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枕书

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11月27日报道，自1960年发行第1卷《论语》以来，丛书共历时58年，该系列丛书广泛收录了思想、历史、文艺等领域的中国古典文献，累计发行了160万册，深受研究人员、历史爱好者和作家等的喜爱。

60年编一套汉文注释书

日媒称，包含了从《论语》等四书五经到《史记》等中国古典代表性文献的《新释汉文大系》（明治书院）全部120卷将在日本于2018年5月发行《白氏文集 十三》之后完结。

报道称，约有150位日本汉学家参与编辑工作，据悉其中超过半数的人没有等到完结就已离世。曾担任丛书编辑的汉学家内田泉之助（已故）于1960年在季报第1号上发表寄语称“估计这将会是世上最后一次出版全本的汉文注释书”、“不管哪一本，都是培养了我国（日本）传统文化的基础汉文典籍”。丛书中除了有现代日语译文外，还附带了详细的语句解释。系列丛书共计120卷和1册附刊，各卷售价在7128～13500日元（约合人民币421.2～797.7元）之间。

除了这一套丛书外，日本明治书院预定从2019年5月开始发行《新释汉文大系 诗人篇》全12卷，书中将收录中国13位具有代表性的古诗人的作品。

百年来，日本一直致力于收集、整理、研究中国文化古卷，并将之视为培养日本传统文化的方式，其历时可追溯到百多年前。

明治十年（1877年）东京大学创立的时候就有“和汉文学科”，后来和、汉两途分离，再从汉学科之中分离出史学。1904年汉学科再分为哲学、文学两个学科，但又历经分分合合，直到1948年才定型为今天的中国文学科、中国哲学科。从1893年开始，汉学科就有三个教授讲座（讲席），中国学界比较熟悉的盐谷温、服部宇之吉、仓石武四郎等大学者都曾担任这个讲座的教授。，从此也形成了以东大为中心的中国文化研究。

东方文化复制计划

1923年3月，日本制定、公布了《对“支那”文化事业特别法》，拟仿美国，用义和团赔款发展中国文化事业，也有意藉此缓和1910年代中期以来日益紧张的中日关系。

1924年末，于北京设立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1925年7月，日本方面任命服部宇之吉、狩野直喜等七位委员。中国方面任命陶萃英、王树枏、柯劭忞等十一位委员。分设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与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开设东方文化图书馆筹备处。

1928年5月，为抗议日本出兵山东，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总委员会委员长柯劭忞辞职，中方委员也集体辞职。

东方文化事业既在中国受挫，日方遂将重心转向日本国内。1928年10月，于东京、京都分设东方文化学院，目的在于“研究及普及‘支那文化”，事业有经营研究所、发表研究及研究资料、复制有益之古书等。东方文化学院下设理事会，管理东京、京都两研究所及古书复制委员。其中东京研究所主任为服部宇之吉，京都研究所主任为狩野之喜，古书复制委员会主任为国宝保存会委员荻野仲三郎，委员有宫内省图书头杉荣三郎、服部宇之吉、安井小太郎、狩野直喜、新村出、内藤虎次郎。

古书复制委员会所刊丛书曰“东方文化丛书”，1930年出版了前三种：《文镜秘府论》、身延山久远寺藏宋刊本《礼记正义》、高山寺藏《庄子残卷》等。

此后，东方文化事业的古书复制计划，又复制图书寮藏正宗寺本《春秋正义》、《玉篇》、宋椠本《毛诗正义》及古钞本《古文尚书》等。

“东方文化丛书”中的《春秋正义》。

对于东方文化丛书，当时中国学界如何评价？杨维新曾云：“忆清末黎纯斋公使刻古逸丛书，将日本所存之吾国珍贵善本，覆刻行世，嘉惠士林，诚非浅鲜。最近日本外务省利用庚款，开办对支文化事业局，已有刊行东方文化丛书之举……将来或能广为覆刻，以公同好，亦意中事。吾国此际内乱正酣，困穷弥甚，追慕先贤，徒增仰止，抑犹有黎纯斋第二其人乎？企予望之矣。”张元濟曾评价当中第八种《毛诗正义》：“精华日显。吾辈眼福可傲古人。”

1929年至1937年完成的九种图书中，经部四种，子部两种，集部两种，史料一种。经部虽占近一半，与其说东方文化事业特重经学研究，不如说考虑到中国已佚而日本犹存、兼顾版本学价值及学术意义等条件，才作此选择。事实上，这四种经籍，的确受到中国学界的关注，当中的两种不久即收入《四部丛刊》续编、三编。

“九·一八”事变之后，时局严重影响到东方文化学院的运营及古书复制事业。日本政府开始认为两处研究所的事业太偏于古代历史文化，既然归外务省管辖，就应该多从事有关现代中国的研究。文化事业部遂提出讨论：两处研究所是否应该持续从前的方针；是否要增加有关现代中国的研究；两处研究所将来所属为何。结果，京都方面表示持续从前方针，愿移交京都帝国大学管理；而东京方面表示愿意增加现代中国研究，且仍由外务省管辖。于是，东西两处研究所就此分裂，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改称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改为东方文化研究所，而一直以来双方合作的古书复制事业也因而终止。

战后对中国文化研究的波折

田仲一成教授是日本学士院“中国文学研究”的代表会员（院士）、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东洋文库图书部长，是战后以东京大学为中心的中国文学研究的最佳代言人。据他介绍，日本学术界在战后有一个整体反思、否定旧学问的过程。

就中国文学研究来说，当时的学者有着“建设战后全新的中国文学学科”的强烈意识，比如东京大学的教授就十分重视“五四”运动以来的通俗文学、民间文学，尤其强调把农民文学、农民歌谣纳入研究视野，而古代文学的学者也把以往被视为“小道”的俗文学放到中心位置，对古典文学的重视程度降低，但八十年代后又重新回潮。

田仲一成说，日本汉学本身的传统是以“日本本位”来研究中国，所做的学问是“为了日本人的汉学”，而《新释汉文大系》的编著诞生，也同样是为着这一目标而做的努力。endprint