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权贵

2018年6月，上海小学语文教科书将课文《打碗碗花》中的“外婆”全部改成“姥姥”一事，引发舆论热议，包括《人民日报》、腾讯新闻、东方网、新浪新闻、《南方都市报》在内的各界媒体纷纷对该事件发表评论，关注度空前高涨。尽管上海市教委已将该文中的“姥姥”一词恢复为原文的“外婆”，同时依法保障作者权益，但社会上关于“姥姥”与“外婆”的大讨论仍在继续。

为什么作这种改动？早前有网友找出上海市教委对这一问题的答复，说是因为“姥姥”属于普通话词语，而“外婆、外公”属于方言词语。上海定位于现代化、国际化的大都市，当然要尽力遵循国家推广普通话的要求。这一认知是否正确呢？其实大众的激烈反应，已表明了答案。这种以城市文化背景来干扰语言使用的做法，本身无异于“刻舟求剑”，是对语言发展演变、方言与普通话关系的错误认识，当然会引来大众的反驳。为什么这场论争会引起全民参与呢？因为“姥姥”“外婆”是我们语言生活中最熟悉最常用的词语，如何取舍，似乎每个人都能说出一些理由。

那到底是“外婆”好，还是“姥姥”好呢？我们不妨直接从语言的角度，来探寻问题的真相。

首先，“姥姥”和“外婆”究竟哪个是方言？在我国最早研究亲属关系的专著《尔雅·释亲》中，不仅亲属称谓“姥姥”“外婆”没有出现，连“婆”和“姥”都还没有出现，但对这种亲属关系已经有了概括：“母之考为外王父，母之妣为外王母。”其中的核心语素“外”值得注意，在《尔雅·释亲》所建构的宗族、母党、妻党、婚姻亲属体系中，这个语素“外”主要用于“母党”或“妻党”称谓，例如“妻之父为外舅”“妻之母为外姑”“女子子之子为外孙”等。正因为如此，现行的大型语文辞书如《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等还专门为“外”列了一个义项：“称母亲、妻子、姐妹及女儿方面的亲属为外。”我们熟悉的“外戚”“外祖”“外甥”“外侄”“外舅”等词语皆其例。因此，传统表达“母之……”这类亲属关系时，一般使用“外+亲属称谓”的构词方式，显然，“外婆”就是这种构词方式的产物。“婆”本来是指年老的妇人，如《广韵》平声戈韵蒲波切：“婆，老母称也。”《集韵》同韵亦收：“婆，女老称。”后来就引申出“母亲”“祖母”“丈夫的母亲”等意义，于是在“婆”的前面加一个限定亲属关系的语素“外”，就成为指称外祖母的专有词语。但“外婆”组合成词直到唐代才出现，而且用例很少，《法苑珠林》卷七一：“我是汝外婆，本为汝家贫，汝母数从我索粮食。”至宋代，“外婆”用例略有增多，但诸如《太平广记》等文献中的“外婆”多是转引自《法苑珠林》。清人郑珍（1806-1864）编著的《亲属记》一书中收有“外婆”一词，所引书证是宋人洪迈的《容斋随笔》；白维国先生主编的《近代汉语词典》“外婆”词条的书证还有宋黄庭坚《与洪氏四甥书五》：“外婆比来意思殊胜，比去冬十减六七，望夏秋问得佳也。”据此，可以断定表示外祖母的专属称谓词语“外婆”是唐宋以来沿用至今的。

再说“姥姥”，“姥”字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梁顾野王《玉篇》皆未见收，以唐写佛经为收字依据的《龙龛手镜·女部》始见：“姥，莫补反，老姥也。”唐玄应《一切经音义》卷十三云：“姥，今以女老者为姥也。”又宋本《玉篇·女部》作：“姥，莫古切，老母也。”《广韵》上声姥韵莫补切：“姥，老母，或作姆。”《集韵》上声姥韵满补切：“姥，女老称。”从这些记录看，“姥”大约出现于唐代前后，与“母”音义相同。刘敬林先生在《释“考老”说“转注”》一文中认为：“（《说文》）叙中‘考老并举的例字‘老（mu）实际是‘母的异体，是‘姥的初文。”据笔者考证，在我国传统字韵书中，直到明清时期的《字汇》《正字通》等，所收“姥”都是作为“母”的后起异体字，大型官修字书《康熙字典·女部》更是明确指出：“姥，与母同。”而“姥”既没有“外婆”这一用法，也没有“lao”这一读音。用“姥姥”指称外祖母，大概出自明代的北京方言，明代万历人沈榜（1540-1597）在《宛署杂记·民风二》中记载：“外甥称母之父日老爷，母之母日姥姥。”其中“姥姥”与“老爷”对文，可推知“姥”实际是“老（lao）”的增旁俗字，因特指外祖母故增“女”旁，音“lao”也是源于方俗读音。

