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雨薇

（华中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一、“新民乐”含义、产生原因以及特点

对于“新民乐”的含义，居其宏在其著作《新中国音乐史》中指出，“新民乐”的概念原来是由卞留念等人提出的，主要是用民族乐器演奏通俗性的音乐，使得演奏形式更为活泼，或是把民族器乐流行化，在民族器乐创作手法中加入流行音乐元素，争取更多的听众，为民族器乐争得一席地位。

为了弘扬中华民族传统音乐，中央电视台策划了一个“新民乐”栏目，主要面向海外观众。“新民乐”的概念在学界还没有定论，综合各种说法，我们可以总结出关于“新民乐”的定义：所谓“新民乐”就是以中国传统民间音乐素材为来源，使用中国的民族乐器与西方现代流行音乐的编曲和配器手法相结合，运用多媒体技术包含了品牌等观念形成的视觉听觉效果，具有鲜明地时代风格的民乐演奏或演唱形式。“新民乐”不仅包括民族器乐，也包括民族声乐。从“新民乐”创作方面来说，包括“创作型”和“改编型”。

改革开放前，传统民乐在内容和形式上与人们联系紧密，乐器物美价廉，对于传统乐器上手较快，因此传统民乐在当时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传统民乐在和声、配器等方面存在不足，音乐需要符合时代的发展，与大众的审美一致，在经济的驱动下，“新民乐”迅速发展起来。

从“新民乐”的理念中我们可以看出“新民乐”的特点。从音乐本体上说，和声丰富、配器灵活、音响效果丰满、采用旋律变形、节奏变形等技法；从表演上来说，演唱方法多样，用美声唱法和流行唱法来表现民歌的旋律。演奏形式不拘泥于独奏、齐奏与合奏，而是以组合的形式，给人视觉上的美感。

“新民乐”的定义，到“新民乐”的创作和对其价值判断都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从保护传统音乐的角度来说，“新民乐”打破传统，失去其原有的本土化的风味，对保护传统音乐是不利的。传统音乐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保留至今，如果失去其原有的形式与风格，对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打击。但是，从推广传统民乐角度来说，“新民乐”是在传统民乐的基础上加以改编或重新创作，以传统民乐的新形式、新风格吸引大众眼球，从而对传统民乐起到了传播作用。

二、“新民乐”引发的思考

“新民乐”需要合理的发展，不盲目吸收现代音乐手法，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发展“新民乐”，处理好保护、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关系。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的审美观念也随之变化，在符合大众审美的前提下发展民乐，创造出既符合传统音乐本身的特质，又符合大众审美需求的音乐，让“新民乐”赋予传统民乐以生命力。没有听众的音乐是没有生命的，因此音乐的生命在不断发展中得到延续，在延续中不能舍弃传统民乐的根与魂。

纵观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发展，对于中国音乐发展道路问题的探讨从未间断，这也是音乐文化思潮的一种直观地体现。音乐本身存在着古今、中西、雅俗的多种关系，中国音乐的归属是一个不得不讨论的话题。

清末民初音乐思潮的兴起，此后西乐思潮的深入发展、国粹主义音乐思潮、国乐改进思潮、救亡音乐思潮、直到改革开放新时期的音乐思潮都是围绕中国音乐如何发展的问题进行，争议中同样都体现了古今、中西、雅俗的矛盾。1903年匪石发表了《中国音乐改良说》，文章中提出了中国音乐的四大缺点，和寡、卑靡、无力、无理，因此应该对国乐进行改革，使得中国音乐走上一条全新的道路，一条转型的道路，为此后“新音乐”的提出做出了理论和思想准备。这里所说的国乐可以认为是中国的传统音乐。

1988年，作曲家金湘提出了“中华乐派”，他在接受《中国音乐年鉴》编辑部记者采访时，鲜明地宣告：“应建立我国自己的中华乐派，融合中西一切优秀传统，通过学习掌握，既不拒绝也不拜倒……只有这样，我们的音乐才能与世界优秀音乐文化交融。”进入新世纪，赵宋光在《举起中华乐派的大旗—致金湘》中提倡“新世纪中华乐派”，并在金湘的音乐创作实践中指出他是二十世纪“中华乐派”的嫡亲传人。

80年代兴起了一股“新潮音乐”的创作潮流，这股创作潮流在观念上不同于以往，它是以一种激进和反叛的姿态以及艰涩的音响在中国乐坛崛起，并伴随着激烈的思潮冲突。作为一种思潮，它与政治、经济、文化相联系。

21世纪是一个高度碎片化的时代，政治、经济、生活方式、文化和知识体系都已经凌乱，人们把这样一种“分崩离析”的状态称之为后现代。音乐中多元主义、复合风格，将不同风格的音乐拼贴、整合在一起，就如“新民乐”中将中国传统民乐与西方现代音乐技法相结合，与时代潮流相吻合。但是，“新民乐”要想真正走一条创新发展之路，就应当继承传统民乐的精华，把握中国民乐的本质找到中国音乐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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