮，人们通过体育达到了教育和发展自我的目标，通过体育娱乐、休闲，提高了生活质量，促进了大众的幸福。萨马兰奇说：“现代体育已经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了，是每个公民享有的权利，其自我的参与过程不受种族、出身、阶级的影响”。1983年经萨马兰奇提议，国际奥委会成立了“大众体育委员会”。该委员会的目的是参与者不受年龄、性别、经济条件等因素的限制，力图使所有人都可以通过体育锻炼来保持身体健康，促进身体素质的全面发展。大众体育委员会成立以来，积极地引导和敦促各国政府积极制定与当地相适应的体育计划，使体育越来越大众化和普及化，促使体育为促进大众的健康做出积极的努力。

2.3 萨马兰奇推动体育与商业、媒介的合作，主张体育社会多元化的理念

萨马兰奇在运营策略上推动体育与商业、媒介的合作，是现代体育发展中的必经之路。没有商业化的运作，奥林匹克运动不可能在现代化社会中持续下去;没有媒介的传播，奥林匹克运动的影响力将大打折扣。其关键是奥林匹克运动如何合理地利用商业，进而推动奥林匹克主义在现代化社会中实现。萨巴兰奇曾说：“市场营销在奥林匹克运动中越来越重要，电视、赞助等收入活动使奥林匹克运动在财政方面独立，但必须牢记掌握体育命运的必须是体育本身，而不是商业利益。”［7］在萨马兰奇的推动下，奥林匹克运动与商业世界之间结成了一个富有成效的关系。缔约双方遵循“促进和保护双方的利益”的原则，奥林匹克运动寻求资金实物支持，企业单位为了获得一定的知名度和市场上的承认作为交换的筹码。商业化与大众传播的策略使得奥林匹亚运动的传播更加广泛，但商业化也使得奥林匹克运动在文化形式上表现为娱乐化，商业化经营中如果执委会在原则上稍有退让，奥林匹克运动也将变得世俗化。

奥林匹克运动是在奥林匹克主义指导下进行的体育运动，其最高哲学是实现人的身心完善，并推动社会的和平与美好发展。奥林匹克运动本身带有精英性质，但为了带领大众体育的进一步发展，使得中层阶级的人员在努力实践的过程中也可以参与奥运，就必须坚持多元化发展思路，构建奥林匹克运动精英与大众并存的体育格局。

3 萨马兰奇体育大众化发展遇到的瓶颈

3.1 奥林匹克运动的娱乐化倾向严重

大众文化是带有消费主义、世俗化、娱乐化、平等化等特征的现代文化，它以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感觉、感触为主要内容，追求诸感官的娱乐效果，基本原则是满足大众趣味。大众文化变换着各种形式供人娱乐，并充分满足和发掘人们的感觉。奥林匹克运动的大众化倾向在于奥林匹克运动允许职业体育的进入以及奥林匹克运动商业化运作模式的出现。职业运动员的出现标志着以体育为生的体育专业人才的竞技比拼，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体育从娱乐性转向工作性，从超越性转向目标性，体育的精英化、为人化、休闲性、娱乐性被刻板化、机械化、工具化所代替。体育的精英化受到世俗的经济运行所影响，体育的独立性受到经济的左右，甚至受到腐败的侵袭。奥林匹克精神倡导的进取、超越精神不再被世人标榜，相反，奥林匹克运动成为运动员追名逐利的竞技场。奥林匹克理想及其精神在世俗的大众文化面前被扭曲，价值被异化。

3.2 竞技体育工具理性的盛行

竞技体育工具理性的盛行导致奥林匹克运动的审美疲劳。奥林匹克运动在体能上、技术上的成功突破使得奥林匹克运动会成绩在不断地打破，但是奥林匹克运动的标准化、模式化、程序化的操作与管理，使得奥林匹克运动出现了一种程式化的繁荣;奥林匹克运动的职业化水平使得奥林匹克运动的运动员越来越功利化、专业化;奥林匹克运动的比赛永远都是世界顶级运动员的比赛，使得奥林匹克运动的教育精神被大打折扣，奥林匹克运动的教育性削弱，奥林匹克运动的精神引领被世人所质疑。

