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亦可

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清代史

清世祖顺治帝是清朝入关后的首位皇帝，也是清朝倾心汉文化最深的皇帝之一。孚斋是顺治皇帝的书斋，顺治帝在位的最后几年中，日常俱在孚斋读书游息，召见汉族士人和僧人。然而，顺治帝去世后，他生前对汉文化的热爱、对汉族士人和僧人的亲近，都被孝庄皇太后和满洲亲贵大臣大肆批判。（姚念慈《评清世祖遗诏》，《清初政治史探微》，辽宁民族出版社，二〇〇八年）孚斋作为顺治帝接受汉化的重要证据，斋名被清代官书抹去不提，斋中布局不复旧貌，甚至所在地点也渺不可寻了。今天的故宫博物院（紫禁城）中，已经没有任何标识提及孚斋所在。唯有从文献中尚能找到一丝孚斋当年的痕迹。

顺治帝图片取自故宫博物院藏清人绘《福临吉服像》轴

晚清人吴振棫在其《养吉斋余录》中提到孚斋，称：「世祖笃好儒术，手不释卷，建孚斋于宫中，为读书游息之地。尝命徐立斋元文进《孚斋说》一篇。」（《养吉斋余录》卷三）清初韩菼、张玉书也都曾提及徐元文作《孚斋说》一事。（韩菼《徐公元文行状》；张玉书《徐公神道碑》）不过，他们都没有说明孚斋的具体位置。唯叶方蔼之子叶渟为其父所撰《先司寇文敏公遗事述略》中称：「（世祖）筑室乾清宫旁，颜曰﹃孚斋﹄，命为《孚斋记》以进。」（《吴中叶氏族谱》戊集）徐秉义也称：「时与余弟立斋并邀主眷，乾清宫有室曰﹃孚斋﹄，为世祖读书静坐、受厘宴息之所，宰臣少有至者，惟公与余弟得入，遂命各为《孚斋记》以进。」（《培林堂文集》卷八《讱庵叶公墓志铭》）则孚斋为乾清宫殿室之一，当即乾清宫东、西二便殿昭仁殿、弘德殿，或东、西二庑殿端凝殿、懋勤殿之一。其中，懋勤殿作为明代以来皇帝藏书、读书的处所，被顺治帝辟为孚斋的可能性最大。

徐元文、叶方蔼二人的传记中都专门提到他们受召于孚斋、奉旨撰《孚斋说》，可见这在当时是甚为荣耀之事。但二人所撰《孚斋说》，今俱不存于文集中，《叶文敏公集》卷一目录尚留有《御试孚斋说》题目，正文或系特意抽去。传记中专门拿来夸耀的文章，却不收入文集，是很奇怪的事，何况二人都是如此。最可以想见的理由，当是康熙以后，孚斋旧事为当政者所忌讳，故而徐、叶文集中都不敢收入此文。

顺治朝的孚斋中究竟有些什么？顺治皇帝在孚斋中做些什么？虽然徐、叶二人的《孚斋说》今俱不可见，幸好还有彭孙贻的《客舍偶闻》一书，记录了顺治皇帝在孚斋召见徐元文、叶方蔼等人的情形：

世祖召修撰徐元文、编修叶芳霭、华亦祥入乾清宫。世祖科跣，单纱暑衫禅裙，曳吴中草鞋。命三臣升殿，赐观殿中书数十架，经史子集、稗官小说、传奇时艺，无不有之；中列长几，商彝周鼎、哥窑宣炉、印章画册，罗列毕具；庑下珠兰、建兰、茉莉百十盆，清芳触鼻，璀璨耀日。赐席地坐，从容问群臣贤否、时政得失，皆谢以初进小臣，不能备知。因及书史古文，又问近来名流社会，且云慎交社可谓极盛，前状元孙承恩亦慎交中人也。

彭孙贻是明遗民学者，以记考当朝史事名家。上引记载，或是他传抄自徐、叶二人的《孚斋说》，或是闻之于他在朝为官、与叶方蔼交好的从弟彭孙遹，总之当有所本，不可作传闻野史观。引文中虽言召见地点为乾清宫，但从陈列上看，显然不是乾清宫正殿，应该就是乾清宫殿室之一的孚斋。斋中陈设，书籍、图画、古玩、花卉毕具，与当时汉族文人的书斋甚为相似。顺治皇帝个人的穿着打扮，「科跣，单纱暑衫禅裙，曳吴中草鞋」，也与南方士人夏季的装束相近。至于赐徐、叶、华三人席地而坐，「从容问群臣贤否、时政得失」，又谈论书史古文与士人社盟情状，更是展现出将与汉族士大夫坐而论道的姿态。

