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琴

(贵州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

基础教育是个人成长成才的重要起步阶段，关乎个体社会性等全面发展。伴随城镇化发展，原本定居农村的人口随之演变为流动人口和留守人口两类群体，农村流出务工群体与留守农村人员在价值取向上逐渐出现分歧。“离农”还是“为农”已然成为农村家庭教育价值的常态选择，并致使家庭深陷这两难境地之中，“知识改变命运”与“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此起彼伏。因此，以个案研究方法透视农村基础教育问题所在，并对现存困境进行解释性分析视角新颖，且意义重大。

一、农村基础教育概述

我国农村基础教育规模仍然占全国基础教育的75%左右，关系到基础教育的全局，也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前途命运。[1]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优先发展教育事业”这一宏伟建设思想。强调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着力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高度重视农村义务教育，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在了解农村基础教育之前，明确农村教育的内涵非常必要。邬志辉指出，农村教育是一个地域概念，主要指在农村经济社会环境中，对农村居民及其子女进行的教育，由扫盲教育、基础教育、成人继续教育等组成服务于农村发展的综合教育体系。[2]由此可见，农村教育的范围和高度超于农村基础教育，它是层次与类别上具有多重维度的系统概念。义务教育是我国教育发展史的一项重大创举，是根据宪法规定，适龄儿童和青少年都必须接受，国家、社会、家庭必须予以保证的国民教育，具有强制性、免费性、普及型的基本特征。而农村基础教育作为农村教育的核心组成要素，这不仅体现在内容结构方面，也表现在时间功能方面，农村基础教育现状基本为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的现实演绎，因此我们所关注的农村基础教育与农村义务教育的内涵基本相通，即关注农村社区内以小学生与初中生为教育主体的基础教育。具体而言，地域范围限定为农村社区所辖行政边界内，调查对象为就读于这一地域内小学或初中的学生群体。

二、光环下的阴影：贵州农村基础教育问题个案分析

在国家政策关怀和大力扶持下，近年来贵州发展势态迅猛，大数据产业、旅游业发展蒸蒸日上，2017年贵州省GDP增速为全国第一。在头顶如此亮丽的光环之下，贵州因其贫困由来已久的根源性，仍未摘掉落后或美言之为“欠发达”的贫困帽子，在农村基础教育方面仍举步维艰、任重道远。贵州省铜仁市印江县是精准扶贫实施的重点地域，对其所辖的农村学校进行调查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较高的代表性和推广度。通过对印江县所辖农村完全小学(以下简称“完小”)的走访调查，根据对教师与学生这两大教学主体的访谈结果发现，在国家大力倡导精准扶贫与教育公平的美好愿景下，实质上仍存在诸多现实问题或困境，尤其亲眼所见的教学现状更是令人难以想象。

(一)教育成本下的两极分化，教学资源存在浪费

伴随城镇化进程加快和信息化发展，务农人员流入城镇务工已成为社会常态，贵州农村外出务工群体呈现递增趋势，这为其子女享受基础教育的流动性提供较大可能。同时伴随农村家庭教育观的转变，家长均竭尽所能地为子女提供更高水平、更好条件的教育，选择送子女在县及乡镇学校读书。正如当地人所说“有条件的家庭尽量都将孩子送出去读书了，留下的或是没条件，或是孩子没人管的”。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投入成本包括金钱、时间、人力资源等核心要素，成本主要源于家庭的经济收入，进而农村家庭子女受教育水平与家庭贫困程度呈现相关性，即家庭越贫困、成绩越差的学生越会留在农村学校进行就读，否则乡镇及以上学校择校机会较大。最终造就了该地农村完小的入学率逐年递减，生源逐渐减少的真实现状。以Z完小为例，目前全校共有6个班级，学生共计39人，其中部分班级人数不足5人，入学率极低。与此同时，虽然农村基础教育水平和条件与城镇仍存在差距，但国家和政府在农村基础教育上仍投入较大，以尽力保障义务教育的正常开展，尤其在教师、教室、桌椅等硬件条件上给予基本保障，如Z完小教育投入资金为100多万元。但较上述学生入学与就读情况与实际办学条件而言，教学资源可谓相对浪费。

(二)教师深陷两难境遇，身心俱疲且前途渺茫

面对学校性质与地域的差异，当下教师职责与声望虽未体现明显差距，但受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影响和教育资源的非均等化，服务于农村基础教育的教师仍身处困境。研究发现，农村基础教育教师深陷两难境地，即继续留在农村学校中教师自身倍感动力不足、前途未卜，而逃离农村地域又不知何去何从，且担心背负舆论压力。主观而言，这也属人之常情，符合社会人行动追求自身价值最大化的行动逻辑。客观而论，这仍暴露出我国农村基础教育在教师方面存在的现实困境，严重阻碍基础教育发展。同时，教师队伍中老龄化问题严重，如X学校仅有的9位教师中，5位均是50多岁的教师，且身体健康情况较差，只有3位能够承担教学工作，导致教学任务繁重。体制内自上而下的行政之风令身兼数职的教师苦不堪言。当学校面临行政性工作检查时，为响应上级工作指令而抽调基层教师，致使基础教育的师资调配上捉襟见肘，一名教师需同时承担教学、事务接待、资料整理等沉重工作，颇感分身乏术、疲惫不堪，严重影响教师的工作情绪和状态，并恶性循环式地打乱教师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性。