职业体育的参与使得奥林匹克运动的榜样力量弱化成了体育运动的技术引领。由精神性的引领变成了物质性的引领，大众化的奥林匹克运动导致体育的育人功能弱化，世界体育的发展朝着物质化、功利化的方向发展。奥林匹克的教育性是用精英文化去感化大众，让大众变为精英，最终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奥林匹克运动的自律性、超越性、精神性体现出来的精英文化在大众体育文化发展中仍然具有引领作用。正如米奎尔所言，在现代体育背景下，奥林匹克主义应承担起全球新文化政策领导者的角色。奥林匹克运动及奥运会应避免带有工具理性，要进一步把奥林匹克运动在精神上、价值上、文化上办成全球的体育竞技文化引领者，使其具有超越性、人文性、生态性、可持续发展型的奥林匹克运动。充分展现其精英的引领作用，这样奥林匹克运动才能保持青春的焕发，才能进一步影响和发展大众体育文化，推动世界体育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4 大众文化背景下奥林匹克运动的当代治理

4.1 罗格时期的体育大众化治理理念

罗格上任后，奥林匹克运动面对的问题是腐败、工具化和不团结。罗格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改革。首先是反腐，包含了运动员使用兴奋剂等方面;其次是人性的回归。更人性体现的是对体育大众化后的工具理性的反抗，体现了奥林匹克运动在大众化后将人作为主体，注重人的主体地位、人的主观意愿，人的价值的充分体现。罗格时代的奥林匹克运动在遏制兴奋剂、腐败、不团结等问题上取得了成效，规范了奥林匹克大众化后所呈现出的不好的状态，使奥林匹克大众化的良性发展得以实现。罗格在任期间举办青奥会，目的是使奥林匹克运动在青年一代的教育功能得以实现，因为罗格深知在大众化的背景下奥林匹克运动的世俗性、娱乐化已深深地被媒介、国家、商业所绑架，奥林匹克运动已成为世界体育的狂欢盛会。

4.2 巴赫时期的奥林匹克大众化治理理念

巴赫在2013年9月任职国际奥委会主席至今。目前力主推行《奥林匹克2020议程》。其改革项目达11个板块，分别有申办奥运方式、奥林匹克的可持续发展、奥运会的规模、运动员与反兴奋剂关系、奥林匹克教育、经济建设、道德建设、组织建设、商业发展、管理、与其他体育组织关系的内容。［8］巴赫的改革意图主要有，一是传承奥林匹克主义;二是推动奥林匹克运动的可持续发展。其具体体现在：防止过度的商业化，使奥林匹克运动朝着自己规定的方向迈进，同时防止过度的功利化，严厉惩罚比赛中兴奋剂的使用，进一步扩大奥林匹克的教育功能。在运动员方面，提出保护“干净”的运动员，让比赛更人性，更体现人的价值。他还提出要节俭办奥运，进一步利用现有的奥运场馆，做到环境友好型发展。巴赫的这些思想体现了奥林匹克运动大众化后的治理思路，对推动奥林匹克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5 结语

奥林匹克运动的体育大众化之路使得奥林匹克运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给奥林匹克运动带来了一定的问题，即竞技体育工具理性愈演愈烈、竞技中对人的主体的忽视、商业化的运作带来了一定的腐败问题、教育价值的弱化、以及受大众媒介的影响扩大化等。这些问题使得国际奥委会主席在继任以后成为主要的解决问题，其实质是奥林匹克运动大众化后，面临的现代性的问题。罗格在继任奥委会主席时提出“更干净、更人性、更团结”的口号，其针对的是奥林匹克运动面临的腐败问题、兴奋剂问题以及奥林匹克运动中的教育问题;巴赫继任之后提出的奥林匹克2020规划，主要针对奥林匹克运动中运动员的可持续发展、奥运会规模扩大的举办问题，实质是奥林匹克运动在大众化之后面临的发展问题的具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