端凝殿

徐元文、华亦祥、叶方蔼三人，是顺治十六年榜鼎甲。而顺治十六年春闱，是清朝为庆祝攻占云南、统一明朝旧域而开设的恩科。顺治皇帝以类似于汉族君主的方式招待这一榜的新科鼎甲，可以看做一种具有象征意味的表态，展示的是这位年轻的清朝皇帝愿意继承大明帝国的政治文化遗产、以传统汉族王朝的方式统治大明的故地故民。彭孙贻以不无钦羡的语气记录这段掌故，则说明此时不仅是在朝汉官，甚至在野的遗民士人，都对顺治皇帝的政治姿态表现出认可与期待。

由于孚斋位于乾清门之内，若非顺治皇帝相召，外臣绝不能擅自步入，故而当时得以目睹斋内陈列的人并不多，留下的正面记载更少。除上引彭孙贻笔记外，木陈道忞禅师文集中对孚斋的描述，是另一处珍贵的记录：

懋勤殿

昭仁殿旧影

清 福临 行书王维诗轴绫本墨笔故宫博物院藏

上所居孚斋，门书「生死事大」，壁书「莫道老来方学道，孤坟尽是少年人」之句。为语忞曰：「每对此，辄万缘寝削。」因进曰：「少年读李卓吾﹃才等待，便千万亿劫了也﹄，即日出家。」上曰：「亦请老和尚大书，用以自警。」（《布水台集》卷四）

顺治皇帝向有佞佛之名，木陈道忞是深得他宠信的汉族僧侣之一（陈垣《汤若望与木陈忞》，《陈垣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一九八〇年），故而能够出入孚斋。此诗题中描写孚斋门、壁张挂字幅，是《客舍偶闻》所不及的孚斋的另一面。

在乾清宫殿室的门上挂上「生死事大」，墙壁上挂上「莫道老来方学道，孤坟尽是少年人」，确实有些超乎我们的想象。不过，在顺治之世，阳明后学仍喧嚣一时，并与佛教禅学相沟通。顺治皇帝受到当时流行文化的影响，沉迷于这些禅宗语录，同样不难理解。从这一意义上说，顺治帝的「佞佛」，与他对汉文化的倾心，可以视作一体两面。孚斋门壁上悬挂的禅宗语录，与内里陈列的书画古玩，在精神意义上的指向是一致的，都体现出年轻皇帝对当时汉族士人文化的向往与投入。

顺治皇帝对汉文化的倾心，固然赢得了不少汉族文官的拥护，然而，在保守的孝庄皇太后与满洲亲贵大臣看来，这些却都是有悖清朝「祖训」、甚至可能引发统治危机的危险行为。孚斋中对汉文化元素恣意而毫不掩饰的铺陈，顺治帝在其中模仿汉族士人的装束举止，自然也让这个书斋成为保守派的眼中钉。因此，顺治皇帝甫一去世，孝庄皇太后和满洲大臣就共同拟定遗诏，以十四条「罪己诏」尽行否认顺治帝生前的汉化倾向。「孚斋」之名也从紫禁城中销声匿迹，曾经张挂陈列的书画古玩，大概都收拾进了库房。顺治朝出入孚斋的文士、僧侣，亦不复当年的风光。道忞禅师匿迹江湖，自不待言，至六十余年后犹遭到雍正皇帝的批判（陈垣《汤若望与木陈忞》）；徐元文、叶方蔼俱身陷顺治十八年的奏销案中，各自降调，至康熙九年以后，才陆续以经筵讲官的身份再次聚集到康熙皇帝身边，而华亦祥已于此前过世。

康熙十一年，叶方蔼结束八年的乡居生活，回到朝中，作《急论》三篇进呈。其中第二篇专论君臣之道，以为「臣之事君，有师道焉，有友道焉，有仆隶之道焉」。（《叶文敏公集》卷七《急论中》）叶方蔼向往的君臣师友之道，即是当年孚斋中与顺治帝坐而论道的延续。然而，当年那个带着几分天真气、君臣坐而论道的孚斋，此时已经被更融入官僚体制、以大臣分班侍值的南书房所取代。康熙帝对汉族文官的笼络，比他的父亲更多了几分帝王心术，而少了以师友相待的真诚。数年之后，正一路青云直上的叶方蔼萌生退意，谓清朝政治「寸进退反尺」（《叶文敏公集》卷十一《寄家人》），已非他当年的期待。叶方蔼求去未成，最终在康熙二十一年卒于任上；徐元文则于康熙二十九年遭两江总督傅拉塔弹劾，「惊悸呕血而死」。（李光地《榕村语录续集》卷十三）顺治皇帝的孚斋，徐、叶二人笔下的《孚斋说》，连同孚斋中略带天真的汉化理想，都如同昙花一现，随即湮灭在了清王朝日益成熟的政治轨道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