(三)从单亲家庭到留守儿童，文化和经济贫困代际传递仍在延续

受限于“教育经济决定论”的影响，许多农村家庭为支撑家庭开销，保障子女有学可上而背井离乡、外出务工，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群体不断增加。对于留守儿童接受基础教育中的现存问题，多数父母仅停留于承担读书和生活的费用，对于生活关注和情感交流难以持续。留守儿童社会经验尚浅且认知能力不足，日常中缺乏父母的直接监管和照看，往往会受到社会不良习气影响，导致价值观和心理偏曲，严重影响其社会化和个人全面发展。与此同时，农村单亲家庭子女的教育问题也极具代表性，且频繁出现。例如Z村单亲家庭规模较大，主要缘于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在城镇中确立恋爱关系后，通过婚姻和血缘等途径，原本并不是该村的女方被带回贫困农村生育和生活，而这些外来流入农村人口往往因经济贫困、文化差异等因素往往最终选择离开，甚至是偷偷逃离农村，进而导致单亲家庭频现，且规模日益扩大。家庭结构的完整性是子女受教育的重要保障，父母任何一方的缺失都会对子女在成长过程中产生重大影响。无论是单亲家庭，还是留守儿童群体，在极具重要性的农村基础教育阶段，父母的角色缺位或关爱缺失均对子女接受基础教育产生不利影响。家庭所期许通过教育“跳农门”的美好愿望往往因上述问题最终化为泡影，辍学、误入歧途，甚至违法犯罪，令农村家庭的文化贫困和经济贫困仍在代际传递。

三、改善农村基础教育现状的对策性思考

(一)注重内生力量强化，辅以外部力量支持

常言道“再穷不能穷教育”，保障孩子接受教育已经深入每个家庭的心中。教育选择是以成本为前提的，即便是基础教育(义务教育)阶段亦受其影响，导致如前文所述“教育家庭经济决定论”下产生的两极分化。而家庭经济只是影响教育选择的显性因素，究其根源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历来发展的不平衡导致的收入差距与资源不等，而且这种不平衡由来已久。因此，在精准扶贫的现实背景下，国家和政府从外力因素上应给予更大力度、更为精准的政策、经费、基础设施等支持，但最为重要的是要注重农村内生力量的不断强化，才可既治标又治本，否则仍然是“授之以鱼”，而非“授之以渔”。具体而言，一为结合农村当地特色优势，依照精准扶贫政策引领，积极带动村民脱困脱贫，进一步改善农村家庭的经济状况和精神面貌；二为树立合理的教育观，培养受教育子女感恩之心，摒弃读书是以离农为目的的功利主义，提倡农村学子受教育后积极回馈与反哺农村，而不是纷纷逃离农村。三为因地制宜地进行教学资源整合，改革传统的以入学率、辍学率为标准的教育评价机制，为留村学生尽可能地提供更为优化的软硬件保障，确保适龄儿童和青少年有学可上、有校可读。

(二)多维度为教师增福减负，从而“留才”再“育才”

针对农村基础教育教师面临的现实困境，可以从多层次、多方面改善教师教学和生活现状。一为提高教师经济待遇。国家及政府应重视这一老生常谈的问题，在工资、福利津贴上应量体裁衣，加大对服务于基层尤其是偏远山区农村教师的经济支持力度，否则无差别化或象征性的工资差别难以体现国家对其的关注力度，进而难以实现激励性。二为改善教师生活和教学条件。在教学与生活基础设施上，应着力解决教师住房问题，解决“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并进一步改善教师食、宿、行等条件。同时缩小农村与城乡教学条件的差距，确保基本教学设施完备，保障教学顺利实施。三为搭建培训、晋升机制，减轻教师行政工作负担。科学地进行顶层设计，鼓励青年教师通过参加校本培训、外出学习、技能评比等方式提升自我，并在职称和职务评聘方面进行精心思考。同时提倡基础教育“去行政化”，为农村教师钻于专业教学而非行政工作提供保障。总而言之，需从国家、社会、学校等多重视角改善教师的工作和生活现状，引导这些人才能够坚守在农村教育的土地上，进而用自己的辛勤汗水孕育更多的有用之才。

(三)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障其求学之路后顾无忧

学校作为教育的主阵地，应增强对在读留守儿童的关注，在学习之余更应关心其生活、心理等状况，引导学生汲取社会的正能量和生活中的阳光向上，为他们营造健康、轻松的学习和生活氛围。与此同时，学校应积极与村委会进行沟通，精准把握所在辖区适龄入学儿童的家庭情况，主动迎接适龄儿童入校学习，而非被动等待家庭送子女就读。次之，留守儿童及单亲家庭的父母及长辈，在应尽的抚养义务基础上，更应该加强与子女的沟通交流，增强对其平日关注，时刻把握子女的生活动态，防止其出现心理偏差而导致的学业无成，甚至误入歧途。最后，国家与社会在社会发展中应进行准确定位，积极为留守儿童群体贡献应有力量。国家应继续加强相关政策的贯彻落实，对实施过程进行监督与管理，确保政策和经费支持落地有声。社会上多以非正式组织形式关注留守儿童，竭力在基础设施、生活条件、心理疏导、学习情况等方面，为此类社会化进程中的特殊群体扫清求学路上的阻碍，促进其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袁桂林.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的需求、推力与阻力[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22.

[2]邬志辉.关于农村教育三个理论问题的探讨[J].教育月刊，200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