因此，从源流演变看，历史上的“外婆”比“姥姥”出现时间更早，且保留了“外祖母”这一亲属称谓的传统特征；从文献用例来看，“外婆”是更书面化的词语，正统的字书、韵书中亦屡见记载。而“姥姥”的音义却均来自方言，并且在那些重要的字书、韵书中并未载录其“外祖母”这一用法。

其次，“姥姥”和“外婆”谁的使用范围更广？不管历史状况如何，现代汉语“姥姥”和“外婆”都成了我们最常用的亲属称谓词，那它们到底谁的使用更为广泛呢？之前有许多网友认为“姥姥”是北方方言，“外婆”是南方方言，这种一刀切的看法似乎太过笼统，而且容易误导人们产生片面的南北方言界限，因此并不利于问题的分析。为弄清事实，我们利用《汉语方言地图集·词汇卷》对两个词的分布作了考察，发现“姥姥”一词主要分布在以北京、天津为辐射中心的山西大部、河北北部、河南北部等地区，此外在内蒙古中部（呼和浩特）、辽宁、吉林等地还有零星分布，而包括青海（西宁）东部、江苏西北部（宿迁）、台湾、海南、云南北部等在内的我国西北、西南、东南、中部和南部等大部分地区都使用“外婆”一词。分布上的对比，可以明显看出“姥姥”是北方方言，而“外婆”不仅仅是南方方言，它在分布上占有绝对的优势。此外，我们还注意到，“外婆”出现的早期文献中，《容斋随笔》的作者洪迈是江西鄱阳人，诗人黄庭坚是江西九江人，《法苑珠林》的作者道世则是陕西西安人，这反映出“外婆”在产生之初其分布已然较广，且后来的流传范围也越来越广；而“姥姥”出现的早期文献，《宛署杂记》记录的是今北京一带的方言，其流传范围相对较窄。根据两个词语在分布上的差异，我们大致可以断定，长期以来，“外婆”的通行度都要高于“姥姥”。当然，由于“姥姥”出现的时间要晚得多，其在汉语及其方言中的影响力固然没有“外婆”那样深远，这是其在分布上处于劣势的重要原因。

从上述两个方面看，历史语言中的“外婆”比“姥姥”通行时间更长久，进入书面语的时间也更早；而在现代汉语中，“外婆”的分布范围也远远大于“姥姥”，以“外婆”为方言“姥姥”为普通话而加以改动的做法，是有悖于语言事实的。有趣的是，課文《打碗碗花》的作者李天芳先生是陕西西安人，这里一直通行的是“外婆”一词，而更改课文用词的上海，其实也只用“外婆”而不用“姥姥”，这正与我们对语言演变的考察结果相一致。至于认为“外婆”与“姥姥”存在方言与普通话的区别，主要是受普通话推广的影响，《现代汉语词典》“外婆”一词明确标注为“（方）”，表示它是一个方言词，而“姥姥”一词没有这样的标注，这似乎成了教材出版者改词的依据。但实际上，“外婆”与“姥姥”孰为方言，孰为通语，历史语言提供的信息与现代人的认知并不一样，且两个词在现代口语和文学作品都有自己的地位和空间，基本并行不悖，正如李天芳先生所言：“这个词不管叫姥姥也好，外婆也好，都在我们认知范围之内。”

因此，我们认为语文编辑或出版者，合理的做法是保持作者的创作原文不变，这既是对作者自身语言特色的尊重，也是对语言客观事实的尊重。如果要从方言与普通话角度来讨论“姥姥”与“外婆”，应该根据汉语及其方言的历史与现状来说明问题，语言的源流演变需要深入的考证，即使在推广普通话的背景下，方言与普通话的甄别仍然要以史为鉴。周恩来总理曾在1958年《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报告中指出：“我们推广普通话，为的是消除方言之间的隔阂，而不是禁止和消灭方言……方言是会长期存在的，方言不能用行政命令来禁止，也不能用人为的办法来消灭。”《人民日报》（2018年6月28日）在评论“姥姥”和“外婆”问题时也转引了这一观点。这一信息，告诫全国教育及出版系统，在编写语文教材或者编纂语文辞书时，应该以科学的语言发展观为指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